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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5日至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分别在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出中国历代名家青绿山水画86幅（件），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镇殿之作则是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了展示这幅长11.9米、宽0.515米的青绿山水画长卷巨作，故宫博物院还特别将其单独陈列在午门正殿展厅，以便观众能够更好地参观欣赏。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原来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里的一名普通“生员”，最后由宋徽宗亲自教授，他十八岁的时候，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画出了流芳千古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千里江山图》成为时尚之际，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培养出王希孟等一干大师的两宋国家画院，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繁华如梦的故事。
一
两宋时期，绘画创作主要有民间、文人士大夫和画院职业画家三个群体。民间画家画风朴实自然，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文人画家则以写意为先，讲究笔墨情趣，抒发个人情怀，注重意境的表达；画院职业画家多追求严谨工细、造型准确、色彩华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宋代绘画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时，这些画家群体之间又相互交流借鉴，职业画家画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画的思想意境彼此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文人画的技艺水平与职业画家画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水平上已经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产生了范宽、董源、李成、黄筌与黄居父子、徐熙、燕文贵、高文进、郭熙、苏轼、文同、米芾与米友仁父子、张择端、李公麟、王希孟、苏汉臣、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众多杰出的绘画艺术家以及大量的旷世画作，对元、明、清以及现代绘画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如此的辉煌与荣耀之中，无论是绘画艺术水平，还是绘画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绘画作品的影响力方面，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都处于絕对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第一个里程碑，那对于中国古代画院以及院体画来讲，宋代则已经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后虽然明、清两代也建有类似的画院，但在画院的建制规模和艺术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两宋时期。
二
两宋国家画院源于五代后蜀、南唐宫廷的翰林图画院。
公元935年，后蜀（公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稍后不久（公元943年），南唐（公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类似的宫廷画院。
当孟昶、李煜还在自家的后宫之中，享受着笙歌宴舞、诗酒书画的写意人生之际，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在部下们的拥戴下，一袭黄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不久，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先后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大小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对治国却颇有一套。在夺得天下以后，他以“杯酒释兵权”的巧妙之举，顺利解决了历代帝王们都曾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功臣拥兵自重、割据专权的状况。接着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诗画竞艳，文采风流。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如期而至。
三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宋代已经完成了由贵族门阀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之增加，尤其是对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更是渴求。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大量民间画家应运而生。
这些民间画家们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人物、山水、花鸟图画，在大街小巷摆摊出售，换取柴米油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技艺精湛，名声也很响亮。如善画小孩的杜姓画家被百姓们称之为“杜孩儿”，擅长楼阁亭台的赵姓画家则被誉之为“赵楼台”，而他们的真实名字却淹没在浩瀚的历史记忆里，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开封）有一座佛教寺庙大相国寺。说起这个大相国寺，在那时可是大大有名。《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园子当过临时主管，还在那里练过倒拔垂杨柳的功夫。
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赐名该寺为“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大相国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占地540亩，有64禅律院，僧众达数千人，寺内还有大量的佛教壁画，香火极为旺盛，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庙。除此之外，大相国寺还是帝都汴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都有五次庙会，庙会上人流熙攘，交易兴隆，不仅有各类生活、文化、宗教用品，还有大量民间画家销售的图画摊点，逶迤蜿蜒如一条长龙，使人目不暇接，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北京的琉璃厂。
由于生意兴隆，有利可图，大量画商也随之出现。山西绛州有一个画家杨威，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非常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受人们欢迎。商贩们便纷纷前去收购他的画作，做转手生意，谋取差价。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靠做模特赚钱的人。《玉照新志·卷三》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有一名倡优秦妙观，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职做业余模特儿。由于她“色冠都邑”，粉丝众多，因此她的画像十分走俏。
当时，一些著名画家的画作价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录》中说：崇宁年间，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有人出价二十万；《洞天清录》也讲到：江西人杨补之的一幅梅花“价不下百千金”；又据《圣朝名画评》中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一个名叫丁朱崖的官员为了求得著名画家赵昌的画作，借贺寿为名给赵家送去五百两黄金。
四
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建于何时？美术史家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建于宋太祖时期，其依据是《图画见闻志》中的一段记载：晋末时，画家王霭与王仁寿被契丹人掳去，宋太祖登基后王霭被放回，在图画院任祗候。另外，据《圣朝名画评》中所载：西蜀被灭后，其宫廷画家们被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图画院中的。
另一种则认为，画院应该始于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元年，理由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门外”。根据这一记录，北宋翰林图画院正式挂牌成立应是公元984年。
“翰林图画院”的主管部门名义上是翰林院，实际上却是由内侍省负责画院的具体工作。据《宋史·职官志》以及《宋会要辑稿》记载：“翰林图画院”成立之时，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员负责管理画院，而这名官员则是由内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担任。内侍省相当于皇家事务管理局，负责宫廷的内部事务。内侍省下面还有“翰林书艺局”“翰林太医局”“翰林匠作局”等与“翰林图画院”类似的部门，都是能工巧匠、杰出艺人集中的地方。
画院最初没有定员，画家的人员编制和职称等级并不固定，仁宗时才开始正式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五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画学”设立之初由国子监管理，并派有专门的官员如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学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书画的士大夫官员担任，如礼部员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过“画学”博士（院长）一职。大观四年以后，朝廷对“画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国子监不再管理“画学”，改由翰林图画院负责。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同“太学”的其他科目一样，考試合格后方能进入“画学”深造学习。整个流程从试卷封印、评卷、拟录取名单、复审、注册，直至张榜公布，都很规范、严谨。入学以后，学员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完全由官方承担。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一次的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进入“画学”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还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譬如王希孟就是在“画学”学习以后，再由徽宗赵佶亲自指导后出现的杰出青年画家。
王希孟十多岁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学府“画学”，经过“画学”的培养，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任职。在此期间，他刻苦作画，经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画作。赵佶发现这个年轻人“其性可教”，是个可塑之才，于是亲自担任他的绘画老师。经过赵佶亲自指点，王希孟的技艺突飞猛进。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四月，年仅十八岁的王希孟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绘制完成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里，村落、桥梁、舟船、林木点缀其间。画家以细致工整的笔法、鲜艳华丽的色彩，表现了大好河山的壮阔之美，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宋徽宗见到此画后大加赞赏，并将此画赐与宠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据蔡京在卷后的题跋，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奇才在几年以后，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还有不少声名卓著的画家如李唐、刘松年等人，都是通过“画学”深造之后才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六
培养了王希孟的老师宋徽宗自幼就是书画粉丝，对于绘画的喜爱，赵佶是直言不讳的。据《画继》记载，他曾对手下的大臣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还在做端王时，他就经常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在一起探讨切磋绘画艺术，往来极为密切。
得益于皇室得天独厚的条件，赵佶接触到的历代顶级书画数不胜数，得到的教育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赋极佳，在青年时期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如此，他在绘画理论上也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并以此指引画院的创作实践：他认为创作要客观自然，不能主观随意。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这些绘画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画家，展现了一个大师所具有的风范。
在创作中赵佶尤其注重写生。为了使作品更加真实，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动作和姿态。有一次，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障屏，画了几次赵佶都不满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说，孔雀升墩必是先举左脚，而画家却画成抬右脚了。据说他还发明了用生漆点画动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动逼真。他的画作简洁清新，于严谨、细致之中不乏潇洒、飘逸，尤其是花鸟画水平之高，震古烁今。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邓椿在《画继》中甚至评价赵佶的创作达到了“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至高境界。
时间就像是一个淘金的筛子，它把泥沙漏过，留下真正的金子。杰出的艺术品也是如此，即使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筛选，也仍然会熠熠闪光。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有一幅《写生珍禽图》的工笔花鸟画，被人以2530万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七年以后，这幅画作又以5510万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这一拍卖纪录。这幅《写生珍禽图》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赵佶。
除了自身酷爱书画之外，赵佶对画院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画院的建设，创办“画学”，为画院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由于他的大力扶持，画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顶之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说他是画院的“名誉院长”，一点也不过分。
在赵佶执政期间，他还下令搜集古今名画，编为《宣和睿览集》，后来又敕令画院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不仅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对画院和绘画艺术的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徽宗对于“翰林图画院”说得上是功劳至巨，但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奢侈荒淫的败家子。他的一生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个则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两个身份相互搅缠、干扰，而他自己则混淆不清、主次颠倒，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艺术爱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来满足这种个人爱好，这对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中所说：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最终酿成国破家亡，客死异乡的悲惨结局。
（摘编自“光明网”）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原来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里的一名普通“生员”，最后由宋徽宗亲自教授，他十八岁的时候，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画出了流芳千古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千里江山图》成为时尚之际，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培养出王希孟等一干大师的两宋国家画院，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繁华如梦的故事。
一
两宋时期，绘画创作主要有民间、文人士大夫和画院职业画家三个群体。民间画家画风朴实自然，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文人画家则以写意为先，讲究笔墨情趣，抒发个人情怀，注重意境的表达；画院职业画家多追求严谨工细、造型准确、色彩华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宋代绘画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时，这些画家群体之间又相互交流借鉴，职业画家画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画的思想意境彼此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文人画的技艺水平与职业画家画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水平上已经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产生了范宽、董源、李成、黄筌与黄居父子、徐熙、燕文贵、高文进、郭熙、苏轼、文同、米芾与米友仁父子、张择端、李公麟、王希孟、苏汉臣、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众多杰出的绘画艺术家以及大量的旷世画作，对元、明、清以及现代绘画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如此的辉煌与荣耀之中，无论是绘画艺术水平，还是绘画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绘画作品的影响力方面，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都处于絕对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第一个里程碑，那对于中国古代画院以及院体画来讲，宋代则已经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后虽然明、清两代也建有类似的画院，但在画院的建制规模和艺术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两宋时期。
二
两宋国家画院源于五代后蜀、南唐宫廷的翰林图画院。
公元935年，后蜀（公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稍后不久（公元943年），南唐（公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类似的宫廷画院。
当孟昶、李煜还在自家的后宫之中，享受着笙歌宴舞、诗酒书画的写意人生之际，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在部下们的拥戴下，一袭黄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不久，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先后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大小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对治国却颇有一套。在夺得天下以后，他以“杯酒释兵权”的巧妙之举，顺利解决了历代帝王们都曾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功臣拥兵自重、割据专权的状况。接着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诗画竞艳，文采风流。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如期而至。
三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宋代已经完成了由贵族门阀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之增加，尤其是对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更是渴求。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大量民间画家应运而生。
这些民间画家们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人物、山水、花鸟图画，在大街小巷摆摊出售，换取柴米油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技艺精湛，名声也很响亮。如善画小孩的杜姓画家被百姓们称之为“杜孩儿”，擅长楼阁亭台的赵姓画家则被誉之为“赵楼台”，而他们的真实名字却淹没在浩瀚的历史记忆里，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开封）有一座佛教寺庙大相国寺。说起这个大相国寺，在那时可是大大有名。《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园子当过临时主管，还在那里练过倒拔垂杨柳的功夫。
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赐名该寺为“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大相国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占地540亩，有64禅律院，僧众达数千人，寺内还有大量的佛教壁画，香火极为旺盛，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庙。除此之外，大相国寺还是帝都汴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都有五次庙会，庙会上人流熙攘，交易兴隆，不仅有各类生活、文化、宗教用品，还有大量民间画家销售的图画摊点，逶迤蜿蜒如一条长龙，使人目不暇接，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北京的琉璃厂。
由于生意兴隆，有利可图，大量画商也随之出现。山西绛州有一个画家杨威，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非常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受人们欢迎。商贩们便纷纷前去收购他的画作，做转手生意，谋取差价。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靠做模特赚钱的人。《玉照新志·卷三》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有一名倡优秦妙观，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职做业余模特儿。由于她“色冠都邑”，粉丝众多，因此她的画像十分走俏。
当时，一些著名画家的画作价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录》中说：崇宁年间，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有人出价二十万；《洞天清录》也讲到：江西人杨补之的一幅梅花“价不下百千金”；又据《圣朝名画评》中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一个名叫丁朱崖的官员为了求得著名画家赵昌的画作，借贺寿为名给赵家送去五百两黄金。
四
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建于何时？美术史家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建于宋太祖时期，其依据是《图画见闻志》中的一段记载：晋末时，画家王霭与王仁寿被契丹人掳去，宋太祖登基后王霭被放回，在图画院任祗候。另外，据《圣朝名画评》中所载：西蜀被灭后，其宫廷画家们被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图画院中的。
另一种则认为，画院应该始于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元年，理由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门外”。根据这一记录，北宋翰林图画院正式挂牌成立应是公元984年。
“翰林图画院”的主管部门名义上是翰林院，实际上却是由内侍省负责画院的具体工作。据《宋史·职官志》以及《宋会要辑稿》记载：“翰林图画院”成立之时，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员负责管理画院，而这名官员则是由内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担任。内侍省相当于皇家事务管理局，负责宫廷的内部事务。内侍省下面还有“翰林书艺局”“翰林太医局”“翰林匠作局”等与“翰林图画院”类似的部门，都是能工巧匠、杰出艺人集中的地方。
画院最初没有定员，画家的人员编制和职称等级并不固定，仁宗时才开始正式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五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画学”设立之初由国子监管理，并派有专门的官员如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学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书画的士大夫官员担任，如礼部员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过“画学”博士（院长）一职。大观四年以后，朝廷对“画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国子监不再管理“画学”，改由翰林图画院负责。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同“太学”的其他科目一样，考試合格后方能进入“画学”深造学习。整个流程从试卷封印、评卷、拟录取名单、复审、注册，直至张榜公布，都很规范、严谨。入学以后，学员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完全由官方承担。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一次的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进入“画学”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还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譬如王希孟就是在“画学”学习以后，再由徽宗赵佶亲自指导后出现的杰出青年画家。
王希孟十多岁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学府“画学”，经过“画学”的培养，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任职。在此期间，他刻苦作画，经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画作。赵佶发现这个年轻人“其性可教”，是个可塑之才，于是亲自担任他的绘画老师。经过赵佶亲自指点，王希孟的技艺突飞猛进。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四月，年仅十八岁的王希孟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绘制完成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里，村落、桥梁、舟船、林木点缀其间。画家以细致工整的笔法、鲜艳华丽的色彩，表现了大好河山的壮阔之美，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宋徽宗见到此画后大加赞赏，并将此画赐与宠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据蔡京在卷后的题跋，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奇才在几年以后，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还有不少声名卓著的画家如李唐、刘松年等人，都是通过“画学”深造之后才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六
培养了王希孟的老师宋徽宗自幼就是书画粉丝，对于绘画的喜爱，赵佶是直言不讳的。据《画继》记载，他曾对手下的大臣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还在做端王时，他就经常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在一起探讨切磋绘画艺术，往来极为密切。
得益于皇室得天独厚的条件，赵佶接触到的历代顶级书画数不胜数，得到的教育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赋极佳，在青年时期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如此，他在绘画理论上也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并以此指引画院的创作实践：他认为创作要客观自然，不能主观随意。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这些绘画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画家，展现了一个大师所具有的风范。
在创作中赵佶尤其注重写生。为了使作品更加真实，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动作和姿态。有一次，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障屏，画了几次赵佶都不满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说，孔雀升墩必是先举左脚，而画家却画成抬右脚了。据说他还发明了用生漆点画动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动逼真。他的画作简洁清新，于严谨、细致之中不乏潇洒、飘逸，尤其是花鸟画水平之高，震古烁今。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邓椿在《画继》中甚至评价赵佶的创作达到了“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至高境界。
时间就像是一个淘金的筛子，它把泥沙漏过，留下真正的金子。杰出的艺术品也是如此，即使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筛选，也仍然会熠熠闪光。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有一幅《写生珍禽图》的工笔花鸟画，被人以2530万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七年以后，这幅画作又以5510万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这一拍卖纪录。这幅《写生珍禽图》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赵佶。
除了自身酷爱书画之外，赵佶对画院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画院的建设，创办“画学”，为画院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由于他的大力扶持，画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顶之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说他是画院的“名誉院长”，一点也不过分。
在赵佶执政期间，他还下令搜集古今名画，编为《宣和睿览集》，后来又敕令画院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不仅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对画院和绘画艺术的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徽宗对于“翰林图画院”说得上是功劳至巨，但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奢侈荒淫的败家子。他的一生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个则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两个身份相互搅缠、干扰，而他自己则混淆不清、主次颠倒，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艺术爱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来满足这种个人爱好，这对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中所说：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最终酿成国破家亡，客死异乡的悲惨结局。
（摘编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