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布鲁姆乐于把正典作家间的对比看作一种斗争，
　　那么現在他则将其视为并存，在一个他十分熟悉的“国度”里归位
　　文学批评家有两种类型，一种念念不忘自己，要把个人经验、感受统统塞进文章里，比如乔治·斯坦纳；另一种则相反，把自己彻底隐藏起来，你看不到他的踪影，就像比斯坦纳小一点点的哈罗德·布鲁姆。
　　在80岁时出版的《影响的剖析》里，布鲁姆依然像过去三四十年所做的一样，谈论着他所喜欢的“正典作家”：用英语写作的乔伊斯、爱默生、惠特曼、哈特·克兰、莎士比亚们和非英语写作的卡夫卡、巴别尔们……谈论的口吻，绝大多数时候依然是完全客观的，仿佛在说一些人人皆可抬头望见的真理，而不是他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观点。
　　这跟他过去长期给切尔西出版社选编正典作家作品集的经历有关，数百位作家，每一位他都要写上导读，磨砺出了公允持平、个人情感很不明显的文风。正因此，在《影响的剖析》密密的字中，这几句反映私人真相的话勾着人反复读几遍：
　　“我已年至八十，所以每晚一般要醒来两次，第一次在两点和四点之间，接着睡一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后再次醒来。我已经不再梦见过去了，过去已经变成一个我不再寻访的陌生国度，取代它的是跟当前隐约相似的坏梦。”
　　他一定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准时睡下，准时醒来，准时失眠，在固定的节奏中感受自然规律的召唤。思想的冒险，如果还有，那也是在已经固定的认知下作局部的微调。1973年发表《影响的焦虑》时那个勇毅的布鲁姆已经远去，现在，那些伟岸的名字不是被他挨个发现，而是控制着他的思维。紧接着上边这段话，布鲁姆又提起了乔伊斯：“我认为乔伊斯想要说服我们：我们在梦境中汇合成一个大一统的骑兵队，但乔伊斯的神话体系和弗洛伊德的神话体系有种奇怪的重合，两者都取材于莎士比亚。”
　　要是不适应这种掉书袋，《影响的剖析》还真没法念了。莎翁是一切的开始，西方文学史中的造物主，在莎翁的文字面前，“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想象力，只是变成了他的大理石雕像”——这个“他的”用了大写：莎翁已是他眼里创造万物的上帝了。
　　《影响的焦虑》这本让布鲁姆成名的小书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一个作家怎样在其前辈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风格——仍然在《影响的剖析》中时时浮现，你仍能看到惠特曼和哈特·克兰的对比，看到麦尔维尔和福克纳以及柯马克·麦卡锡的对比，比较是乐趣所在。不过，如果说当初布鲁姆乐于把正典作家间的对比看作一种斗争，那么现在他则将其视为并存，在一个他十分熟悉的“国度”里归位。
　　有什么理由不这么看呢？虽然对于任何有心写小说、写詩歌的人来说，布鲁姆提出的“焦虑”都能戳中他们的体验，但经过时间淘洗后留下的那极少数真金，本身更有意义。布鲁姆本该多写一些放下架子的“爱书人”之书，敞开心扉谈谈他是怎么认识和爱上那些作家的，可惜他做不到，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角落里了解到，原来1965年布鲁姆曾经靠读惠特曼来克服中年危机，原来10岁的时候他就被布莱克、哈特·克兰和麦尔维尔“点化”了。他好像很不擅长还原这种经验，看来正如他所说，他已经不再“寻访过去”了。
　　虽然《影响的剖析》不曾设法拉近同读者的距离，但一个读过一点爱默生、惠特曼的人可以从布鲁姆笔下看到熟悉的阅读体验：惠特曼是枝枝蔓蔓的，可以从任何一行读起；爱默生是个“格言家”，“用孤立的句子来思考”，他的散文“可以倒过来读而没什么损失”。这些评价精确，丝毫没有乡愿的美化，但是布鲁姆却能继续说下去，告诉读者这两个人为什么位列正典，他们的文字如何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与心灵。
　　《影响的剖析》的书名从17世纪伯顿的《忧郁的剖析》而来，又继承了布鲁姆自己的老师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但它其实就是布鲁姆平时文章的又一本结集。布老爷子以正典大门的捍卫者自居，抵制一切修正主义的企图，以一人之力影响了好几代人的阅读趣味。我想，将来人们纪念他的时候不会不提这份顽固，而在提到时也一定会怀念，只因这样的人恐怕再也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