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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迪士尼于1998年、2004年、2020年相继推出动画版《花木兰》《花木兰2》以及真人电影《花木兰》，由此形成系列影片。从动画版丹凤眼、吊梢眉的木兰，到真人版选用极具中国古典美的华人演员刘亦菲;从忠孝两全的平凡木兰，到拥有“气”的超级英雄木兰，迪士尼挪用中国元素和文化符号重新塑造了融合东西方价值观念的木兰形象，也构建了“他者”视野下虚拟魔幻的中国形象。尤其在真人版电影中中国文化与历史出现了被误读以及符号混搭的情况，说明时代语境对中国形象域外构建提出的新要求更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全球审美只有与中国元素有机融合，才能生出强大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花木兰》;系列电影;中国形象;花木兰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02
自《木兰辞》开始，木兰的故事历经民歌、诗词、小说、戏剧、电视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的媒介表达，形成了庞大的故事谱系，最终成为凝结了国家与民族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符号。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华，反映了某个特定社会或群体特有的精神、物质与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特质”[1]。花木兰形象及其故事之所以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是因為其所蕴含的忠孝思想、女性意识及英雄情结等价值内涵在历代的改编中不断被丰富，凝结着民族的文化内蕴。木兰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国形象的符号建构载体，且通过跨时代的解读逐渐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
1998年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成为中国文化符号走向全球化的典范，花木兰被称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迪士尼公主，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喜爱。好莱坞于2004年再次推出关于花木兰故事的衍生剧《花木兰2》，但在中国大陆反响平平，甚至没有公映。2019年12月5日，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预告片曝光，其中的木兰形象再次引起大众关注，也由此形成系列影片。出乎意料的是，外媒、海外观众和国内的评价呈两极分化，在国外，烂番茄专业评分拿到77%的新鲜度，但在国内其口碑却直逼烂片行列，目前豆瓣评分稳定在4.9分，1星占比高达17.9%。
影片中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误读，被大量中国观众视为故意挪用中国文化元素。或许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较之于真人版《花木兰》，两部动画版影片再现中国传统文化时没有刻意拼接和过分堆砌异域元素，而是构筑了一个以美式思想为底盘的较完整的‘中国化故事’。”[2]因此，打通研究三部影片，分析迪士尼塑造中国故事的话语共谋呈现出了怎样的断崖式滑坡态势是有必要的。
1 木兰形象：从忠孝两全的平凡女性到被神化的超级英雄
《木兰辞》一开始就介绍木兰是一个“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古代中国传统女性，她以孝为先，刚柔并济。大敌当前，她在年迈的父亲即将应征入伍时选择了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全诗重点刻画木兰出征前的各种准备，出征途中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以及征战胜利回家之后的团聚场景。而征战过程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危险处境以及木兰的英雄事迹被一笔带过。木兰虽然成为孝女的榜样，但她最终拒绝做官，褪去光环而还乡，重新回归传统，正是时代语境的合理要求。
《木兰诗》是典型的“召唤结构”文本，其叙事留下了大量空白，故事中木兰从军十二年的时间跨度为后世对木兰故事及木兰形象的再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迪士尼在创作第一版动画电影《花木兰》时就对木兰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较大的改编，木兰从遵从儒家伦理文化的传统淑女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大咧咧的假小子。在木兰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原始木兰身上的忠孝思想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完美碰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融合体。《花木兰2》作为第一部木兰动画的衍生剧，脱离了原来的情节进行再次创新。影片中木兰继承了前者的形象，征战之后辞官归乡并且准备和李翔成婚，但在即将成婚之时接到了圣旨，皇帝要求她以将军的职位和李翔一起护送三位公主前去和亲，她聪明机敏，在途中化解了各种矛盾并最终帮助三位公主摆脱了和亲的命运，获得了自由和幸福。虽然影片的核心主题依旧是追求个人自由和命运的美式思想，但她在影片中还是那个依靠自身智慧和努力得到周围人认可的花木兰。
反观真人版影片中的木兰，她没有继承系列影片的设定，而像是天赋型选手一样闪亮登场，拥有强大的“气”，只是囿于想要运用“气”必须承认自己女性身份的前提，她选择深藏自己的天赋，因为一旦暴露，会被人当作女巫放逐。最终木兰在战争中克服世俗观念，选择主动暴露自己，以女性身份示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完成了拯救君王和国家的使命。这个花木兰和《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等美国大片里的主角没什么不同，他们天赋异禀，异于普通人，注定要成大事，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缘而已。
迪士尼的花木兰与《木兰辞》中的中国木兰渐行渐远，这一形象的转变体现出了中美文化体系的差异以及中西视角对木兰传说主题内涵的不同理解。首先，《木兰辞》中花木兰的一系列报国、辞官、还乡等行为，在中国的语境下，代表的是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忠孝精神。但西方人崇尚自由平等、个人价值，无法与之产生深刻共鸣。为了影片的全球化传播，迪士尼以其国际视野，迎合现代观念，将第一版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主题提炼为“做自己”。其次，相比动画电影《花木兰》，真人版的主题又作出了进一步推进和提炼。真人版电影的主题是女性主动接受自己的身份，才能真正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这个主题无疑是符合当下女权大潮的，但拥有“气”的木兰是美式的超级英雄，她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却不再是孝敬父母、报效国家的中国木兰了。
主题的转变使中国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在影片中被淡化。木兰故事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忠于国家、孝敬父母。但在迪士尼的真人影片中，花木兰有了超能力，抵御外敌轻而易举，对到底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却只喊了喊口号，浅尝辄止。归根到底，迪士尼只是将找寻自我认同、“忠、勇、真”的个人英雄主义表达和女性主义独立大旗强安在一个“中国故事”之上，真正该被阐释的中国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涵并没有传达给观众。 2 花木兰系列影片里中国形象的演变
2.1 东方幻觉下的乌托邦化中国
首先，是对中国礼制与封建等级观念的想象。好莱坞在欧美文化体系的影响下，将自由平等的观念融入木兰系列影片，将中国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解读为现代化的民主平等。譬如，动画版木兰与木须共同将敌人打败后，皇帝站在全城百姓面前感激地对木兰说“你救了我们所有人”，并向她鞠躬致谢。《花木兰2》中更有木兰和李翔收到圣旨没有下跪接旨，以及木须藏在雕像中假装神仙显灵迫使蒙古君王跪下向木兰答应不再和亲的情节。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礼制和等级观念的误读及乌托邦化想象。
其次，是对中国开明君主及父权宗族家长制的想象。影片以对开明君主与家长的想象来体现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合理性。例如，影片中花木兰在饭桌上与父亲争辩，劝阻父亲参军;木兰在接受闺训失败后郁郁寡欢时，父亲鼓励她“你瞧，今年的花开得多好啊，可是你看，这朵还没开，不过我肯定它开了以后，将会是万花丛中最美的一朵”;花木兰从军动机从单纯孝顺父亲、忠于国家，转变为实现自我价值、寻求自我;皇帝被救后，立刻以宰相职位授予女性身份的花木兰，“皇帝的开明与权力的专制于此构成了奇特的悖论存在”。
最后，是对祖先形象与祖先崇拜心理的想象。迪士尼公司的电影叙事风格向来具有强烈的娱乐化和幽默化倾向，因此，中国神圣、庄严的祖先形象以及祖先崇拜心理在影片中以娱乐化和通俗化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美式低语境幽默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的一贯风格，为祖先的形象增加了趣味性，但却失去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
迪士尼电影面向全球，从来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对中国历史来说，朝代的区分十分关键，但放到全球的范围来看，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并不重要，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朝代和现代的中国一样，都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整个文化背景的维度扩大了，细节就变得无关紧要。因此，作为东方幻觉下的想象物，“中国元素呈现为‘去时间化’和‘去历史化’的‘空间化’表述”[3]，这在真人版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2 猎奇视角下的魔幻神秘化中国
首先，真人版《花木兰》中出现了大量的东方猎奇景观。事实上，在两部动画版电影中，同样有着大量的东方猎奇景观，但对于动画版来说，一句“古老的东方”就能概括背景，只引用中国元素即可，《功夫熊猫》就是成功的例子。并且动画版《花木兰》加入了木须龙、小蟋蟀等行为活泼搞笑的“动物伙伴”，加上迪士尼一贯的歌舞桥段，打造了一个合家欢童话故事。但真人版则不然，尤其是像《花木兰》这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故事，人物与历史背景缺一不可。因此，当影片的故事背景固定在北魏时期的鲜卑与柔然的民族纷争时，它势必就要承担是否符合史实的指摘。但在真人版《花木兰》中，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想象显而易见，各个朝代的物件、场景以符号混搭的形式屡屡出现。历史细节的错漏，充满了西方人文化挪用的傲慢和对中国的刻板歧视。
其次，中国文化理念被妖魔化呈现。影片受制于现下微妙的中美政治关系、民族文化体系差异等因素，原本试图以女性主义和中国元素讨好全球观众，最终却走入了表达误区。例如，电影中导演借鉴《功夫熊猫》中“氣”的运用，赋予木兰天生的“气”，但从其阐释来看，它更像是一种超能力，而不是中国文化中“气”的含义。在中国文化中，“气”的概念比较复杂，既有武侠文化中的内功之意，也可以理解为经过长期修炼，能助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一种能量。但无论如何理解，“气”都不会让人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它不是英勇杀敌的神力，更不足以诠释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精神内核。花木兰直面真实身份才能运用“气”的设定，更使影片具有了超自然的魔幻色彩。同时，为了正邪二元对立，迪士尼凭空创造了女巫角色，影片中的女巫无所不能，但她却没有直接杀掉皇帝，而是最终为救木兰死于普通剑下。扁平化的人物形象、低幼化的正邪二元对抗、异域的故事场景、暗黑风的人物外形风格，看似新奇的“表皮”下实则是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呈现。
3 中国形象的自我建构与反思
西方政客和部分媒体在疫情期间炮制了“中国威胁论”“病毒源头论”“中国隐瞒论”“口罩外交论”，他们并没有真正尝试理解中国的制度和模式，而是简单粗暴地将之归为异类，极尽指责。同样，迪士尼的真人版《花木兰》电影，“既有过分追求商业效应、刻意杂糅异域文化元素的迷误，又有主动或被动加入文化族群博弈导致的对他国传统文化的恶意误读”，影片对中国乃至其他东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花木兰系列电影必然呈现出话语共谋上的滑坡态势。迪士尼复制粘贴的英雄模板不再万能，失去中国“灵韵”的花木兰只能成为商业模式下的造梦工具，神与魔不能代表东方符号背后历经千年的传统底蕴。要讲好中国的传奇故事，还需要我们自“掘”而起。
人民日报在《流浪地球》上映后，评论其体现的是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观众能通过电影清晰明了地感受到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因此，要输出民族文化，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既要“以‘自我形象’的成功构建和有效传播，影响他国读者和观众，还要从‘他者形象’中发现国家形象构建的得失，反思自身，引起警醒，激发我们建构当今中国形象的使命意识”[4]。
4 结语
在迪士尼杂糅着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与东方主义想象向世界输出中国故事时，中国电影应该运用自身文化资源，突破西方东方主义或自我东方化，结合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话语，输出真正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M].五湖传播出版社，2017：145，147.
[2] 傅守祥，袁丹.迪士尼系列电影《花木兰》的话语共谋与文化误读[J].教育传媒研究，2021（4）：80，83.
[3] 林丹娅，张春.性别视角下的迪士尼改编《木兰》之考辨[J].南开学报，2019（1）：160，163.
[4] 徐放鸣.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J].江海学刊，2013（4）：175.
作者简介：王紫依（1996—），女，河南洛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审美文化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形象学视域下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形象研究——以花木兰系列电影为例”成果，项目编号：KYCX20-2149
关键词：《花木兰》;系列电影;中国形象;花木兰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02
自《木兰辞》开始，木兰的故事历经民歌、诗词、小说、戏剧、电视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的媒介表达，形成了庞大的故事谱系，最终成为凝结了国家与民族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符号。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华，反映了某个特定社会或群体特有的精神、物质与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特质”[1]。花木兰形象及其故事之所以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是因為其所蕴含的忠孝思想、女性意识及英雄情结等价值内涵在历代的改编中不断被丰富，凝结着民族的文化内蕴。木兰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国形象的符号建构载体，且通过跨时代的解读逐渐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
1998年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成为中国文化符号走向全球化的典范，花木兰被称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迪士尼公主，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喜爱。好莱坞于2004年再次推出关于花木兰故事的衍生剧《花木兰2》，但在中国大陆反响平平，甚至没有公映。2019年12月5日，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预告片曝光，其中的木兰形象再次引起大众关注，也由此形成系列影片。出乎意料的是，外媒、海外观众和国内的评价呈两极分化，在国外，烂番茄专业评分拿到77%的新鲜度，但在国内其口碑却直逼烂片行列，目前豆瓣评分稳定在4.9分，1星占比高达17.9%。
影片中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误读，被大量中国观众视为故意挪用中国文化元素。或许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较之于真人版《花木兰》，两部动画版影片再现中国传统文化时没有刻意拼接和过分堆砌异域元素，而是构筑了一个以美式思想为底盘的较完整的‘中国化故事’。”[2]因此，打通研究三部影片，分析迪士尼塑造中国故事的话语共谋呈现出了怎样的断崖式滑坡态势是有必要的。
1 木兰形象：从忠孝两全的平凡女性到被神化的超级英雄
《木兰辞》一开始就介绍木兰是一个“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古代中国传统女性，她以孝为先，刚柔并济。大敌当前，她在年迈的父亲即将应征入伍时选择了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全诗重点刻画木兰出征前的各种准备，出征途中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以及征战胜利回家之后的团聚场景。而征战过程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危险处境以及木兰的英雄事迹被一笔带过。木兰虽然成为孝女的榜样，但她最终拒绝做官，褪去光环而还乡，重新回归传统，正是时代语境的合理要求。
《木兰诗》是典型的“召唤结构”文本，其叙事留下了大量空白，故事中木兰从军十二年的时间跨度为后世对木兰故事及木兰形象的再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迪士尼在创作第一版动画电影《花木兰》时就对木兰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较大的改编，木兰从遵从儒家伦理文化的传统淑女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大咧咧的假小子。在木兰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原始木兰身上的忠孝思想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完美碰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融合体。《花木兰2》作为第一部木兰动画的衍生剧，脱离了原来的情节进行再次创新。影片中木兰继承了前者的形象，征战之后辞官归乡并且准备和李翔成婚，但在即将成婚之时接到了圣旨，皇帝要求她以将军的职位和李翔一起护送三位公主前去和亲，她聪明机敏，在途中化解了各种矛盾并最终帮助三位公主摆脱了和亲的命运，获得了自由和幸福。虽然影片的核心主题依旧是追求个人自由和命运的美式思想，但她在影片中还是那个依靠自身智慧和努力得到周围人认可的花木兰。
反观真人版影片中的木兰，她没有继承系列影片的设定，而像是天赋型选手一样闪亮登场，拥有强大的“气”，只是囿于想要运用“气”必须承认自己女性身份的前提，她选择深藏自己的天赋，因为一旦暴露，会被人当作女巫放逐。最终木兰在战争中克服世俗观念，选择主动暴露自己，以女性身份示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完成了拯救君王和国家的使命。这个花木兰和《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等美国大片里的主角没什么不同，他们天赋异禀，异于普通人，注定要成大事，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缘而已。
迪士尼的花木兰与《木兰辞》中的中国木兰渐行渐远，这一形象的转变体现出了中美文化体系的差异以及中西视角对木兰传说主题内涵的不同理解。首先，《木兰辞》中花木兰的一系列报国、辞官、还乡等行为，在中国的语境下，代表的是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忠孝精神。但西方人崇尚自由平等、个人价值，无法与之产生深刻共鸣。为了影片的全球化传播，迪士尼以其国际视野，迎合现代观念，将第一版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主题提炼为“做自己”。其次，相比动画电影《花木兰》，真人版的主题又作出了进一步推进和提炼。真人版电影的主题是女性主动接受自己的身份，才能真正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这个主题无疑是符合当下女权大潮的，但拥有“气”的木兰是美式的超级英雄，她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却不再是孝敬父母、报效国家的中国木兰了。
主题的转变使中国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在影片中被淡化。木兰故事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忠于国家、孝敬父母。但在迪士尼的真人影片中，花木兰有了超能力，抵御外敌轻而易举，对到底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却只喊了喊口号，浅尝辄止。归根到底，迪士尼只是将找寻自我认同、“忠、勇、真”的个人英雄主义表达和女性主义独立大旗强安在一个“中国故事”之上，真正该被阐释的中国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涵并没有传达给观众。 2 花木兰系列影片里中国形象的演变
2.1 东方幻觉下的乌托邦化中国
首先，是对中国礼制与封建等级观念的想象。好莱坞在欧美文化体系的影响下，将自由平等的观念融入木兰系列影片，将中国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解读为现代化的民主平等。譬如，动画版木兰与木须共同将敌人打败后，皇帝站在全城百姓面前感激地对木兰说“你救了我们所有人”，并向她鞠躬致谢。《花木兰2》中更有木兰和李翔收到圣旨没有下跪接旨，以及木须藏在雕像中假装神仙显灵迫使蒙古君王跪下向木兰答应不再和亲的情节。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礼制和等级观念的误读及乌托邦化想象。
其次，是对中国开明君主及父权宗族家长制的想象。影片以对开明君主与家长的想象来体现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合理性。例如，影片中花木兰在饭桌上与父亲争辩，劝阻父亲参军;木兰在接受闺训失败后郁郁寡欢时，父亲鼓励她“你瞧，今年的花开得多好啊，可是你看，这朵还没开，不过我肯定它开了以后，将会是万花丛中最美的一朵”;花木兰从军动机从单纯孝顺父亲、忠于国家，转变为实现自我价值、寻求自我;皇帝被救后，立刻以宰相职位授予女性身份的花木兰，“皇帝的开明与权力的专制于此构成了奇特的悖论存在”。
最后，是对祖先形象与祖先崇拜心理的想象。迪士尼公司的电影叙事风格向来具有强烈的娱乐化和幽默化倾向，因此，中国神圣、庄严的祖先形象以及祖先崇拜心理在影片中以娱乐化和通俗化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美式低语境幽默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的一贯风格，为祖先的形象增加了趣味性，但却失去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
迪士尼电影面向全球，从来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对中国历史来说，朝代的区分十分关键，但放到全球的范围来看，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并不重要，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朝代和现代的中国一样，都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整个文化背景的维度扩大了，细节就变得无关紧要。因此，作为东方幻觉下的想象物，“中国元素呈现为‘去时间化’和‘去历史化’的‘空间化’表述”[3]，这在真人版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2 猎奇视角下的魔幻神秘化中国
首先，真人版《花木兰》中出现了大量的东方猎奇景观。事实上，在两部动画版电影中，同样有着大量的东方猎奇景观，但对于动画版来说，一句“古老的东方”就能概括背景，只引用中国元素即可，《功夫熊猫》就是成功的例子。并且动画版《花木兰》加入了木须龙、小蟋蟀等行为活泼搞笑的“动物伙伴”，加上迪士尼一贯的歌舞桥段，打造了一个合家欢童话故事。但真人版则不然，尤其是像《花木兰》这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故事，人物与历史背景缺一不可。因此，当影片的故事背景固定在北魏时期的鲜卑与柔然的民族纷争时，它势必就要承担是否符合史实的指摘。但在真人版《花木兰》中，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想象显而易见，各个朝代的物件、场景以符号混搭的形式屡屡出现。历史细节的错漏，充满了西方人文化挪用的傲慢和对中国的刻板歧视。
其次，中国文化理念被妖魔化呈现。影片受制于现下微妙的中美政治关系、民族文化体系差异等因素，原本试图以女性主义和中国元素讨好全球观众，最终却走入了表达误区。例如，电影中导演借鉴《功夫熊猫》中“氣”的运用，赋予木兰天生的“气”，但从其阐释来看，它更像是一种超能力，而不是中国文化中“气”的含义。在中国文化中，“气”的概念比较复杂，既有武侠文化中的内功之意，也可以理解为经过长期修炼，能助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一种能量。但无论如何理解，“气”都不会让人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它不是英勇杀敌的神力，更不足以诠释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精神内核。花木兰直面真实身份才能运用“气”的设定，更使影片具有了超自然的魔幻色彩。同时，为了正邪二元对立，迪士尼凭空创造了女巫角色，影片中的女巫无所不能，但她却没有直接杀掉皇帝，而是最终为救木兰死于普通剑下。扁平化的人物形象、低幼化的正邪二元对抗、异域的故事场景、暗黑风的人物外形风格，看似新奇的“表皮”下实则是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呈现。
3 中国形象的自我建构与反思
西方政客和部分媒体在疫情期间炮制了“中国威胁论”“病毒源头论”“中国隐瞒论”“口罩外交论”，他们并没有真正尝试理解中国的制度和模式，而是简单粗暴地将之归为异类，极尽指责。同样，迪士尼的真人版《花木兰》电影，“既有过分追求商业效应、刻意杂糅异域文化元素的迷误，又有主动或被动加入文化族群博弈导致的对他国传统文化的恶意误读”，影片对中国乃至其他东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花木兰系列电影必然呈现出话语共谋上的滑坡态势。迪士尼复制粘贴的英雄模板不再万能，失去中国“灵韵”的花木兰只能成为商业模式下的造梦工具，神与魔不能代表东方符号背后历经千年的传统底蕴。要讲好中国的传奇故事，还需要我们自“掘”而起。
人民日报在《流浪地球》上映后，评论其体现的是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观众能通过电影清晰明了地感受到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因此，要输出民族文化，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既要“以‘自我形象’的成功构建和有效传播，影响他国读者和观众，还要从‘他者形象’中发现国家形象构建的得失，反思自身，引起警醒，激发我们建构当今中国形象的使命意识”[4]。
4 结语
在迪士尼杂糅着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与东方主义想象向世界输出中国故事时，中国电影应该运用自身文化资源，突破西方东方主义或自我东方化，结合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话语，输出真正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M].五湖传播出版社，2017：145，147.
[2] 傅守祥，袁丹.迪士尼系列电影《花木兰》的话语共谋与文化误读[J].教育传媒研究，2021（4）：80，83.
[3] 林丹娅，张春.性别视角下的迪士尼改编《木兰》之考辨[J].南开学报，2019（1）：160，163.
[4] 徐放鸣.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J].江海学刊，2013（4）：175.
作者简介：王紫依（1996—），女，河南洛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审美文化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形象学视域下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形象研究——以花木兰系列电影为例”成果，项目编号：KYCX20-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