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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高复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的作用机制。方法:对450名高复生施测心理健康量表(scl-90)、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和复回归分析探讨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的作用。结果1.scl-90与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2.应激事件×积极应对方式显著预测了scl-90的变化;3.自我效能感在应激与scl-90间的作用不明显;4.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起了中介的作用。结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积极应对方式是调节变量,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方式是中介变量。
关键词:高复生;调节效应;中介效应
1、前言
众多研究已表明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有关[1-4]。在探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过程中,研究发现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引起抑郁等心身健康问题[1]。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生活事件对心身问题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该生活事件本身发生的频率和影响程度,还受个体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等因素的影响[2,5,6]。
与应届生相比,高复生由于高考失败、环境改变、升学压力、外在舆论等,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那么,应急事件是怎样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呢?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应急与心理健康间起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以高复生为对象,探讨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的作用机制,从而为高复生心理健康的辅导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2、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从江西、安徽两个省的两所高三复读学校整群随机抽取学生229人和221人,其中男生297人,女生153人,平均年龄18.6岁。
2.2研究工具
(1)心理健康的评定。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7]测量心理健康。该量表含有9个因子,90个项目,评分采用1-5分这5个等级,依次表示为从“无”到“严重”,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经过国内有关方面修订与使用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应激事件的评定。采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8]评定影响青少年的应激事件。该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评定期限依研究目的而定,可为最近3个月、6个月、9个月或12个月,本次采用6个月。量表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6个因子,评分采用1-5分5个等级,从“没有”到“极重”。
(3)社会支持的评定。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9]测量青少年获得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测试前对量表不适当条目和用词进行了修订,使之更适合于中学生。如将第四题“同事”改为“同学”,第五题中“夫妻”改为恋人,同时删除“儿女”一栏。
(4)自我效能感的评定。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某一事件的主观判断,包括自我效能知觉和自我效能信念,本文采用Schwarzer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的中文修订版[10],由1个项目组成,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
(5)应对方式的评定。采用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11]。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方式的条目(1-12题),消极应对方式的条目(13-20题),采用四级记分,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a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a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a系数0.78。
2.3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以班为单位集体施测,由两名经过统一训练的心理学系本科生主试进行。全部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结果
3.1scl-90、应急事件、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间的相关
由表1可知,scl-90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说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方式会给高复生的心理健康造成负性影响,而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则有利于其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方式都显著正相关。应急事件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极其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能影响应急事件给高复生带来的影响,至于它们是否在应急与scl-90间起到中介或调节作用,有待于下一步的探讨。
调节变量是指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或者方向,在具体的统计层面上,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预测因变量的变异[12]。本研究以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scl-90对应激事件、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回归;scl-90对应激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应激事件*社会支持、应激事件*积极应对、应激事件*消极应对的回归,由表2可知,应激事件*积极应对的标准回归系数β=-0.406(P﹤0.05),说明积极应对在应激事件与scl-90之间存在调节效应。应激事件*社会支持的标准回归系数β=-0.232(P>0.05),应激事件*消极应对的标准回归系数β=0.173(P>0.05),说明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即调节效应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调节是缓冲作用,还是增强作用,本研究以平均数为界将积极应对分为高积极应对组和低积极应对组。分别做scl-90对应激事件的回归。从表3可知,在高积极应对组中应激对scl-90的解释量为34.2%,远低于低积极应对组40.2%的解释量,说明应对方式越积极,应激对scl-90的预测力就越小。进一步说明了积极应对方式起到了调节作用。积极应对方式缓冲了应激对scl-90的影响作用。
中介变量指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在作用次序上存在着先后顺序,在逻辑上具有因果关系,即存在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这种序列。Baron和Kenny提出中介效应检验必须满足自变量、应变量和中介变量三者间的两两相关[13]。以下分别检验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中介效应。
应激与社会支持、应激与scl-90、社会支持与scl-90均有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分别建立scl-90(Y)对应激(X),社会支持(y1)对应激(X),scl-90(Y)对应激(X)和社会支持(y1)三个回归方程,见表4。依次检验(指前面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中介效应成立。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但scl-90对应激的标准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0.605下降到了中介变量引入后的0.584,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应激与消极应对方式、应激与scl-90、消极应对方式与scl-90均有显著相关,也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分别建立scl-90(Y)对应激(X),消极应对方式(y2)对应激(X),scl-90(Y)对应激(X)和消极应对方式(y2)三个回归方程,见表4。依次检验(指前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中介效应成立。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但scl-90对应激的标准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0.605下降到了中介变量引入后的0.573,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绘制中介效应模式图,见图1,图中标志的数据为相应的路径系数,由图可知,应激可以直接影响scl-90症状的发生,也可以分别通过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间接影响scl-90症状的发生。
4、讨论与分析
高复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3,5,6,14]。这说明高复生经历的应急事件越大,频率越多,应对方式越消极,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反之,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越高、社会支持越多、应对方式越积极,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此外,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支持可能是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积极应对方式,即社会支持有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而高自我效能又促使高复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也可能是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同时影响积极应对方式。因此,为了消除或减轻高复生的心理问题,社会、学校和家庭要给他们多一点支持,当然培养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应急事件的行为也是减少他们心理问题的良好方式。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起调节作用,支持了应激-缓冲模型,与张月娟等人的研究相似[5]。我们进一步把积极应对分为高积极应对组和低积极应对组,分别做scl-90对应激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在高积极应对组中应激对大学生scl-90的预测力要显著小于低积极应对组。也就是说,在遭遇应激后,采取的应对方式越积极高复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越少。这提示我们,学校应该加强对高复生应对方式的辅导,特别是为面临重大应激事件的高复生提供更多的辅导。当然,这就要求学校与学生极其家长多联系,更多的了解学生面对的各种生活和学习问题。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不能预测scl-90的水平,这与已有的研究不同[16],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对象是经历了高考失败的高三学生,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都比较低。
本研究通过对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的探讨,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模型。即高复生的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起中介作用。这与郭学东等人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他们得出的结果是,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的调节作用[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还可以知道不同的应对方式(积极或消极)在应急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积极应对方式是调节作用,消极应对方式是中介作用。即当面对应急时,积极的应对方式能缓冲应急对心理造成的负性影响,而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加重应急对心理的负性影响。所以学校、家庭要注意对中学生,特别是高复生积极应对方式的辅导。
5、结论
5.1高复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呈显著性负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性正相关。
5.1高复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起调节作用。
5.2高复生的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冯永辉,周爱保.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1:71-74。
[2]井世洁,乐国安.初中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不良情绪的结构模型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3):256-257。
[3]李茹,张志群,王育强.军校医学生生活事件、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2):165-166,168。
[4]张月娟,阎克乐,王进礼.生活事件、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抑郁的路径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1:96-99。
[5]郭学东,李亚卿,王立娜,等.社会支持在初中生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间的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5):530-531。
[6]高晓芳,王晓博.师范类大学生完美主义、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的交互影响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1):22-23。
[7]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见:汪向东,等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1-35。
[8]刘贤臣.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见:汪向东,等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06-108。
[9]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见:汪向东,等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31。
[10]王才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行为医学常用量表手册,2001,10:185-186。
[1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2):122~124,314-317。
[12]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13]Baron RM,Kenny DA. The moderator-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1173- 1182。
[14]俞觉鸣,凌荣华,沈杰,郑全全.高中学生应激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2008,29(9):842-844。
[15]张月娟,史云静,王增起等.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研究生压力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5,19(10):655-658。
[16]伶月华.低收人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11(4):294-295。
关键词:高复生;调节效应;中介效应
1、前言
众多研究已表明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有关[1-4]。在探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过程中,研究发现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引起抑郁等心身健康问题[1]。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生活事件对心身问题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该生活事件本身发生的频率和影响程度,还受个体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等因素的影响[2,5,6]。
与应届生相比,高复生由于高考失败、环境改变、升学压力、外在舆论等,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那么,应急事件是怎样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呢?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应急与心理健康间起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以高复生为对象,探讨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的作用机制,从而为高复生心理健康的辅导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2、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从江西、安徽两个省的两所高三复读学校整群随机抽取学生229人和221人,其中男生297人,女生153人,平均年龄18.6岁。
2.2研究工具
(1)心理健康的评定。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7]测量心理健康。该量表含有9个因子,90个项目,评分采用1-5分这5个等级,依次表示为从“无”到“严重”,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经过国内有关方面修订与使用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应激事件的评定。采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8]评定影响青少年的应激事件。该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评定期限依研究目的而定,可为最近3个月、6个月、9个月或12个月,本次采用6个月。量表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6个因子,评分采用1-5分5个等级,从“没有”到“极重”。
(3)社会支持的评定。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9]测量青少年获得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测试前对量表不适当条目和用词进行了修订,使之更适合于中学生。如将第四题“同事”改为“同学”,第五题中“夫妻”改为恋人,同时删除“儿女”一栏。
(4)自我效能感的评定。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某一事件的主观判断,包括自我效能知觉和自我效能信念,本文采用Schwarzer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的中文修订版[10],由1个项目组成,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
(5)应对方式的评定。采用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11]。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方式的条目(1-12题),消极应对方式的条目(13-20题),采用四级记分,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a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a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a系数0.78。
2.3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以班为单位集体施测,由两名经过统一训练的心理学系本科生主试进行。全部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结果
3.1scl-90、应急事件、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间的相关
由表1可知,scl-90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说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方式会给高复生的心理健康造成负性影响,而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则有利于其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方式都显著正相关。应急事件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极其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能影响应急事件给高复生带来的影响,至于它们是否在应急与scl-90间起到中介或调节作用,有待于下一步的探讨。
调节变量是指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或者方向,在具体的统计层面上,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预测因变量的变异[12]。本研究以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scl-90对应激事件、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回归;scl-90对应激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应激事件*社会支持、应激事件*积极应对、应激事件*消极应对的回归,由表2可知,应激事件*积极应对的标准回归系数β=-0.406(P﹤0.05),说明积极应对在应激事件与scl-90之间存在调节效应。应激事件*社会支持的标准回归系数β=-0.232(P>0.05),应激事件*消极应对的标准回归系数β=0.173(P>0.05),说明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即调节效应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调节是缓冲作用,还是增强作用,本研究以平均数为界将积极应对分为高积极应对组和低积极应对组。分别做scl-90对应激事件的回归。从表3可知,在高积极应对组中应激对scl-90的解释量为34.2%,远低于低积极应对组40.2%的解释量,说明应对方式越积极,应激对scl-90的预测力就越小。进一步说明了积极应对方式起到了调节作用。积极应对方式缓冲了应激对scl-90的影响作用。
中介变量指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在作用次序上存在着先后顺序,在逻辑上具有因果关系,即存在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这种序列。Baron和Kenny提出中介效应检验必须满足自变量、应变量和中介变量三者间的两两相关[13]。以下分别检验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中介效应。
应激与社会支持、应激与scl-90、社会支持与scl-90均有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分别建立scl-90(Y)对应激(X),社会支持(y1)对应激(X),scl-90(Y)对应激(X)和社会支持(y1)三个回归方程,见表4。依次检验(指前面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中介效应成立。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但scl-90对应激的标准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0.605下降到了中介变量引入后的0.584,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应激与消极应对方式、应激与scl-90、消极应对方式与scl-90均有显著相关,也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分别建立scl-90(Y)对应激(X),消极应对方式(y2)对应激(X),scl-90(Y)对应激(X)和消极应对方式(y2)三个回归方程,见表4。依次检验(指前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的中介效应成立。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但scl-90对应激的标准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0.605下降到了中介变量引入后的0.573,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绘制中介效应模式图,见图1,图中标志的数据为相应的路径系数,由图可知,应激可以直接影响scl-90症状的发生,也可以分别通过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间接影响scl-90症状的发生。
4、讨论与分析
高复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3,5,6,14]。这说明高复生经历的应急事件越大,频率越多,应对方式越消极,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反之,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越高、社会支持越多、应对方式越积极,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此外,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支持可能是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积极应对方式,即社会支持有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而高自我效能又促使高复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也可能是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同时影响积极应对方式。因此,为了消除或减轻高复生的心理问题,社会、学校和家庭要给他们多一点支持,当然培养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应急事件的行为也是减少他们心理问题的良好方式。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与scl-90间起调节作用,支持了应激-缓冲模型,与张月娟等人的研究相似[5]。我们进一步把积极应对分为高积极应对组和低积极应对组,分别做scl-90对应激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在高积极应对组中应激对大学生scl-90的预测力要显著小于低积极应对组。也就是说,在遭遇应激后,采取的应对方式越积极高复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越少。这提示我们,学校应该加强对高复生应对方式的辅导,特别是为面临重大应激事件的高复生提供更多的辅导。当然,这就要求学校与学生极其家长多联系,更多的了解学生面对的各种生活和学习问题。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不能预测scl-90的水平,这与已有的研究不同[16],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对象是经历了高考失败的高三学生,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都比较低。
本研究通过对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的探讨,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模型。即高复生的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起中介作用。这与郭学东等人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他们得出的结果是,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的调节作用[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还可以知道不同的应对方式(积极或消极)在应急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积极应对方式是调节作用,消极应对方式是中介作用。即当面对应急时,积极的应对方式能缓冲应急对心理造成的负性影响,而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加重应急对心理的负性影响。所以学校、家庭要注意对中学生,特别是高复生积极应对方式的辅导。
5、结论
5.1高复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应急事件、消极应对呈显著性负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性正相关。
5.1高复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起调节作用。
5.2高复生的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急与scl-90间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冯永辉,周爱保.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1:71-74。
[2]井世洁,乐国安.初中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不良情绪的结构模型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3):256-257。
[3]李茹,张志群,王育强.军校医学生生活事件、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2):165-166,168。
[4]张月娟,阎克乐,王进礼.生活事件、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抑郁的路径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1:96-99。
[5]郭学东,李亚卿,王立娜,等.社会支持在初中生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间的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5):530-531。
[6]高晓芳,王晓博.师范类大学生完美主义、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的交互影响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1):22-23。
[7]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见:汪向东,等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1-35。
[8]刘贤臣.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见:汪向东,等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06-108。
[9]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见:汪向东,等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31。
[10]王才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行为医学常用量表手册,2001,10:185-186。
[1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2):122~124,314-317。
[12]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13]Baron RM,Kenny DA. The moderator-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1173-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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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伶月华.低收人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11(4):294-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