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裔美国作家房龙的《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虚构邀请各时期的名人到家里做客。作者每次都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份菜单，保证客人吃到的食物与真实的历史细节契合。我看完以后就想，假如我请古人吃饭，菜单就好安排多了，因为吃蛙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吃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柳宗元和韩愈两位古文大家，一个被贬至柳州，一个被谪到潮州。一个身在广西，一个身在广东，天遥地远，何以安慰？于是这一对落魄汉，两个失意人，于苦闷彷徨下，就互相交流吃蛙的经验体会，以浇胸中块垒。
　　虽然那时候没有电话、手机，也没有QQ、微信，联络不怎么方便，但谁若是吃了好东西，不能与人吹嘘说道一番，无法满足自我呈现的欲望，即使再美味的佳肴，也会被打折扣。深谙此道的韩柳二人，就書信往来，作诗酬答，表达自己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
　　韩愈的胆子小，青蛙吃得少，吃得也很郁闷。他的《答柳柳州食虾蟆》中这样写道：“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相比起来，柳宗元就吃得非常畅快，以至于韩愈不无羡慕地问：“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更具浪漫主义精神的柳宗元，知道应该为自己设定的不是拥有安全感，而是如何忍受不安全感，所以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当然，也有可能是柳宗元的厨子手艺好，能将蛙肉做得和“豢豹之胎”一样美味。
　　北宋时，梅尧臣在范仲淹的宴席上赋诗，有“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句，可见他是没吃过蛙肉的，所以把吃蛙想象得很可怕，与吃河豚相提并论。但换了苏轼，不仅肯为河豚“值那一死”，还写诗记录自己吃蛇吃蛙，“烹蛇啖蛙蛤，颇讶能稍稍”。
　　吃蛙万不可剥皮，口感最妙的就是蛙皮。清人袁枚性喜食蛙，他的厨子曾自作聪明把蛙皮剥去做菜，袁枚气极骂道：“劣伧真不晓事，如何将其锦袄剥去，致减鲜味！”美国禅宗哲学家阿伦·瓦兹说过，如果杀了一只鸡却没有能力煮好，那只鸡就是白死了。袁枚或许就是为白死的青蛙感到不值，所以才会破口大骂。
　　吃蛙在古代就像一张试纸，可以测试出不同的人与身边世界的对转关系。创造力强的人，会更有动力去做具有创造性的事;在正统士大夫极端鄙夷的情况下，有勇气打破陈见，敢于体验新奇事物。追求他人无从拥有过的体验的人，创新能力也比一般人要大得多。
　　所以，韩愈、柳宗元、苏轼、袁枚才会成为文人中的灯塔，而其他人只能是仰望他们光芒的行客。
　　（选自2019年第16期《中国新闻周刊》，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