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斗争理论，但在其具体实践中，则常常用一个较为通俗的词来表达——翻身。诉诸底层的社会变革，被表述为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的“翻身”运动。乍一看，革命的“翻身”承诺貌似肉身享乐原则下的身体自由支配和消费，事实上，革命与这种身体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格格不入。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身体是阶级意识的物质载体和阶级斗争的核心场域。革命对于身体非常关注，其健康状况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成败。每一个革命者的身体，都被有效地组织动员起来，作为革命事业的生产数据或工具。革命流行语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对于不符合革命需要的身体状态，则必须加以改造,实行的革命化的规训与惩罚。延安时期开始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创造了“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显然有着强大的政治动员、有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和重建社会秩序的功能。在对所谓“二流子”的强制劳动，也给社会生产增加了劳动力，对延安农村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朱鸿召：《改造二流子》，《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电影《红色娘子军》在革命身体规训方面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影片主角是一位名叫吴琼花的女仆。她在恶霸地主南霸天家中受到了虐待，屡次逃离“魔窟”，而每一次被抓回来，都遭到残酷殴打，最后一次被打得昏死在林中。后被红军党代表洪常青所救，来到红区，为了复仇而参加了红色娘子军。一个处于仇恨本能而参加革命的女仆，要真正成为革命战士，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自我塑造过程。
　　纪律是自然身体走向革命化的关键步骤，也是革命征用公众身体并完成革命的重要保证。毛泽东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纪律即是约束，首先是对身体的约束。“军事化”是身体约束最有效的手段。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初到革命根据地，即跟在正在出操的娘子军队伍的后面，她的不合规范的日常步伐与训练有素的队伍的步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身体的“军事化”和“纪律化”，这也是对本能的治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军事化”的步伐是中国人除日常步伐之外，唯一的行走方式。吴琼花在追随队伍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步态，终于跟革命队伍“步调一致”了。
　　革命和阶级斗争需要激起仇恨。但仇恨往往是出自本能的冲动，其破坏性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女奴出身的吴琼花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出自女性本能的屈辱感和强烈的复仇冲动，近乎疯狂的、非理性因素，破坏了革命纪律。《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接下来是党代表洪常青给吴清华作思想工作。他教导她如何克服自身的复仇冲动，服从革命的纪律。《红色娘子军》中的这一情节有着双重的意义：使女主人公克服年轻女性的歇斯底里式的本能而成为“女人”。同时，也使她成为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成员。思想政治工作代替了皮鞭，革命的铁的纪律代替了反革命的铁的锁链，对思想、灵魂的控制代替了对身体的矫正和惩罚。革命纪律驯化了个人复仇冲动。政治“治愈”了女性的身体“欲望”的疯狂。这就是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反叛”和“皈依”的二重性角色。
　　另一类社会成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身体”的生成，则要艰难得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是暧昧的，他们既是革命的参与者，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象。革命“成长小说”《青春之歌》，呈现了这一政治身份焦虑的身体表征。对于它的主人公的出身的巧妙安排是意味深长的。作为旧时代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其出身通常是所谓“剥削阶级”。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人物的双重血统：其父系血统为官僚地主阶级，其母系血统为农民阶级。林道静的这一出身上的双重性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是对知识分子政治身份之双重性的暗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上的双重性，意味着其在血缘上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样，知识分子的改造就变得十分必要，而且有可能是永无止境，如果他（她）不能够改变自己的血统的话。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当然不容易，而血统的改造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知识分子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从灵魂到身体的、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的、不断的“革命”。
　　阶级意识通过与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使这种后天习得的社会性的意识变得就像人的身体成分一样，成为人的自然属性——“命”。而思想的“革命化”改造，就是让革命的阶级意识来替代自然的血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确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作为灵魂和身体之综合体的“命”的“改变”或“革除”。林道静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只有不断地为自己的二重血统而忏悔。“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杨沫：《青春之歌》，第2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地更换自己的“血液”，才有可能获得“新生”。对于林道静来说，这场革命并不轻松。她需要从自己的母系血统中发掘“革命性”的遗传因子，以便在自己的两种不同阶级的血统之间制造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身体内部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