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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也是叶圣陶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相较于时间维度，从空间转移的角度看倪焕之的生活道路显然更为切合。在“城镇—乡镇—上海”的空间转移过程中，倪焕之完成了三个“有望—无望—有望”的互文叙事，这正是他追求真理，勇往前行的证明。
【关键词】《倪焕之》;空间转移;互文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06-0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马湖作家与情感教育观互文研究”（项目编号：20ZWD001）;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白马湖作家群同题散文创作情感互文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CX20_2868）。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掀起空间理论的热潮，在此之下，叙事研究也生长出了“空间”的枝丫。空间摆脱先前布景板的地位而跃至眼前，以研究对象的身份强势出现。作为代表时代的扛鼎之作，《倪焕之》存在颇多值得诠释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又发生了相互间的指涉与对话形成一个高度互动的系统，文本意义潜势的新的疆域也在这种互动中得以生成。
一、空间转移——“城镇—乡镇—上海”的生活道路
从表面上看，《倪焕之》是一部时间性极强的长篇小说，它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时代风貌，前后整整有十一年之久。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达成共识—— 《倪焕之》的一大突出成就便是“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展示了他所走的生活道路”[1]。然而，若将小说单纯以时间为主要划分依据，难免使之显得有为时代而写时代之意，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不能立體地展现主人公所走的人生之路。
突破单一时间维度，将《倪焕之》放置于时空二维坐标系中，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时间线被空间化了。以空间为基准，小说可直接分为在城镇（即倪焕之家乡）、在乡镇、在上海三个部分。主人公在这三个空间里依次转移，他所走的不仅是地理层面的道路，更是他的生活道路。龙迪勇指出，“空间或‘地方’，也确实与‘人’之所以成为‘某人’的‘自我’或‘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2]。因此，以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倪焕之与成长与生活显然更为合适。
小说开篇即是一片黑暗的天色，倪焕之乘船离开家乡前往新的乡镇，四周“浓云”“田亩”“村屋”都被笼罩在黑暗中，“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望去象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乱的头发”[3]。此处的空间描写看似客观，其实是叙述者引导读者进入了倪焕之的眼光，看倪焕之所看，感倪焕之所感。这鬼气森森的场景正是倪焕之内心一直挥不去的阴沉与焦躁，他在家乡过着“烦闷的生活”[4]，恰如现在所处的这片黑暗。
当倪焕之第一脚跨上岸之时，意味着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人生也开始了全新的篇章。不同于来乡镇前的黑暗，倪焕之初到乡镇学校的第一个早晨，推开窗：蔬菜青青，水光粼粼，一切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船只正在启航，麦苗正在勃发，他也正在开始新的生活。湖面辽阔，远山绵延与天接，恰是象征了他的施展空间无限广大。
戴维·哈维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空间的同时，也使得空间拥有了实践的含义。倪焕之来乡镇这个空间的目的，是为了与蒋冰如一道教育改革。他们企图通过个别人的力量来重构整个乡镇的风貌。原先封闭、旧式的乡镇成了倪焕之的实践对象，而一个新型的“模范的乡镇”则是他的理想目标。在这个空间里，他用行动践行着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理想家园。
但现实总与想象不同，倪焕之的实践失败了，他感到生活宛如一潭沉寂的死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死水突然潮起，倪焕之蒙眬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于是他只身前往都市——上海。不同于相对静态的乡镇空间，倪焕之在“东方大都市上海”面对的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对于上海的环境描写，文中多次出现“急雨”“大雨”“重云”等带有浓厚革命意味的词汇，倪焕之受其感召，逐步走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倪焕之突破了先前知识分子惯常的俯视眼光，看到了工人、农民的智慧与力量，他逐渐明白了革命者王乐山所说的“组织说”并以融入的形式参与其间。
从1916年至1927年，倪焕之转移了“城镇—乡镇—上海”三个不同的空间。“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茅盾在《读〈倪焕之〉》中给倪焕之的生活道路做了最好的概括。
二、空间转移下的互文叙事——“有望—无望—
有望”的叙事结构
受巴赫金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影响，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与小说》中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在其后《封闭的文本》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每一个“文本的空间”构成，都源于“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汇，相互中和”[5]，他们彼此投射又相互映照。
《倪焕之》的互文表现之一为小说内部空间转移下不同叙述层面的相互指涉。
在城镇之时。倪焕之成功说服父亲打消了让其考电报生的念头，并得以继续求学直至中学毕业，这让他对今后的生活充满盼头。但由于没钱升学，又无法进入政界或军界，倪焕之无奈之下只得当了小学教员。他认为从事教育事业是堕落的，因此对生活感到无望。从教三年后，倪焕之受同事影响，开始喜欢教育，并以其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此期间，倪焕之经历了“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
在乡镇之时。倪焕之不仅与热心教育的蒋冰如校长志同道合，还遇到了美丽的女师范生金佩璋，彼此情投意合。中期，倪、蒋二人的教育改革措施遭到当地势力的打压以及城镇居民的误解，举步维艰。此外，金佩璋婚后变得锱铢必较、裹足不前，他们的生活常伴着烦心琐碎的小事。就在倪焕之的教育理想与婚姻生活都冻至冰点之时，革命者王乐山出现了，他的所见所闻与批评指点使倪焕之燃起新希望，打算去往更广大的上海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倪焕之又经历了一个“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 在上海之时。倪焕之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各类革命宣讲，构设出“做个革命的教育者”的新想法。但随之而来的一场“风暴”使得革命领袖王乐山惨遭于难，自己又重病缠身，教育救国变为一纸空谈。他仿佛陷入万丈深渊，每天借酒浇愁却只是愁上加愁。弥留之际，倪焕之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但他不愿就此终结，于是，他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妻儿身上。结尾处，金佩璋也的确是按着倪焕之的意愿，走上了他所期望的革命之路。至此，倪煥之第三个“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得以完成。
《倪焕之》以三个完整的“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结构全文，虽然每一个“有望—无望—有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无法一一对应，各部分的笔触也或细致精巧或粗疏阔大，但其在叙述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形成互文。
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6]可以说，倪焕之的“有望—无望—有望”的背后渗透的是叶圣陶本人在那个国家飘摇的特殊时期的“有望—无望—有望”，其中有代表意义的是1911—1918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圣陶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斗争的洪流，渴望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以此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苏州的复兴带来的并不是欣欣的气象，“倒马桶的农人依然做他们的倾注涤荡的工作，小茶馆里依然坐着一面洗脸一面打呵欠的茶客。只有站岗巡警的衣袖上多了一条白布”，[7]一切几乎照旧，民众依然在沉睡。这个事实被直接映照进了《倪焕之》中，除了“他（倪焕之）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8]。紧接着，二次革命的惨烈失败，北洋政府的专制暴政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斗争形势风云急转，叶圣陶先前昂扬的斗志也随之而散，空留下心灰与意冷。正是基于辛亥革命前后叶圣陶的心历路程，才有了倪焕之的“随即失望了”“感到了人生的悲哀”。[9]但在这失望悲哀之后，叶圣陶“开始反思自己的气质与优长，寻找能够适合自我发展的途径”，走出旧文学，凫进文学《思潮》，逐渐踏上了对现实人生的写作之旅，《倪焕之》也因此得已现世。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在古汉语中，“三”有“众多”，“多数”之意，三个循环的“有望—无望—有望”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一个多次探索、不断追求的过程。一方面，对倪焕之而言，他肉体的死亡与事业的未完看似是一场失败，但他那“有望—无望—有望”的不断重复恰是他否定自己，追求真理，勇往前行的证据。小说文至结尾，文本空间内的时间逐渐趋同于现实空间，而叶圣陶此时恰好也在上海，这又使得文本空间多了几分向现实空间打开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马宏柏.试论《倪焕之》的后十章[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4）.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4][6][8][9]叶圣陶.倪焕之//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5]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封闭的文本[M].北京：三联书店，2016.
[7]叶圣陶.苏州“光复”//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5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关键词】《倪焕之》;空间转移;互文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06-0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马湖作家与情感教育观互文研究”（项目编号：20ZWD001）;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白马湖作家群同题散文创作情感互文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CX20_2868）。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掀起空间理论的热潮，在此之下，叙事研究也生长出了“空间”的枝丫。空间摆脱先前布景板的地位而跃至眼前，以研究对象的身份强势出现。作为代表时代的扛鼎之作，《倪焕之》存在颇多值得诠释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又发生了相互间的指涉与对话形成一个高度互动的系统，文本意义潜势的新的疆域也在这种互动中得以生成。
一、空间转移——“城镇—乡镇—上海”的生活道路
从表面上看，《倪焕之》是一部时间性极强的长篇小说，它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时代风貌，前后整整有十一年之久。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达成共识—— 《倪焕之》的一大突出成就便是“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展示了他所走的生活道路”[1]。然而，若将小说单纯以时间为主要划分依据，难免使之显得有为时代而写时代之意，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不能立體地展现主人公所走的人生之路。
突破单一时间维度，将《倪焕之》放置于时空二维坐标系中，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时间线被空间化了。以空间为基准，小说可直接分为在城镇（即倪焕之家乡）、在乡镇、在上海三个部分。主人公在这三个空间里依次转移，他所走的不仅是地理层面的道路，更是他的生活道路。龙迪勇指出，“空间或‘地方’，也确实与‘人’之所以成为‘某人’的‘自我’或‘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2]。因此，以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倪焕之与成长与生活显然更为合适。
小说开篇即是一片黑暗的天色，倪焕之乘船离开家乡前往新的乡镇，四周“浓云”“田亩”“村屋”都被笼罩在黑暗中，“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望去象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乱的头发”[3]。此处的空间描写看似客观，其实是叙述者引导读者进入了倪焕之的眼光，看倪焕之所看，感倪焕之所感。这鬼气森森的场景正是倪焕之内心一直挥不去的阴沉与焦躁，他在家乡过着“烦闷的生活”[4]，恰如现在所处的这片黑暗。
当倪焕之第一脚跨上岸之时，意味着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人生也开始了全新的篇章。不同于来乡镇前的黑暗，倪焕之初到乡镇学校的第一个早晨，推开窗：蔬菜青青，水光粼粼，一切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船只正在启航，麦苗正在勃发，他也正在开始新的生活。湖面辽阔，远山绵延与天接，恰是象征了他的施展空间无限广大。
戴维·哈维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空间的同时，也使得空间拥有了实践的含义。倪焕之来乡镇这个空间的目的，是为了与蒋冰如一道教育改革。他们企图通过个别人的力量来重构整个乡镇的风貌。原先封闭、旧式的乡镇成了倪焕之的实践对象，而一个新型的“模范的乡镇”则是他的理想目标。在这个空间里，他用行动践行着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理想家园。
但现实总与想象不同，倪焕之的实践失败了，他感到生活宛如一潭沉寂的死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死水突然潮起，倪焕之蒙眬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于是他只身前往都市——上海。不同于相对静态的乡镇空间，倪焕之在“东方大都市上海”面对的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对于上海的环境描写，文中多次出现“急雨”“大雨”“重云”等带有浓厚革命意味的词汇，倪焕之受其感召，逐步走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倪焕之突破了先前知识分子惯常的俯视眼光，看到了工人、农民的智慧与力量，他逐渐明白了革命者王乐山所说的“组织说”并以融入的形式参与其间。
从1916年至1927年，倪焕之转移了“城镇—乡镇—上海”三个不同的空间。“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茅盾在《读〈倪焕之〉》中给倪焕之的生活道路做了最好的概括。
二、空间转移下的互文叙事——“有望—无望—
有望”的叙事结构
受巴赫金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影响，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与小说》中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在其后《封闭的文本》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每一个“文本的空间”构成，都源于“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汇，相互中和”[5]，他们彼此投射又相互映照。
《倪焕之》的互文表现之一为小说内部空间转移下不同叙述层面的相互指涉。
在城镇之时。倪焕之成功说服父亲打消了让其考电报生的念头，并得以继续求学直至中学毕业，这让他对今后的生活充满盼头。但由于没钱升学，又无法进入政界或军界，倪焕之无奈之下只得当了小学教员。他认为从事教育事业是堕落的，因此对生活感到无望。从教三年后，倪焕之受同事影响，开始喜欢教育，并以其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此期间，倪焕之经历了“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
在乡镇之时。倪焕之不仅与热心教育的蒋冰如校长志同道合，还遇到了美丽的女师范生金佩璋，彼此情投意合。中期，倪、蒋二人的教育改革措施遭到当地势力的打压以及城镇居民的误解，举步维艰。此外，金佩璋婚后变得锱铢必较、裹足不前，他们的生活常伴着烦心琐碎的小事。就在倪焕之的教育理想与婚姻生活都冻至冰点之时，革命者王乐山出现了，他的所见所闻与批评指点使倪焕之燃起新希望，打算去往更广大的上海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倪焕之又经历了一个“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 在上海之时。倪焕之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各类革命宣讲，构设出“做个革命的教育者”的新想法。但随之而来的一场“风暴”使得革命领袖王乐山惨遭于难，自己又重病缠身，教育救国变为一纸空谈。他仿佛陷入万丈深渊，每天借酒浇愁却只是愁上加愁。弥留之际，倪焕之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但他不愿就此终结，于是，他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妻儿身上。结尾处，金佩璋也的确是按着倪焕之的意愿，走上了他所期望的革命之路。至此，倪煥之第三个“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得以完成。
《倪焕之》以三个完整的“有望—无望—有望”的过程结构全文，虽然每一个“有望—无望—有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无法一一对应，各部分的笔触也或细致精巧或粗疏阔大，但其在叙述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形成互文。
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6]可以说，倪焕之的“有望—无望—有望”的背后渗透的是叶圣陶本人在那个国家飘摇的特殊时期的“有望—无望—有望”，其中有代表意义的是1911—1918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圣陶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斗争的洪流，渴望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以此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苏州的复兴带来的并不是欣欣的气象，“倒马桶的农人依然做他们的倾注涤荡的工作，小茶馆里依然坐着一面洗脸一面打呵欠的茶客。只有站岗巡警的衣袖上多了一条白布”，[7]一切几乎照旧，民众依然在沉睡。这个事实被直接映照进了《倪焕之》中，除了“他（倪焕之）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8]。紧接着，二次革命的惨烈失败，北洋政府的专制暴政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斗争形势风云急转，叶圣陶先前昂扬的斗志也随之而散，空留下心灰与意冷。正是基于辛亥革命前后叶圣陶的心历路程，才有了倪焕之的“随即失望了”“感到了人生的悲哀”。[9]但在这失望悲哀之后，叶圣陶“开始反思自己的气质与优长，寻找能够适合自我发展的途径”，走出旧文学，凫进文学《思潮》，逐渐踏上了对现实人生的写作之旅，《倪焕之》也因此得已现世。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在古汉语中，“三”有“众多”，“多数”之意，三个循环的“有望—无望—有望”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一个多次探索、不断追求的过程。一方面，对倪焕之而言，他肉体的死亡与事业的未完看似是一场失败，但他那“有望—无望—有望”的不断重复恰是他否定自己，追求真理，勇往前行的证据。小说文至结尾，文本空间内的时间逐渐趋同于现实空间，而叶圣陶此时恰好也在上海，这又使得文本空间多了几分向现实空间打开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马宏柏.试论《倪焕之》的后十章[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4）.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4][6][8][9]叶圣陶.倪焕之//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5]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封闭的文本[M].北京：三联书店，2016.
[7]叶圣陶.苏州“光复”//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5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