黄裳是一代散文名家，钱锺书赞叹其文笔绝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王元化与人谈到黄裳时说：“黄裳是真正的文章高手，他的文章充满真性情，很难有人超过他。”这亦如他的待人接物。黄裳一生爱书、藏书，往来于学界、文坛之间，对人坦诚相待，潇洒无私，赢得朋友甚多。
　　黄裳年轻时受作家、藏书家郑振铎的影响，爱书成癖，开始了古籍收藏。二人有着同癖之好，成为莫逆。有一年，郑振铎发现有很多人买股票赚了钱，觉得这是一个生财之道，就下决心试一试，不料亏得很惨，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每天为家中生计发愁。无奈之下，他只能卖书，以解燃眉之急。黄裳听说后，心中十分难过，就四处筹借书款，想方设法为郑振铎保存下大量藏书，而这笔书债，由于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直到10年后黄裳才还清。黄裳这位散文大家在文章之外的美好性情，令无数文人动容，被人称为“有任侠之风”。
　　黄裳在上海中兴轮船公司做高级职员时，收入不错。当时，黄永玉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黄永玉便搭公共汽车进城找汪曾祺，再一起去找黄裳，于是星期六整个下午到星期天一整天，他们三个都玩在一起。可作为穷教员的黄永玉和汪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而实在是囊中羞涩，只好抱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黄裳却从不嫌弃两个贫友，几十年后，黄永玉回忆说：“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对于我和曾祺这样经常的食客，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和他做朋友如老酒一般，真是越陈越香。”
　　杨绛说：“如果要交最要好的朋友，就应该选择交穷朋友，因为穷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心，一颗质朴干净的心;而富朋友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心，没有在乎你的心。”黄裳深谙此道，所以他甘愿成为一张铁打的“饭票”，像大哥一样宽厚地照拂着黄永玉和汪曾祺。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30岁的学者陈子善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工作，里面涉及的很多人都与黄裳有过交往。有一天，陈子善慕名上门，心中不无忐忑，自己只身前往是不是太冒昧，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找上门去。一见面，说明来意，黄裳便热情地把他迎进屋，又是倒茶又是削水果。黄裳对陈子善的注释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很乐意帮他做一些事情。期间，陈子善还谈到自己喜欢周作人的新诗，黄裳就问他：“周作人有一本《过去的生命》，你看过吗？”陈子善说自己没看过，也还没来得及去找。黄裳转身就到自己的书架上抽出这本书赠送给他。从此，二人成了忘年交，交往30余年。陈子善因特别喜欢黄裳，后来成了黄裳研究专家，编著了《爱黄裳》一书。陈子善说：“爱书之人多受惠于这位前辈，所以有那么多人爱黄裳！”
　　黄裳和周汝昌是南开中学同学，同住一屋，经常谈的话题就是《红楼梦》。后来，周汝昌走上“研红之路”，收藏典籍无数的黄裳慷慨地把书拿给他看，周汝昌据此写出很多红学论文，时任《文汇报》编委的黄裳努力在报上为他刊登。周汝昌写出《红楼梦新证》一书，黄裳跑前忙后，帮他联系出版的事情，方得以顺利印行。周汝昌出版《献芹集》，黄裳当仁不让为之作序推荐。有一次，黄裳问周汝昌：“我們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词呀，这怎么办？”一句话提醒了周汝昌，他经过琢磨之后，告诉黄裳说：“我想造一个新字，叫Redology！Red的意思是‘红’，而ology正是表示‘学科’‘学术’意义的英语词根。”从此才有了“红学”英译词，这也成为他们的一段友谊佳话。周汝昌说：“我虚长黄裳1岁，从青春少年到耄耋白发，70多年的深厚交谊中，我感到他有超俗的天赋，聪明智慧过于常人，他性情正直爽快，替我担待，帮助我最多。”
　　黄裳不愧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的女儿容洁也说：“母亲晚年每天有近千元的医疗费，那时母亲的单位已经倒闭，大部分费用必须自理。年近八十的父亲没有对我和妹妹提半个钱字，他卖掉了他的藏书和收集了半辈子的名人字画，去换得母亲一日又一日的生命和少一点儿的病痛。一直对父亲花太多钱买老书大有意见的母亲，临终前对自己的挚友说，‘这辈子对我最好的是老头子’。父亲知道后大哭。”
　　作家李辉说：“想想看，黄裳若不是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情趣的人，又焉能在戏剧、新闻、出版等多领域结交八方俊杰？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乃至旧书店的老师傅，几乎都成了他的挚友。”文品如人品，只有重情重义的人才能写出字字珠玑的好文章，才能以人性最质朴最纯真的感情感动世人。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