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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16日，中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以“不采取行动”动议挫败了美国利用人权会干涉中国内政、诋毁中国形象的企图。这是中国第11次在人权会上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评论这一胜利时指出，美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在人权会上再次挑起对抗。这里的“国内政治”，主要是指大选的需要和国会的压力，而国会的压力，则是自1991年以来美国政府反复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搞反华提案最主要的原因。
提供讲坛给“斗士”演戏
1999年5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与国际行动小组委员会就所谓的“中国政府买卖死刑犯器官”举行听证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在一家华文报纸的分类广告栏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可以向需要移植器官的美国病人提供相应的器官，手术在中国进行，而且“价格优惠”。这位嗅觉灵敏的记者似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来源，便揣着微型摄像机按广告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那位刊登广告的人。
记者谎称自己的亲戚需要移植器官，向这位“东家”打听器官是从哪里来的?质量是否可靠? “东家”神秘地说，他在中国与执行枪决的警官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犯人被枪决后，器官立即就可以摘除。
病人需要什么，就摘什么。犯人身体强壮，质量自然没得说。记者离开后，很快就制作了有关中国政府出售死刑犯器官的电视片，并在ABC新闻台黄金时段播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不久，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决定举行听证会，安排那位兜售人体器官的“东家” 作证。这位国会有名的“人权卫士”以反对堕胎和与中国对着干而名扬国会山。
史密斯说，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证人将蒙面作证。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发现，证人不仅蒙着面，而且用三面屏风与听众隔开。坐在听众对面的议员能看到蒙面人，而听众什么也看不见。
“东家”把自己可以买到犯人器官的“故事”说了一通之后，靠向美国提供中国“侵犯”人权信息吃饭的吴弘达接着发言。他有鼻子有眼儿地说，中国一年要处决上万名罪犯，每个犯人的器官可以卖3000美元，这么推算，中国靠出售犯人器官一年就可以赚取3000万美元的外汇。更煽情的是，吴弘达煞有介事地说，为了保证器官质量，有的犯人甚至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就被摘走了器官。
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听证会的情况，顺带把中国数落了一通，一些人权组织以及公众还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写信，“抗议”中国的不人道行为。大约半年之后，一家华人报纸报道，所谓的“出售死刑犯器官”一案，是吴弘达一手导演的。吴弘达为了给自己关于“中国出售死刑犯器官”的研究报告提供活证据，找到一个想留在美国拿绿卡的中国人。他们的交易是，此人在国会作证之后，吴将帮他办好绿卡。可是，“事成”之后，吴弘达并没有给这位不卖器官只卖良心的人办成绿卡。此人上当之后，自己跑到报社把这个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抖落出来。
多管齐下给中国抹黑
事实上，国会经常举行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蒙面人闹剧”只是其中形式比较荒唐、影响特别恶劣的一幕。这类听证会的特点，一是内容纷杂，包括西藏、计划生育、劳改产品、“持不同政见者”、新疆等等内容；二是次数较多，几乎每个月都有，有时一个星期不止一场；三是作证的多是“老面孔”，自封的“民主斗士”魏京生、“劳改问题专家”吴弘达以及“北京政治风波” 后陆续跑到美国的几位“英雄”，“洋证人”也总是来自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亚洲观察、支持西藏国际运动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老相识”。
作证的少见新人，张罗着举行听证会的又何尝不是那几位“热心”中国人权的老议员?2002年退休的赫尔姆斯参议员，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位以“与中国对着干”为乐、为荣的老先生，折腾中国十几年，哪一次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没有他的影子?
众议院有三位跳得最厉害，一位是刚退休的、来自纽约州的吉尔曼，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一位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尔巴克尔。三位长期担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想开个听证会，易如反掌，只要有机会整中国，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
除了听证会，这些闲不住的议员们还通过提出议案给中国找茬，给白宫挑刺。每年2、3月间，他们都会在参、众两院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然后，举行听证会、记者招待会为之造势。有的时候还会鼓动议员联名给总统或国务卿写信。因为这类议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一般议员也懒得仔细琢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共产党国家，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会有什么错儿，即使错了，也没有人会较真儿。
举行记者招待会，也是议员大人们爱干的。听证会比较正式，证人有时还要宣誓，作假证有可能被起诉，搞记者招待会就“方便”多了。一次，网上有消息说，哈钦森参议员要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由魏京生介绍中国人权状况。我去了，想看看魏京生到底要说些什么。7、8个记者溜溜达达来了，我也夹在他们中间。不一会儿，哈钦森的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得知我是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后，便说：“对不起，你不能参加。” 我反问道：“为什么?通知上可没写不让中国官员参加”。“你是中国政府官员，你在场，魏先生无法说真话”。“我又不是警察，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如果说真话，又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对方见我不示弱，只得怏怏离去。
那天，房间里除了魏京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一直紧盯着魏京生的两眼，他似乎感觉到我是大使馆来的，几次避开我的目光。我想，他一定心虚了。 其实，魏京生也没有提供什么可以炒作的“新闻”，只是把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无数遍的“中国侵犯人权”的论调又重复了一遍。
哈钦森参议员吹捧了魏京生一通。记者招待会进行了不到20分钟。魏京生之流为什么会隔三岔五往国会山跑?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能耐可以在美国混饭吃，要想在美国生活下去，就得靠谩骂中国。到国会山作证，国会会报销差旅费，还有少量补贴。议员们为什么热衷于找他们呢?因为这些人能够为议员们提供指责中国的素材和观点。这些议员不喜欢中国，看不惯中国，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不同。
还有一年一份的国别人权报告。这是国会通过立法确定的制度，每年厚厚两大本，和砖块差不多厚，由国务院准备，向国会报告。每年的报告，中国部分总是内容“最丰富”的。道听途说加胡编乱造，恰似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美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会买它的帐，但恶心 恶心你，目标也就达到了。
披挂上阵到中国滋事
少数议员不仅在美国利用国会这个讲坛整中国，而且跑到中国亲自披挂上阵，上演了好几出滑稽戏。
1991年9月4日，应外交学会邀请，佩洛西等3名众议员来中国访问。佩洛西表面上对中国主人的热情招待很满意，但私下却在谋划向中国“抗议”的闹剧。
她们以观光为名来到天安门广场。不一会儿，佩洛西等人从包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的条幅，拉开了向路过的游客展示。这一招儿也玩得太“火”了，游人纷纷表示不满一一几个外国人竟然跑到中国最神圣的地方搞示威，真是无知、狂妄到极点。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议员，居然置自己的身份于不顾，干起这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执勤的警察迅速赶来将她们带离。
尽管不光彩，佩洛西等人还是出了一次风头。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报纸都在次日报道了她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消息。另一个让人笑话的事，发生在1991年3月27日。“热衷”于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沃尔夫众议员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沃尔夫提出，希望到中国的监狱看看。主人同意了，安排沃尔夫到北京第一监狱参观。
在参观监狱的织袜车间时，沃尔夫趁人不注意，想把工作台上几双半成品袜套拿走，被工作人员当场制止。
为了不让客人难堪，监狱负责人给每位参观者赠送了5双袜子作为纪念。没想到，主人的一番好意被利用了。沃尔夫回到美国后，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拿出狱方赠送给他的袜子，声称这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的“证据”，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了犯人的人权，中国犯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一时间，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一事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此后，沃尔夫多次在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和国会辩论中拿中国监狱生产的袜子说事。他手里拿着袜子，手舞足蹈地批评中国。于是，一些人私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袜子议员”。
中国对犯人的教育和改造是成功的，中国犯人的重复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之一。让犯人参加劳动，接受教育，让其自食其力，已被事实证明是改造罪犯行之有效的途径。但中国监狱企业没有出口经营权，中国监狱生产的袜子不可能出口到美国。
沃尔夫知道自己千的“好事”，不好意思也不敢再公开到中国滋事，但他没有放弃给中国找麻烦的念头。1997年8月底， 这位议员大人竟冒充游客从尼泊尔进入西藏。在西藏的5天里，沃尔夫走街串巷，在西藏“收集中国侵犯人权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发表题为《西藏——第一手的观察》的文章，声称西藏是一个国家，西藏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没有自由和权利；汉人大量涌人，其数量已超过藏人。中国有关组织和部门纷纷批驳沃尔夫的不实指控——西藏从元朝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以来西藏人民的生活在稳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旧西藏的36岁提高到65岁，人口从1953年的100万迅速达到1996年的240万，而且藏人始终占95％以上。但是，谎言有时比真理传得更远。
美国政府与国会在人权问题上，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牵制的关系。有时候，它们演双簧，国会在背后喊，政府则拿国会的压力向中国提要求、讲条件；有时候，它们又是冤家，国会注重眼前利益，政府看问题相对长远一些，特别是白宫与国会不是一家人的时候，闹得更厉害。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受伤害的总是中国，受影响的总是中美关系。
责编：潘天翠
提供讲坛给“斗士”演戏
1999年5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与国际行动小组委员会就所谓的“中国政府买卖死刑犯器官”举行听证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在一家华文报纸的分类广告栏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可以向需要移植器官的美国病人提供相应的器官，手术在中国进行，而且“价格优惠”。这位嗅觉灵敏的记者似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来源，便揣着微型摄像机按广告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那位刊登广告的人。
记者谎称自己的亲戚需要移植器官，向这位“东家”打听器官是从哪里来的?质量是否可靠? “东家”神秘地说，他在中国与执行枪决的警官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犯人被枪决后，器官立即就可以摘除。
病人需要什么，就摘什么。犯人身体强壮，质量自然没得说。记者离开后，很快就制作了有关中国政府出售死刑犯器官的电视片，并在ABC新闻台黄金时段播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不久，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决定举行听证会，安排那位兜售人体器官的“东家” 作证。这位国会有名的“人权卫士”以反对堕胎和与中国对着干而名扬国会山。
史密斯说，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证人将蒙面作证。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发现，证人不仅蒙着面，而且用三面屏风与听众隔开。坐在听众对面的议员能看到蒙面人，而听众什么也看不见。
“东家”把自己可以买到犯人器官的“故事”说了一通之后，靠向美国提供中国“侵犯”人权信息吃饭的吴弘达接着发言。他有鼻子有眼儿地说，中国一年要处决上万名罪犯，每个犯人的器官可以卖3000美元，这么推算，中国靠出售犯人器官一年就可以赚取3000万美元的外汇。更煽情的是，吴弘达煞有介事地说，为了保证器官质量，有的犯人甚至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就被摘走了器官。
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听证会的情况，顺带把中国数落了一通，一些人权组织以及公众还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写信，“抗议”中国的不人道行为。大约半年之后，一家华人报纸报道，所谓的“出售死刑犯器官”一案，是吴弘达一手导演的。吴弘达为了给自己关于“中国出售死刑犯器官”的研究报告提供活证据，找到一个想留在美国拿绿卡的中国人。他们的交易是，此人在国会作证之后，吴将帮他办好绿卡。可是，“事成”之后，吴弘达并没有给这位不卖器官只卖良心的人办成绿卡。此人上当之后，自己跑到报社把这个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抖落出来。
多管齐下给中国抹黑
事实上，国会经常举行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蒙面人闹剧”只是其中形式比较荒唐、影响特别恶劣的一幕。这类听证会的特点，一是内容纷杂，包括西藏、计划生育、劳改产品、“持不同政见者”、新疆等等内容；二是次数较多，几乎每个月都有，有时一个星期不止一场；三是作证的多是“老面孔”，自封的“民主斗士”魏京生、“劳改问题专家”吴弘达以及“北京政治风波” 后陆续跑到美国的几位“英雄”，“洋证人”也总是来自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亚洲观察、支持西藏国际运动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老相识”。
作证的少见新人，张罗着举行听证会的又何尝不是那几位“热心”中国人权的老议员?2002年退休的赫尔姆斯参议员，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位以“与中国对着干”为乐、为荣的老先生，折腾中国十几年，哪一次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没有他的影子?
众议院有三位跳得最厉害，一位是刚退休的、来自纽约州的吉尔曼，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一位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尔巴克尔。三位长期担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想开个听证会，易如反掌，只要有机会整中国，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
除了听证会，这些闲不住的议员们还通过提出议案给中国找茬，给白宫挑刺。每年2、3月间，他们都会在参、众两院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然后，举行听证会、记者招待会为之造势。有的时候还会鼓动议员联名给总统或国务卿写信。因为这类议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一般议员也懒得仔细琢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共产党国家，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会有什么错儿，即使错了，也没有人会较真儿。
举行记者招待会，也是议员大人们爱干的。听证会比较正式，证人有时还要宣誓，作假证有可能被起诉，搞记者招待会就“方便”多了。一次，网上有消息说，哈钦森参议员要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由魏京生介绍中国人权状况。我去了，想看看魏京生到底要说些什么。7、8个记者溜溜达达来了，我也夹在他们中间。不一会儿，哈钦森的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得知我是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后，便说：“对不起，你不能参加。” 我反问道：“为什么?通知上可没写不让中国官员参加”。“你是中国政府官员，你在场，魏先生无法说真话”。“我又不是警察，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如果说真话，又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对方见我不示弱，只得怏怏离去。
那天，房间里除了魏京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一直紧盯着魏京生的两眼，他似乎感觉到我是大使馆来的，几次避开我的目光。我想，他一定心虚了。 其实，魏京生也没有提供什么可以炒作的“新闻”，只是把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无数遍的“中国侵犯人权”的论调又重复了一遍。
哈钦森参议员吹捧了魏京生一通。记者招待会进行了不到20分钟。魏京生之流为什么会隔三岔五往国会山跑?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能耐可以在美国混饭吃，要想在美国生活下去，就得靠谩骂中国。到国会山作证，国会会报销差旅费，还有少量补贴。议员们为什么热衷于找他们呢?因为这些人能够为议员们提供指责中国的素材和观点。这些议员不喜欢中国，看不惯中国，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不同。
还有一年一份的国别人权报告。这是国会通过立法确定的制度，每年厚厚两大本，和砖块差不多厚，由国务院准备，向国会报告。每年的报告，中国部分总是内容“最丰富”的。道听途说加胡编乱造，恰似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美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会买它的帐，但恶心 恶心你，目标也就达到了。
披挂上阵到中国滋事
少数议员不仅在美国利用国会这个讲坛整中国，而且跑到中国亲自披挂上阵，上演了好几出滑稽戏。
1991年9月4日，应外交学会邀请，佩洛西等3名众议员来中国访问。佩洛西表面上对中国主人的热情招待很满意，但私下却在谋划向中国“抗议”的闹剧。
她们以观光为名来到天安门广场。不一会儿，佩洛西等人从包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的条幅，拉开了向路过的游客展示。这一招儿也玩得太“火”了，游人纷纷表示不满一一几个外国人竟然跑到中国最神圣的地方搞示威，真是无知、狂妄到极点。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议员，居然置自己的身份于不顾，干起这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执勤的警察迅速赶来将她们带离。
尽管不光彩，佩洛西等人还是出了一次风头。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报纸都在次日报道了她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消息。另一个让人笑话的事，发生在1991年3月27日。“热衷”于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沃尔夫众议员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沃尔夫提出，希望到中国的监狱看看。主人同意了，安排沃尔夫到北京第一监狱参观。
在参观监狱的织袜车间时，沃尔夫趁人不注意，想把工作台上几双半成品袜套拿走，被工作人员当场制止。
为了不让客人难堪，监狱负责人给每位参观者赠送了5双袜子作为纪念。没想到，主人的一番好意被利用了。沃尔夫回到美国后，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拿出狱方赠送给他的袜子，声称这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的“证据”，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了犯人的人权，中国犯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一时间，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一事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此后，沃尔夫多次在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和国会辩论中拿中国监狱生产的袜子说事。他手里拿着袜子，手舞足蹈地批评中国。于是，一些人私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袜子议员”。
中国对犯人的教育和改造是成功的，中国犯人的重复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之一。让犯人参加劳动，接受教育，让其自食其力，已被事实证明是改造罪犯行之有效的途径。但中国监狱企业没有出口经营权，中国监狱生产的袜子不可能出口到美国。
沃尔夫知道自己千的“好事”，不好意思也不敢再公开到中国滋事，但他没有放弃给中国找麻烦的念头。1997年8月底， 这位议员大人竟冒充游客从尼泊尔进入西藏。在西藏的5天里，沃尔夫走街串巷，在西藏“收集中国侵犯人权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发表题为《西藏——第一手的观察》的文章，声称西藏是一个国家，西藏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没有自由和权利；汉人大量涌人，其数量已超过藏人。中国有关组织和部门纷纷批驳沃尔夫的不实指控——西藏从元朝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以来西藏人民的生活在稳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旧西藏的36岁提高到65岁，人口从1953年的100万迅速达到1996年的240万，而且藏人始终占95％以上。但是，谎言有时比真理传得更远。
美国政府与国会在人权问题上，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牵制的关系。有时候，它们演双簧，国会在背后喊，政府则拿国会的压力向中国提要求、讲条件；有时候，它们又是冤家，国会注重眼前利益，政府看问题相对长远一些，特别是白宫与国会不是一家人的时候，闹得更厉害。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受伤害的总是中国，受影响的总是中美关系。
责编：潘天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