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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洪是晋代著名道教学者，他的著作《抱朴子·内篇》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书中无论是使人弃恶向善的道德伦理准则，还是推重忠孝仁义的政治伦理规范都深受《太平经》忠孝思想与善恶报应观的影响。《抱朴子·内篇》中关于孝道与“承负”观的思想言论许多也都脱胎于《太平经》一书。
关键词：葛洪;《抱朴子·内篇》;《太平经》;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B23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1-0130-03
一、引言
葛洪（公元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两晋时期著名学者。他笃信道教，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基础，对中国道教发展影响深远。现存葛洪著述中，《抱朴子·内篇》集中体现了他的仙道思想，不仅将道教神学与传统的神仙方术融为一体，丰富了养生修仙和长生求道的思想理论，同时也蕴藏了丰富的道教伦理思想，其中既包含着使人弃恶向善的道德伦理准则，也有推重忠孝仁义的政治伦理规范。
葛洪虽然开创了神仙道教，但他的仙道思想却不是他一人智慧的结晶，他吸收了许多前人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扩充完善。《抱朴子·内篇》中所展现的伦理思想也并不只源于葛洪个人的思考，而是以多部道书作为理论依据。《微旨》卷中他曾提及：
“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1]
文中指出，他阅览诸多道戒，将行善积德作为长生成仙的要务，间接点明葛洪以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神仙道教长生成仙目标的道德导向这一措施受到了前人的指引与影响。虽无明证，但经仔细推敲比较，笔者认为《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便有颇多承袭之处，《抱朴子·内篇》中的忠国孝亲思想与赏善罚恶思想不仅与葛洪会通兼修的儒道观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更是对《太平经》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伦理思想的承袭与发展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重要典籍，西汉时齐人甘忠可曾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其书已佚。今本《太平经》成书于东汉后期，为太平道的主要经典，它内容广博，涉及天地、阴阳、五行、神仙等，在当时被鼓吹为可以传达天命的谶书。《太平经》自成书以来便在道教享有重要地位，其宗教教义与伦理思想对后期道教发展影响颇深。
葛洪应对《太平经》极为熟悉了解，他在《神仙传》和《抱朴子·内篇》中都曾提及此书，并在诸多道经之中将其置于前列，足见其重视程度。由此可猜想，葛洪的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太平经》有所承袭，虽无直接引用，但细究文句仍可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政治伦理规范的承袭
自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官方所推重的政治伦理，统治汉朝数百年。《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占统治地位的汉朝，与儒家思想也有极深的牵绊，其伦理观不可避免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于政治伦理范畴的体现便是注重忠孝仁义之说，养性与积德并重。《太平经》十分注重忠孝之说，早期太平道便认为尽孝与修长同等重要，《太平经》言明“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2]，对孝道极为推崇，不仅把“不孝”称为“最恶下行”，而且把遵行孝道与长生求仙相关联，认为“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除却重视孝行，《太平经》还注重提高修道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修道之人应当“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顺行顺，知孝行孝。”同时，《太平经》亦受儒家“移孝为忠”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倡导忠君，鼓励贤人出仕辅佐帝王。
这与葛洪欲求仙学，必先忠孝的言论十分相似。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强调儒家伦理思想是成仙的仙道之本，不可轻忽，修道者应当践行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
“孝”“忠”这两个层面具体如何践行，书中也有相当篇幅的论述。一方面，葛洪驳斥学仙修道背俗弃世，与传统孝道相违背的言论，认为修习神仙道教也可以践行孝道，二者可以并行。学致神仙并不意味要远遁山林，背离家人，断绝祭祀，与之相反，“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学仙之人可以娶妻生子，祭祀先祖，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至于脱离传统的宗族制大家庭。譬如葛洪，他本人大半生执着学仙求道，却也娶妻生子，并不忘四时祭祀先祖。“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与之相反，那些抛妻弃子，完全违背俗世人伦遁居山林之中的修道人，其行为在他看来并不值得赞美。另一方面，葛洪亦未割裂求道学仙与入世济民之间的联系，他在《明本》中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认为二者相互关联，真正学成大道的上士在理论上既可治命修身得长生，又可经世济民，建立事功，能够真正做到“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则国太平。”只是个人資质不同，少有人可以二者兼得，最大程度上调和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也非一味承袭，随着时代的变迁，二者对“忠”的定义和要求大有所异。何谓忠？《说文解字》认为尽心曰忠，对“忠”字本身进行阐释。《左传》中对“忠”的解释则由“忠”本身扩及到了“忠”的对象。《左传·恒公六年》中指出“上思利民，忠也。”[3]《左传·昭公元年》中也指出“临患不忘国，忠也。”《论语》中“忠”是一种对事对人应有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并无特定对象。汉朝时，董仲舒提出“王道三纲”，使“忠”由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演变为政治道德范畴，尽忠的对象以君王为主。《太平经》与《抱朴子·内篇》所言之“忠”便指这种君臣关系，二者侧重却有很大不同。 虽然《太平经》中作者多次强调阳尊阴卑、君尊臣卑的上下尊卑关系，对臣子提出一系列忠君要求，指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但实则强调三名同心，尚中和之道，鼓吹的君臣之道不是屈民伸君，尊卑分明，而是一种并力同心、协调共处的关系，其中君臣相须，为民须顺，方能三气悉善，共成一家。《太平经》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都是三名一体，都包括阴、阳、和三种基本成分，书中孜孜不倦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的三名同心的理想太平世界。
与之相较，葛洪则极力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其政治道德伦理更多强调上下之间的威权关系。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虽未提及对君臣之忠的看法，但《外篇》的《诘鲍》《君道》等卷中都多有提及，他指出：
“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顾肱，以表君臣之序。”[4]
他认为，君尊臣卑有如天地上下位置之分明，君主的权威不可逾越，同时君主也享有对臣民绝对控制的权力。
这与葛洪的切身经历相关，葛洪先经亡国之痛，又遇两晋更迭，尝遍世事丧乱、祸乱无常，对君权的衰微感之甚深，亦痛切于世家大族的豪奢无度、专擅权柄。虽然外在的功名已不可求，但葛洪对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及政治问题的关切并未停止，他仍在不断反思世道陵夷之因并积极探求解决之法。
他在《抱朴子·外篇》《吴失》卷中借其师郑隐之口痛陈失国之由：
“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驰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有力者，蹑云物以官跻。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党不得，不竞不进，背公之俗弥剧，正直之道遂坏。”
认为贤者不用，小人升堂，纲纪法律松弛混乱至极，是失国的重要原因。东吳政局与晋何其相似，而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纪纲弛紊，皇权衰微，若想匡扶乱世便应严肃纲纪，加强君权，《抱朴子·外篇》中不少肯定君主地位、要求提高君权的言论便有鉴于此。葛洪后虽修习神仙道教，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应当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二）《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道德伦理观的承袭
《太平经》中最早提出了“天道承负说”，这是一种天人感应式的善恶报应观，也是道教伦理神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最初见于《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5]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善恶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内涵又进一步拓展，并被道教吸纳。学者姜生认为，“承负报应”是整个道教伦理体系的神学基础，他指出：“道教的这种报应论思想，把现实人生同来世的生活，置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相对关系之中，把现世修行作为来世生活的决定因素，使人们务必遵循现世的道德律，奉行道德决定论的修行伦理，行善积德，一心一意，方可期待来世获得永恒美好的生活。”[6]《太平经》以《周易》为基础并加以改造，对“承负说”做出了如下诠释：
“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
认为一切前人行为无论好坏善恶都会加诸在后人身上，对善的承负多时，人甚至可以直接飞升成仙，对恶的承负多时，人便会疾病缠身，百事不顺。身份不同，承负所达成的效果也有差，倘若君主身负灾厄过多还会引起天下的动荡。
《抱朴子·内篇》承袭了这一思想，认为天上有司过之神专掌“算”“纪”，一算三天，一纪三百天，以过失的轻重多少来夺人的“算”。其大体内容同承负说相仿，都讲求忠孝仁信，否则不仅自己寿数有伤、不得长生成仙，至亲之人也会受到牵连，也都带着目的性提倡信徒平日多行善事，多积善功。但也存在出入，《抱朴子·内篇》中赏罚之事主要还是取决于自身的行为，不用一味承受他人的福报或恶报，此种说法更易于使人接受，从而达到约束管理自身的效果。
三、结语
作为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修养体系，道教伦理是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型的，其中不仅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本身的伦理思想，还吸纳融合了儒家、佛教的部分伦理观念，其历史演变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
从《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伦理观的承袭和发展中，既能看到宗教伦理发展的一致性，即均以“为善去恶”为宗教修行的基本思想，也能看到因历史背景的不同，在原有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后人又是如何结合自己所处时代背景的需要加以改造和补充。如同样是重忠孝，《太平经》尤为强调不修忠孝必遭天罚这一恶果，而《抱朴子·内篇》则重在说明修道成仙未必需要弃世绝俗。前者是基于历史现实的需要，现实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崩溃，使得《太平经》的著述者希冀从宗教入手，重整社会道德伦理，以致太平。而葛洪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除了魏晋时期社会中同样存在的伦理危机和信仰危机，还有当时修道之人为了长生求仙，而纷纷遁隐山林，甚至弃家绝俗这一历史状况。后者违背伦常，难以获得统治者支持，也不利于吸引教众。葛洪将致忠孝作为长生求仙必由之阶，将儒道伦理思想相融，恰好弥合了这一矛盾，也促进了道教的长足发展。
葛洪并不盲信《太平经》，他只是在书中择取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言论并结合时代背景加以改造，将其糅合到自己的仙道理论体系之中，《太平经》中也存在一些他认为荒诞不羁的内容，在此不作赘述。
参考文献：
[1]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M].王明，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于吉.太平经合校[M].王明，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4]葛洪.抱朴子校笺外篇[M].杨明照，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1997（下）.
[5]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6.
作者简介：王静（199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单位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宗教史、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
关键词：葛洪;《抱朴子·内篇》;《太平经》;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B23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1-0130-03
一、引言
葛洪（公元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两晋时期著名学者。他笃信道教，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基础，对中国道教发展影响深远。现存葛洪著述中，《抱朴子·内篇》集中体现了他的仙道思想，不仅将道教神学与传统的神仙方术融为一体，丰富了养生修仙和长生求道的思想理论，同时也蕴藏了丰富的道教伦理思想，其中既包含着使人弃恶向善的道德伦理准则，也有推重忠孝仁义的政治伦理规范。
葛洪虽然开创了神仙道教，但他的仙道思想却不是他一人智慧的结晶，他吸收了许多前人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扩充完善。《抱朴子·内篇》中所展现的伦理思想也并不只源于葛洪个人的思考，而是以多部道书作为理论依据。《微旨》卷中他曾提及：
“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1]
文中指出，他阅览诸多道戒，将行善积德作为长生成仙的要务，间接点明葛洪以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神仙道教长生成仙目标的道德导向这一措施受到了前人的指引与影响。虽无明证，但经仔细推敲比较，笔者认为《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便有颇多承袭之处，《抱朴子·内篇》中的忠国孝亲思想与赏善罚恶思想不仅与葛洪会通兼修的儒道观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更是对《太平经》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伦理思想的承袭与发展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重要典籍，西汉时齐人甘忠可曾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其书已佚。今本《太平经》成书于东汉后期，为太平道的主要经典，它内容广博，涉及天地、阴阳、五行、神仙等，在当时被鼓吹为可以传达天命的谶书。《太平经》自成书以来便在道教享有重要地位，其宗教教义与伦理思想对后期道教发展影响颇深。
葛洪应对《太平经》极为熟悉了解，他在《神仙传》和《抱朴子·内篇》中都曾提及此书，并在诸多道经之中将其置于前列，足见其重视程度。由此可猜想，葛洪的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太平经》有所承袭，虽无直接引用，但细究文句仍可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政治伦理规范的承袭
自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官方所推重的政治伦理，统治汉朝数百年。《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占统治地位的汉朝，与儒家思想也有极深的牵绊，其伦理观不可避免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于政治伦理范畴的体现便是注重忠孝仁义之说，养性与积德并重。《太平经》十分注重忠孝之说，早期太平道便认为尽孝与修长同等重要，《太平经》言明“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2]，对孝道极为推崇，不仅把“不孝”称为“最恶下行”，而且把遵行孝道与长生求仙相关联，认为“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除却重视孝行，《太平经》还注重提高修道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修道之人应当“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顺行顺，知孝行孝。”同时，《太平经》亦受儒家“移孝为忠”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倡导忠君，鼓励贤人出仕辅佐帝王。
这与葛洪欲求仙学，必先忠孝的言论十分相似。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强调儒家伦理思想是成仙的仙道之本，不可轻忽，修道者应当践行世俗的伦理道德规范。
“孝”“忠”这两个层面具体如何践行，书中也有相当篇幅的论述。一方面，葛洪驳斥学仙修道背俗弃世，与传统孝道相违背的言论，认为修习神仙道教也可以践行孝道，二者可以并行。学致神仙并不意味要远遁山林，背离家人，断绝祭祀，与之相反，“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学仙之人可以娶妻生子，祭祀先祖，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至于脱离传统的宗族制大家庭。譬如葛洪，他本人大半生执着学仙求道，却也娶妻生子，并不忘四时祭祀先祖。“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与之相反，那些抛妻弃子，完全违背俗世人伦遁居山林之中的修道人，其行为在他看来并不值得赞美。另一方面，葛洪亦未割裂求道学仙与入世济民之间的联系，他在《明本》中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认为二者相互关联，真正学成大道的上士在理论上既可治命修身得长生，又可经世济民，建立事功，能够真正做到“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则国太平。”只是个人資质不同，少有人可以二者兼得，最大程度上调和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也非一味承袭，随着时代的变迁，二者对“忠”的定义和要求大有所异。何谓忠？《说文解字》认为尽心曰忠，对“忠”字本身进行阐释。《左传》中对“忠”的解释则由“忠”本身扩及到了“忠”的对象。《左传·恒公六年》中指出“上思利民，忠也。”[3]《左传·昭公元年》中也指出“临患不忘国，忠也。”《论语》中“忠”是一种对事对人应有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并无特定对象。汉朝时，董仲舒提出“王道三纲”，使“忠”由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演变为政治道德范畴，尽忠的对象以君王为主。《太平经》与《抱朴子·内篇》所言之“忠”便指这种君臣关系，二者侧重却有很大不同。 虽然《太平经》中作者多次强调阳尊阴卑、君尊臣卑的上下尊卑关系，对臣子提出一系列忠君要求，指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但实则强调三名同心，尚中和之道，鼓吹的君臣之道不是屈民伸君，尊卑分明，而是一种并力同心、协调共处的关系，其中君臣相须，为民须顺，方能三气悉善，共成一家。《太平经》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都是三名一体，都包括阴、阳、和三种基本成分，书中孜孜不倦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的三名同心的理想太平世界。
与之相较，葛洪则极力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其政治道德伦理更多强调上下之间的威权关系。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虽未提及对君臣之忠的看法，但《外篇》的《诘鲍》《君道》等卷中都多有提及，他指出：
“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顾肱，以表君臣之序。”[4]
他认为，君尊臣卑有如天地上下位置之分明，君主的权威不可逾越，同时君主也享有对臣民绝对控制的权力。
这与葛洪的切身经历相关，葛洪先经亡国之痛，又遇两晋更迭，尝遍世事丧乱、祸乱无常，对君权的衰微感之甚深，亦痛切于世家大族的豪奢无度、专擅权柄。虽然外在的功名已不可求，但葛洪对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及政治问题的关切并未停止，他仍在不断反思世道陵夷之因并积极探求解决之法。
他在《抱朴子·外篇》《吴失》卷中借其师郑隐之口痛陈失国之由：
“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驰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有力者，蹑云物以官跻。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党不得，不竞不进，背公之俗弥剧，正直之道遂坏。”
认为贤者不用，小人升堂，纲纪法律松弛混乱至极，是失国的重要原因。东吳政局与晋何其相似，而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纪纲弛紊，皇权衰微，若想匡扶乱世便应严肃纲纪，加强君权，《抱朴子·外篇》中不少肯定君主地位、要求提高君权的言论便有鉴于此。葛洪后虽修习神仙道教，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应当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二）《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道德伦理观的承袭
《太平经》中最早提出了“天道承负说”，这是一种天人感应式的善恶报应观，也是道教伦理神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最初见于《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5]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善恶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内涵又进一步拓展，并被道教吸纳。学者姜生认为，“承负报应”是整个道教伦理体系的神学基础，他指出：“道教的这种报应论思想，把现实人生同来世的生活，置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相对关系之中，把现世修行作为来世生活的决定因素，使人们务必遵循现世的道德律，奉行道德决定论的修行伦理，行善积德，一心一意，方可期待来世获得永恒美好的生活。”[6]《太平经》以《周易》为基础并加以改造，对“承负说”做出了如下诠释：
“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
认为一切前人行为无论好坏善恶都会加诸在后人身上，对善的承负多时，人甚至可以直接飞升成仙，对恶的承负多时，人便会疾病缠身，百事不顺。身份不同，承负所达成的效果也有差，倘若君主身负灾厄过多还会引起天下的动荡。
《抱朴子·内篇》承袭了这一思想，认为天上有司过之神专掌“算”“纪”，一算三天，一纪三百天，以过失的轻重多少来夺人的“算”。其大体内容同承负说相仿，都讲求忠孝仁信，否则不仅自己寿数有伤、不得长生成仙，至亲之人也会受到牵连，也都带着目的性提倡信徒平日多行善事，多积善功。但也存在出入，《抱朴子·内篇》中赏罚之事主要还是取决于自身的行为，不用一味承受他人的福报或恶报，此种说法更易于使人接受，从而达到约束管理自身的效果。
三、结语
作为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修养体系，道教伦理是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型的，其中不仅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本身的伦理思想，还吸纳融合了儒家、佛教的部分伦理观念，其历史演变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
从《抱朴子·内篇》对《太平经》伦理观的承袭和发展中，既能看到宗教伦理发展的一致性，即均以“为善去恶”为宗教修行的基本思想，也能看到因历史背景的不同，在原有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后人又是如何结合自己所处时代背景的需要加以改造和补充。如同样是重忠孝，《太平经》尤为强调不修忠孝必遭天罚这一恶果，而《抱朴子·内篇》则重在说明修道成仙未必需要弃世绝俗。前者是基于历史现实的需要，现实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崩溃，使得《太平经》的著述者希冀从宗教入手，重整社会道德伦理，以致太平。而葛洪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除了魏晋时期社会中同样存在的伦理危机和信仰危机，还有当时修道之人为了长生求仙，而纷纷遁隐山林，甚至弃家绝俗这一历史状况。后者违背伦常，难以获得统治者支持，也不利于吸引教众。葛洪将致忠孝作为长生求仙必由之阶，将儒道伦理思想相融，恰好弥合了这一矛盾，也促进了道教的长足发展。
葛洪并不盲信《太平经》，他只是在书中择取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言论并结合时代背景加以改造，将其糅合到自己的仙道理论体系之中，《太平经》中也存在一些他认为荒诞不羁的内容，在此不作赘述。
参考文献：
[1]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M].王明，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于吉.太平经合校[M].王明，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4]葛洪.抱朴子校笺外篇[M].杨明照，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1997（下）.
[5]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6.
作者简介：王静（199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单位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宗教史、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