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不是我们中间的陌生人，也不是过客，你是我们的儿子，我们诚挚爱戴的人。
　　——纪伯伦《先知》
　　那一日，我坐在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里，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映射进来，有些晃眼。党史办的同志将一张从《中共永安组织史资料》中复印下来、印有我父亲“叶国兴”名字的纸页递给我。我端详了良久，感慨万千，手竟微微有一些颤抖。“永安、西洋”，这简单的四个字却连接着父亲长长的一生。它使我相信，这世界是真实地存在着一种深情的。不然，何以连西洋古道上的一枚被风轻轻卷起的落叶，都在父亲晚年的梦中如此缱绻？
　　党史办的同志热忱地说：“你来一趟不容易，我已联系了镇政府，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西洋吧！”
　　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我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远方。逶迤山川，早已被秋色所染，地連阡陌，相映成画。平日间世事丛杂，劳碌终岁，疲惫的心总裹着厚茧，陀螺般飞旋在生活的表层。而此刻，尘虑却，俗务摒，我只愿自己被一份纯真的追忆牵引，洞穿漫长时光的层层覆盖，回到美好的从前。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爸，我来了，您知道吗？
　　是的，我来了，我真的来了。在父亲一生绵延无尽的诉说中，在我童年缝缝补补的想象里，这片土地曾经离我那么远，又那么近。它仿佛是一根无形的精神脐带，深深地维系着我，滋养着我，永远割舍不断。我最初理解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人生价值”和“世间冷暖”都与之有关。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父亲赋予我的。
　　父亲最初的那个梦留在了这里。1947年，15岁的他怀揣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背起简单的行囊，从出生地大田只身一人来到省立永安师范学校就读。三年的时光，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从一个羞涩的大男孩，成长为校学生会主席，领导了规模不小的学生“反饥饿、反压迫”学潮运动，初显了学生领袖的才能。从家里一本发黄的影集里，我曾见过父亲年轻时潇洒的英姿，学生装，中分头，意气风发，不禁让人对他们如火如荼的青春羡慕不已。
　　三年学业结束之后，父亲和同学们一道高亢地唱着《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中。那是父亲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他努力工作，渴望用自己所学，为一个在战乱中诞生的新中国服务。
　　父亲常说，永安这块土地是一片神奇而多情的土地，山川壮美，人杰地灵。他曾引用《永安县志》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它：“至永安，见其山川雄峻开朗，将为人文奥区也。”他说，这里的人居住分散，屋场多半依山傍水。在屋场的背后，往往有一株或几株参天的古榕、古樟、古枫挺立着，以示岁月之深沉，人丁之繁发，风水之上佳。在每一个大姓的屋场，必有一家古老的祠堂，里头修有神龛，设有天井，建有戏台，分布着左右厢房。以往当地出了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祠堂的标识便多有旗杆、石狮、照壁、雕花门楼相衬，甚是醒目。
　　永安又仿佛有一种巨大的磁场，让人置身其中，就会特别地崇拜英雄，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奉献出青春和所有的一切。在踏上永安旅程之前，我细细翻阅了永安沧桑的历史，终于开始理解了父亲所说的这个“磁场”是什么。
　　永安居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过渡地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连接闽西、闽北苏区的战略通道和向外扩展的重要战略基地。它曾被毛泽东划定为红四军“筹款区域”，被中央局称为“根据地”，也成为当时陆路的红色地下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父亲后来工作的西洋乡，是该秘密交通生命线上连接闽西苏区的重要枢纽。在那段血与火淬炼的岁月里，中央红区和福建地方红军纵横驰骋，用鲜血和生命，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书写了红色经典。勤劳勇敢的永安苏区人民，不畏牺牲，排除万难，积极支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永安师范毕业之后，父亲先后在永安县委土地改革工作队、三元县委土地改革工作队工作了两年，从宣传干事、组员做到工作组组长，然后来到了西洋乡继续参与土改工作，后任西洋乡党委副书记。那时候，永安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土匪猖獗，各种反动势力残余随时可能反扑，工作的环境特别恶劣。但是，他们乡公所一帮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他们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群众春耕、夏收、打山猪、剿匪;筹划成立西洋首家文化站、邮电代办所，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西洋被作为永安县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试点，为做好宣传工作，父亲挨家挨户地上门发传单，宣讲政策。那时候，他一人挂钩了四个村。居民居住分散，有的还在高山上。他早出晚归，布鞋都磨破了好几双。他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曾经看到当时他写过的一首诗歌，提到了“脚踏车”“星星”“萤烛”“竹笠”，提到了“八岬岭的晨光”和“皇公山的落日”。你可以想象，那山高水远的一路风尘，何其的辛苦！他之所以铆足劲儿，付出比别人多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社会，爷爷是地主、工商业主兼国民党员，叔公曾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出身问题就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始终羁绊着父亲。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切。由于他的积极肯干及出色的表现，1952年底，党组织批准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一岁。
　　入党宣誓的那天深夜，父亲一个人悄悄地跑到乡公所门前的那棵大樟树下，号啕大哭了一场。这一天真的让他永生难忘。在纸页泛黄的档案资料中，我看到了父亲手书的入党志愿书，字迹工整端正。在这份志愿书中，他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受旧时代家庭的影响所产生的思想局限，比如不应该占公家的便宜，用有函头的公文纸书写家书等。同时，表达了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受党教育、为人民工作的强烈愿望，言语恳切，委婉深情。父亲说，入党是他人生的一件大事，他很感激这里的人们，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们勇敢地站出来，面对党内个别人的质疑与指责，证明他的清白与对党的忠诚。他因此感念一生。他说，他们是他的亲人，这里就是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