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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这天，也是萧父老师走后的三七祭日。面对老师、师母的遗像，我噙着泪水，敬上三炷香，鞠躬礼拜。萧老师真的走了吗？三周以来，我总是以难以置信的态度反问自己。每有电话铃声，我迅速拿起听筒，总是企盼听到那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小郭……”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萧老师给我们上过《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课。萧师人长得潇洒，个子高，黑发密且长，戴着眼镜，风度翩翩；他的课也讲得潇洒，略带一点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富有激情，讲到动情处，妙语连珠，语速极快。偶然激动起来，他把讲坛一拍，作狮子之吼，同学们的心弦被震得直响。他的板书展现了书法的功底，不过同学们反映，有的字用草书，不易辨识，他便改写得正规一些。我们喜欢听他讲课，是因为他不时扯到课程之外，很能启发新思。例如他一下联系到思想解放运动，本来讲中国古代哲学，他因某一命题的触发，灵感一来，忽然跳跃到马克思，问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有时忽然迸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殷殷盼望大救星，而国际歌却说不靠神仙皇帝，到底孰是孰非？”我们毫无思想准备，说老实话，当时的思想还被禁锢着，十分教条，顿时无语，一百五十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他停留片刻，微微一笑，然后讲开去……这正是他对我们的思想启蒙。
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收获最大。我们的研究生课多是讨论式的，读书则在课下。当然也听老师们讲，老师们讲的多是他们的研究新成果或主持讨论的前言。“哲学史方法论”是一学年的课，由萧老师与陈修斋先生共同主持，中外哲学史教研室的老师、研究生一起来上课。除萧、陈先生外，杨祖陶、王荫庭、李德永、唐明邦先生等也分别主持过专题讨论。我们争起问题来，面红耳赤，昏天黑地，老师们为我们疏导、解惑。萧、唐、李师又给我们上了一学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名著经典选读”的课，他们带读导读，再让我们自己读，自己讲，又帮助教研室校核《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挑毛病。萧师单独给我们开了一学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的课，每上完一课，就让我们到图书馆特别是线装书库、善本室里去查书，了解这一讲的目录、版本情况，与所听讲不符的，或另有发现的，下一堂课来交流。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有好几届研究生分别、反复整理听课笔记，加以丰富完善。我在九十年代初还给萧老师当过研究生课的助教，帮查资料，答疑，组织讨论，也参与整理《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古史祛疑》等。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就单独向萧师求教。记得我拿着我写的浅薄的习作给他看时，常常忐忑不安。为消除我的紧张，他很高兴地与我聊天。有一次，我到他住的一区山上的老房子去，他马上要到太原出席中哲史学界第一次会议，顺手给了一份他提交会议的论文让我学习。还有一次，他送我一份《光明日报》，几乎一整版刊登了他写的《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评〈中国哲学〉创刊号》的文章，那是一篇有思想的美文。他认真审阅我初浅的习作，审阅之后，找我谈修改意见，我再修改，他再审修后推荐发表。记得我写的一篇有关王夫之的习作，原只有两部分，他从我的原稿中剪裁，又提示再看哪些资料，帮我改成三部分的结构，让我再补充修改，并谆谆告诫我说：“两元结构不稳，一座高塔，一般三层才稳，一篇文章，一般三部分才好，你要学会三段架构。”这篇习作，经他推荐在一九八三年《中国哲学》第十辑上发表。他还指导我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那本书很不好读，他告诉我如何下手，参读什么书，如何读才能有所得，然后如何爬梳、提炼，形成论文。这篇论文一九八二年提交全国王夫之讨论会，后于一九八四年正式发表。
无论是本科生的课还是研究生的课，萧老师都特别开放，常常请过往武汉的专家，有时也专门请思想敏锐、有新见的学者来讲，例如汤一介、庞朴、陈俊民、刘蔚华、傅伟勋、陈鼓应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他主张“学无常师”，也提倡师生平等切磋学问，曾激赏黄卫平同学写的与他商榷的文章，还把这篇文章推荐发表。
他才思敏捷，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新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重新翻译，对维柯的《新科学》的翻译及其价值，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张政、冯友兰、张岱年、岛田虔次、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读书》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动向（他长期订阅《考古》），马王堆与银雀山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书如《经籍纂诂》等，都提示给我们，启发我们去关注、把握、理解、参与。因萧师的关系，岛田虔次先生放心地把著作交给他的学生蒋国保、徐水生、甘万萍等去翻译。
老师有家学渊源，有童子功，多才多艺，善诗书雕刻，“文革”在襄阳分校劳动时曾刻过几枚闲章。我们与老师熟识之后，每逢开会聚餐，他让我们喝白酒。我与有的同学不胜酒力，又不善诗词歌赋，有一次他说： 你们又不会喝酒，又不会吟诗，又不会书法，搞什么中国哲学？他对体制内的教育所造成的起码的人文质素与修养的缺失表示怀疑。
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的那几年，老师的家在九区东湖边上，那一带风特别大，秋冬寒气逼人，而老师长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渐渐转成肺气肿。那时，门庭冷落，似可罗雀。老师的斋名“荒斋”，就是那时用的。为了避寒，老师和师母秋冬南行，春暖花开后才回武汉，他们戏称为“候鸟”。当时主要靠朋友、学生事先安排借房暂住，或在海南，或在广西北海，或在广州郊外。承蒙萧老师的朋友、时在海南大学的校友邓悦生院长，中央党校金春明、李振霞教授伉俪等悉心安排，老师与师母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岁末是在海南度过的。他的朋友、原华中师大现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伉俪，萧老师的学生李汉武等人时常关心、探视、聊天，老师一九九一年春节前的拜年诗《谢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即记此：“泥涂曳尾说逍遥，独有诗魂不可招……辙鲋难忘秋水阔，绿洲情暖慰心涛。”跋语中特别说：“华盖多忧，师友之高情可感。”他们每次南行都要带不少行李，但到目的地后仍觉得东西带少了，不方便。尤其是一心挂两头，心里牵挂着师妹等亲人。师母曾几次对我说过，真不想这样做候鸟了。她老人家告诉我，有一年在广州郊外住时，特别冷清，无人说话，也不安全。有一次刮风，钥匙关在屋内，两老穿得少，天也黑了，在屋外等了几个小时，幸而一位学生从城里赶过来解困。一九九六年仍住幼儿园旁旧房，不想再南行了，靠电热器过冬。一九九七年老师搬到新居博导楼，一九九八年新居有了暖气，再也不做候鸟了。
一九九三年夏，萧老师手书他头一年游五台山的诗作，赠我条幅，以期劫尘尽扫：
隐几维摩原未病，文殊慰语忒多情。
对谈忽到无言处，花雨纷纷扫劫尘。
五台行吟诗之一书示
齐勇目击一粲
癸酉夏于珞珈
萧先生晚年诗中“三年华盖终无悔”、“庄狂屈狷总违时”、“垂老狷狂未失真”等都是其心志的表达。他在为冯契先生八十寿诞所写文中引用《论语》中的“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和王船山的“出入于险阻而自靖”，来表达对冯契先生人格、节操的赞佩，这也是萧老师“求仁得仁”的夫子自道。《贺冯契八十华诞》诗：“劫后沉吟一笑通，探珠蓄艾此心同。”“慧境含弘真善美”，“霁月襟怀长者风”。萧师在这一阶段特别阐释道家风骨与王夫之的人格美，有深意焉。他让我懂得，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所为何事？
近日清理旧书刊，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册香港学人编的《毅圃》（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七期），其中第十九至二十五页上刊载有萧老师《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一九九五年八月在武汉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一文，在第十九与二十页间夹有此文的原稿。如果没有看到这十九页四百字大稿纸上的蓝墨水钢笔原稿，我完全不记得老师的这一文的初稿是我按老师的思路整理的，在原稿上有老师三种笔迹的修改，有的地方修改得密密麻麻。而原稿纸上有些老师笔迹的内容，正式刊出的文章中并没有见到，可见老师又有一次修订。在第一页老师的亲笔（红圆珠笔）所写中，有这些内容：“我刚从唐君毅先生故居来，从唐先生的哲学殿堂来到徐先生的人文世界，真如徐先生所论中国文化发展的性格从上往下落，从外往内收的味道。”这句话后来没有了。原稿第一页上圈掉我写的一段，框边有老师用蓝圆珠笔写的“屈：忽返顾以流涕，哀民生之多艰”；“杜：穷年忧黎民，太息肝肠热”。这些后来也没有用。第二页，我的原稿中称赞徐：“他是一个真人”；老师改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真人！”第三页，老师圈掉一段，改写为：“反专制，反奴性，熊十力先生有痛切的陈述，显然影响到徐。”“熊：宏观立论，徐以微观论史证实之。”最后一页末尾，老师圈掉一段，重写：“严复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体在何处？总之，从政治文化、德性学说、艺术精神的反思、剥离中，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自由精神、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这就是徐先生学术成就的时代意义。”这一段在正式发表时文字上又有改变，其中“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接合”是他的特殊用法）是他在原稿末页特别加上的。
偶尔我等为萧老师整理点讲义、文稿，正式发表后，他会把原稿、修改件、正式发表的刊物都给我们，让我们看前后的不同，对比并思考他最后为什么要这样想、写、改、定稿，从中获得教益。这一原稿修改件使我回忆起一九九五年暑假的经历。七月，萧师与我等一行经北京、洛杉矶到达波士顿出席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这是老师继一九八五、一九九二年之后第三次赴美，我则是第一次。会后我们由朋友接待，一道旅行。中途他又回到波士顿，杜维明先生请他再次到哈佛讲学，受到礼遇，情深意切，老师尤为感激。我们师生会合后，原道返回。在飞机上，我们讨论徐复观会议开幕词，老师定下基调。我谈了我对徐氏《两汉思想史》中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自由意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对儒家道德自由的高扬、《中国艺术精神》中对道家艺术自由的高扬的理解，他说就抓住这几个“自由”来写，发掘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回北京后，萧老师又风尘仆仆赶往四川，出席在宜宾举行的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然后才回武汉。
老师晚年与我发生过一次龃龉，至今我仍责备自己的鲁莽，深觉愧疚与不安。大约是二○○四年初，学校为提升文科的地位，促其发展，设置“资深教授”的岗位，请有一定年资与学术实力的学者申报（包括离退休的老师），评上者享受院士待遇。那时我在院里兼俗务，看到这个文件与表格，便请办公室分送有关先生，鼓励大家申报。我当时确实想到萧老师肯定不会申报，但还是按所谓客观化程序，生怕如有的前辈不知情反而造成工作失误与诸多误会，故请办公室照送。此外，我还存有侥幸心理，只要萧师肯报，我们帮他填表，以他的水平与声望，应无问题，起码可以大大改善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吧。没想到很快有了信息反馈，办公室的同志通报，萧老师发火了，打电话来说：“叫郭齐勇来把表拿回去！”我立即赶到老师府上请罪。那天老师很不高兴，指着文件与表格说：“我身体不好，不申报，你拿走吧。”我连忙解释，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老师在怪我。他早就说过，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何尝不知萧师早已超然于名利之外了呢？尔后，与萧老师的沟通与交谈中，我知道老师很理解并支持学校的这个举措，对已评上“资深教授”的学者十分尊重，实在是他个人觉得既不能再继续工作，何苦再添心累，而且不想自取其辱。
老师有放达潇洒、超脱逍遥的一面，又有极其细腻的一面。他心细，尊重人；待人接物礼貌周全，来而有往；朋友后学（包括不认识的青年）有求必应。我手上还保留了不少他写给我的便条，有的写在大小信封的背后，有的写在顺手拈来的纸片上或信件的天头地脚，一般都是：齐勇云云。晚年写上：齐勇教授云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下面则是一、二、三条应注意的事项，或帮查师弟论文中的疑点，或代他回复某人的信，寄什么书，或办什么事，或不要忘了什么细节，尤其是答辩会请专家，来参会或讲学的长者之接待事宜等。亦常有电话，也是反复叮咛。在老师身边，我们都习惯了。在老师耳提面命下，我们都学会办会、做事，力求像他一样敬业，认真，细致，周到，为人作想。
老师是很恋家爱家的人。师太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直到逝世。萧奶奶能诗能画，颇有才情。老师与师母很忙，但对老人照顾得很好。老师与师母以梅画与诗歌为媒，含蓄表达恋情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原稿因尔后的政治运动而佚亡，他们也不再记得。不想五十多年前，这些诗作被两位外国教授译成英文出版，与李白、杜甫的咏峨眉诗选录在一起，直到一九九五年乐黛云教授在新西兰一座小城发现了这部中英文对照的诗集，告诉他们，才重温旧事，感触良多。师母是病毒学专家，在高尚荫教授领衔的团队中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现在的科学家很少人有师母这样的人文修养了，她笔下的梅花也是她与老师高洁人品的象征。这对患难之交共同渡过了不少劫难。退休之后，师母全副身心照料老师，屋里屋外忙碌，常见她骑着小轮自行车在校园匆匆而行。一九九九年秋，师母陪老师去北京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大会，那是老师最后一次去外地开会。在妇女大厦住下后，师母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说你也不是外人，我要跟你讲一讲萧老师身体的真实情况，讲了老师衰弱的一些细节与征兆，很是着急。一直都是师母照顾老师，孰料师母于二○○三年突发肺炎，七月住院，九月出院，以后每况愈下，反由老师照顾师母，有时帮师母穿衣。师母于二○○五年四月嗜睡，五月进食困难，六月九日因肺纤维化引起的心力衰竭而仙逝。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近六十年，师母走了，老师的悲痛可想而知。百日后，老师对我说：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时常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少了一人……萧公子陪他到北京小住、散心，庞朴先生去看他，萧师见到庞公的第一句话是：“我学不了庄子啊！”他做不到鼓盆而歌，其实，老师有真情实感，没有矫揉造作，不着相，这才是庄子的真精神啊！
老师走后，吊唁者二百余人，出席告别仪式者三百余人，唁电函三百多，花圈花篮三百多，媒体网络发表的怀念诗文无数，哀荣至极，充分显示了老师的人格魅力，真所谓“其仁如天”，“有德此有人”。悼惜之如此，用孔子的话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我是深知老师的门人，我相信，萧师更喜欢庄子的话：“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为了我们这些学生的成长，萧老师太操心了，太累了，现在好好休息吧！假若真有所谓天堂，老师与师母会合，再奏琴瑟和鸣之音，重现筠画诗之盛，那该多美啊！
戊子年重阳节，萧师忌日三七祭奠之后，弟子敬献于灵前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萧老师给我们上过《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课。萧师人长得潇洒，个子高，黑发密且长，戴着眼镜，风度翩翩；他的课也讲得潇洒，略带一点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富有激情，讲到动情处，妙语连珠，语速极快。偶然激动起来，他把讲坛一拍，作狮子之吼，同学们的心弦被震得直响。他的板书展现了书法的功底，不过同学们反映，有的字用草书，不易辨识，他便改写得正规一些。我们喜欢听他讲课，是因为他不时扯到课程之外，很能启发新思。例如他一下联系到思想解放运动，本来讲中国古代哲学，他因某一命题的触发，灵感一来，忽然跳跃到马克思，问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有时忽然迸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殷殷盼望大救星，而国际歌却说不靠神仙皇帝，到底孰是孰非？”我们毫无思想准备，说老实话，当时的思想还被禁锢着，十分教条，顿时无语，一百五十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他停留片刻，微微一笑，然后讲开去……这正是他对我们的思想启蒙。
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收获最大。我们的研究生课多是讨论式的，读书则在课下。当然也听老师们讲，老师们讲的多是他们的研究新成果或主持讨论的前言。“哲学史方法论”是一学年的课，由萧老师与陈修斋先生共同主持，中外哲学史教研室的老师、研究生一起来上课。除萧、陈先生外，杨祖陶、王荫庭、李德永、唐明邦先生等也分别主持过专题讨论。我们争起问题来，面红耳赤，昏天黑地，老师们为我们疏导、解惑。萧、唐、李师又给我们上了一学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名著经典选读”的课，他们带读导读，再让我们自己读，自己讲，又帮助教研室校核《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挑毛病。萧师单独给我们开了一学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的课，每上完一课，就让我们到图书馆特别是线装书库、善本室里去查书，了解这一讲的目录、版本情况，与所听讲不符的，或另有发现的，下一堂课来交流。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有好几届研究生分别、反复整理听课笔记，加以丰富完善。我在九十年代初还给萧老师当过研究生课的助教，帮查资料，答疑，组织讨论，也参与整理《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古史祛疑》等。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就单独向萧师求教。记得我拿着我写的浅薄的习作给他看时，常常忐忑不安。为消除我的紧张，他很高兴地与我聊天。有一次，我到他住的一区山上的老房子去，他马上要到太原出席中哲史学界第一次会议，顺手给了一份他提交会议的论文让我学习。还有一次，他送我一份《光明日报》，几乎一整版刊登了他写的《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评〈中国哲学〉创刊号》的文章，那是一篇有思想的美文。他认真审阅我初浅的习作，审阅之后，找我谈修改意见，我再修改，他再审修后推荐发表。记得我写的一篇有关王夫之的习作，原只有两部分，他从我的原稿中剪裁，又提示再看哪些资料，帮我改成三部分的结构，让我再补充修改，并谆谆告诫我说：“两元结构不稳，一座高塔，一般三层才稳，一篇文章，一般三部分才好，你要学会三段架构。”这篇习作，经他推荐在一九八三年《中国哲学》第十辑上发表。他还指导我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那本书很不好读，他告诉我如何下手，参读什么书，如何读才能有所得，然后如何爬梳、提炼，形成论文。这篇论文一九八二年提交全国王夫之讨论会，后于一九八四年正式发表。
无论是本科生的课还是研究生的课，萧老师都特别开放，常常请过往武汉的专家，有时也专门请思想敏锐、有新见的学者来讲，例如汤一介、庞朴、陈俊民、刘蔚华、傅伟勋、陈鼓应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他主张“学无常师”，也提倡师生平等切磋学问，曾激赏黄卫平同学写的与他商榷的文章，还把这篇文章推荐发表。
他才思敏捷，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新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重新翻译，对维柯的《新科学》的翻译及其价值，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张政、冯友兰、张岱年、岛田虔次、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读书》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动向（他长期订阅《考古》），马王堆与银雀山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书如《经籍纂诂》等，都提示给我们，启发我们去关注、把握、理解、参与。因萧师的关系，岛田虔次先生放心地把著作交给他的学生蒋国保、徐水生、甘万萍等去翻译。
老师有家学渊源，有童子功，多才多艺，善诗书雕刻，“文革”在襄阳分校劳动时曾刻过几枚闲章。我们与老师熟识之后，每逢开会聚餐，他让我们喝白酒。我与有的同学不胜酒力，又不善诗词歌赋，有一次他说： 你们又不会喝酒，又不会吟诗，又不会书法，搞什么中国哲学？他对体制内的教育所造成的起码的人文质素与修养的缺失表示怀疑。
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的那几年，老师的家在九区东湖边上，那一带风特别大，秋冬寒气逼人，而老师长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渐渐转成肺气肿。那时，门庭冷落，似可罗雀。老师的斋名“荒斋”，就是那时用的。为了避寒，老师和师母秋冬南行，春暖花开后才回武汉，他们戏称为“候鸟”。当时主要靠朋友、学生事先安排借房暂住，或在海南，或在广西北海，或在广州郊外。承蒙萧老师的朋友、时在海南大学的校友邓悦生院长，中央党校金春明、李振霞教授伉俪等悉心安排，老师与师母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岁末是在海南度过的。他的朋友、原华中师大现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伉俪，萧老师的学生李汉武等人时常关心、探视、聊天，老师一九九一年春节前的拜年诗《谢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即记此：“泥涂曳尾说逍遥，独有诗魂不可招……辙鲋难忘秋水阔，绿洲情暖慰心涛。”跋语中特别说：“华盖多忧，师友之高情可感。”他们每次南行都要带不少行李，但到目的地后仍觉得东西带少了，不方便。尤其是一心挂两头，心里牵挂着师妹等亲人。师母曾几次对我说过，真不想这样做候鸟了。她老人家告诉我，有一年在广州郊外住时，特别冷清，无人说话，也不安全。有一次刮风，钥匙关在屋内，两老穿得少，天也黑了，在屋外等了几个小时，幸而一位学生从城里赶过来解困。一九九六年仍住幼儿园旁旧房，不想再南行了，靠电热器过冬。一九九七年老师搬到新居博导楼，一九九八年新居有了暖气，再也不做候鸟了。
一九九三年夏，萧老师手书他头一年游五台山的诗作，赠我条幅，以期劫尘尽扫：
隐几维摩原未病，文殊慰语忒多情。
对谈忽到无言处，花雨纷纷扫劫尘。
五台行吟诗之一书示
齐勇目击一粲
癸酉夏于珞珈
萧先生晚年诗中“三年华盖终无悔”、“庄狂屈狷总违时”、“垂老狷狂未失真”等都是其心志的表达。他在为冯契先生八十寿诞所写文中引用《论语》中的“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和王船山的“出入于险阻而自靖”，来表达对冯契先生人格、节操的赞佩，这也是萧老师“求仁得仁”的夫子自道。《贺冯契八十华诞》诗：“劫后沉吟一笑通，探珠蓄艾此心同。”“慧境含弘真善美”，“霁月襟怀长者风”。萧师在这一阶段特别阐释道家风骨与王夫之的人格美，有深意焉。他让我懂得，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所为何事？
近日清理旧书刊，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册香港学人编的《毅圃》（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七期），其中第十九至二十五页上刊载有萧老师《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一九九五年八月在武汉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一文，在第十九与二十页间夹有此文的原稿。如果没有看到这十九页四百字大稿纸上的蓝墨水钢笔原稿，我完全不记得老师的这一文的初稿是我按老师的思路整理的，在原稿上有老师三种笔迹的修改，有的地方修改得密密麻麻。而原稿纸上有些老师笔迹的内容，正式刊出的文章中并没有见到，可见老师又有一次修订。在第一页老师的亲笔（红圆珠笔）所写中，有这些内容：“我刚从唐君毅先生故居来，从唐先生的哲学殿堂来到徐先生的人文世界，真如徐先生所论中国文化发展的性格从上往下落，从外往内收的味道。”这句话后来没有了。原稿第一页上圈掉我写的一段，框边有老师用蓝圆珠笔写的“屈：忽返顾以流涕，哀民生之多艰”；“杜：穷年忧黎民，太息肝肠热”。这些后来也没有用。第二页，我的原稿中称赞徐：“他是一个真人”；老师改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真人！”第三页，老师圈掉一段，改写为：“反专制，反奴性，熊十力先生有痛切的陈述，显然影响到徐。”“熊：宏观立论，徐以微观论史证实之。”最后一页末尾，老师圈掉一段，重写：“严复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体在何处？总之，从政治文化、德性学说、艺术精神的反思、剥离中，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自由精神、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这就是徐先生学术成就的时代意义。”这一段在正式发表时文字上又有改变，其中“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接合”是他的特殊用法）是他在原稿末页特别加上的。
偶尔我等为萧老师整理点讲义、文稿，正式发表后，他会把原稿、修改件、正式发表的刊物都给我们，让我们看前后的不同，对比并思考他最后为什么要这样想、写、改、定稿，从中获得教益。这一原稿修改件使我回忆起一九九五年暑假的经历。七月，萧师与我等一行经北京、洛杉矶到达波士顿出席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这是老师继一九八五、一九九二年之后第三次赴美，我则是第一次。会后我们由朋友接待，一道旅行。中途他又回到波士顿，杜维明先生请他再次到哈佛讲学，受到礼遇，情深意切，老师尤为感激。我们师生会合后，原道返回。在飞机上，我们讨论徐复观会议开幕词，老师定下基调。我谈了我对徐氏《两汉思想史》中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自由意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对儒家道德自由的高扬、《中国艺术精神》中对道家艺术自由的高扬的理解，他说就抓住这几个“自由”来写，发掘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回北京后，萧老师又风尘仆仆赶往四川，出席在宜宾举行的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然后才回武汉。
老师晚年与我发生过一次龃龉，至今我仍责备自己的鲁莽，深觉愧疚与不安。大约是二○○四年初，学校为提升文科的地位，促其发展，设置“资深教授”的岗位，请有一定年资与学术实力的学者申报（包括离退休的老师），评上者享受院士待遇。那时我在院里兼俗务，看到这个文件与表格，便请办公室分送有关先生，鼓励大家申报。我当时确实想到萧老师肯定不会申报，但还是按所谓客观化程序，生怕如有的前辈不知情反而造成工作失误与诸多误会，故请办公室照送。此外，我还存有侥幸心理，只要萧师肯报，我们帮他填表，以他的水平与声望，应无问题，起码可以大大改善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吧。没想到很快有了信息反馈，办公室的同志通报，萧老师发火了，打电话来说：“叫郭齐勇来把表拿回去！”我立即赶到老师府上请罪。那天老师很不高兴，指着文件与表格说：“我身体不好，不申报，你拿走吧。”我连忙解释，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老师在怪我。他早就说过，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何尝不知萧师早已超然于名利之外了呢？尔后，与萧老师的沟通与交谈中，我知道老师很理解并支持学校的这个举措，对已评上“资深教授”的学者十分尊重，实在是他个人觉得既不能再继续工作，何苦再添心累，而且不想自取其辱。
老师有放达潇洒、超脱逍遥的一面，又有极其细腻的一面。他心细，尊重人；待人接物礼貌周全，来而有往；朋友后学（包括不认识的青年）有求必应。我手上还保留了不少他写给我的便条，有的写在大小信封的背后，有的写在顺手拈来的纸片上或信件的天头地脚，一般都是：齐勇云云。晚年写上：齐勇教授云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下面则是一、二、三条应注意的事项，或帮查师弟论文中的疑点，或代他回复某人的信，寄什么书，或办什么事，或不要忘了什么细节，尤其是答辩会请专家，来参会或讲学的长者之接待事宜等。亦常有电话，也是反复叮咛。在老师身边，我们都习惯了。在老师耳提面命下，我们都学会办会、做事，力求像他一样敬业，认真，细致，周到，为人作想。
老师是很恋家爱家的人。师太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直到逝世。萧奶奶能诗能画，颇有才情。老师与师母很忙，但对老人照顾得很好。老师与师母以梅画与诗歌为媒，含蓄表达恋情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原稿因尔后的政治运动而佚亡，他们也不再记得。不想五十多年前，这些诗作被两位外国教授译成英文出版，与李白、杜甫的咏峨眉诗选录在一起，直到一九九五年乐黛云教授在新西兰一座小城发现了这部中英文对照的诗集，告诉他们，才重温旧事，感触良多。师母是病毒学专家，在高尚荫教授领衔的团队中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现在的科学家很少人有师母这样的人文修养了，她笔下的梅花也是她与老师高洁人品的象征。这对患难之交共同渡过了不少劫难。退休之后，师母全副身心照料老师，屋里屋外忙碌，常见她骑着小轮自行车在校园匆匆而行。一九九九年秋，师母陪老师去北京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大会，那是老师最后一次去外地开会。在妇女大厦住下后，师母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说你也不是外人，我要跟你讲一讲萧老师身体的真实情况，讲了老师衰弱的一些细节与征兆，很是着急。一直都是师母照顾老师，孰料师母于二○○三年突发肺炎，七月住院，九月出院，以后每况愈下，反由老师照顾师母，有时帮师母穿衣。师母于二○○五年四月嗜睡，五月进食困难，六月九日因肺纤维化引起的心力衰竭而仙逝。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近六十年，师母走了，老师的悲痛可想而知。百日后，老师对我说：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时常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少了一人……萧公子陪他到北京小住、散心，庞朴先生去看他，萧师见到庞公的第一句话是：“我学不了庄子啊！”他做不到鼓盆而歌，其实，老师有真情实感，没有矫揉造作，不着相，这才是庄子的真精神啊！
老师走后，吊唁者二百余人，出席告别仪式者三百余人，唁电函三百多，花圈花篮三百多，媒体网络发表的怀念诗文无数，哀荣至极，充分显示了老师的人格魅力，真所谓“其仁如天”，“有德此有人”。悼惜之如此，用孔子的话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我是深知老师的门人，我相信，萧师更喜欢庄子的话：“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为了我们这些学生的成长，萧老师太操心了，太累了，现在好好休息吧！假若真有所谓天堂，老师与师母会合，再奏琴瑟和鸣之音，重现筠画诗之盛，那该多美啊！
戊子年重阳节，萧师忌日三七祭奠之后，弟子敬献于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