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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做书签，嘴巴做信笺，你有人间，我有云烟
23岁的夏衍失恋了，郁郁寡歡，满怀失落去了日本留学。这一切，母亲看在眼里，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经过多方打听，母亲选中了老家德清的蔡淑馨，她是杭州一家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女儿。第二年暑假时，夏衍见到了她。蔡淑馨是典型的江南美女，百合一样清纯。她的闺秀气质让他眼前一亮。相处数日，彼此心仪。分别后，他们靠书信互诉相思。
那时的夏衍正处于迷茫时期，他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参加过一些工人运动，实地走访日本工厂后，对底层社会的惨状感同身受;他也到过沦陷的东北，对于同胞的亡国奴角色痛心之至;尤其是结识孙中山后，对于他学的实业救国充满怀疑和忧思。课业繁重，精神迷惘，唯有蔡淑馨的来信能带给他莫大安慰：“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
喜爱绘画的蔡淑馨对于色彩的品味令夏衍欣赏。书信往返中，感情日渐升温，在日记中，夏衍每天都与“爱淑”“爱的淑”“淑妹”对话，“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白百合！”而蔡淑馨也热烈回应：“你是我光明的星，温暖的太阳，须有你，我才能复活。”她的信给了他最大的甜蜜，以至偶有通信不畅时，便会急切到“自弃”的地步。
被别离的忧伤折磨着，夏衍开始写作。不久，他以“沈宰白”为笔名写的小说《新月之下》发表在上海《狮吼》杂志，小说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借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你给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这一年内，给我65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为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颓废。”那是夏衍最初的文艺作品。
1925年夏天，蔡淑馨毕业后到日本深造。她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夏衍经常去看她，在朋友的小木屋里，他们畅谈社会、文艺，相处日久，情意更浓。她的到来让他的心灵倍感宁静，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学习，虽然电气工程越读越兴味索然，但是英文、德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整日泡在图书馆，大量阅读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尔基，迷恋契诃夫的剧本，还翻译了日本戏剧家菊池宽的《戏曲论》，为后来走上翻译和戏剧道路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夏衍倾心于政治，到东京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决裂，突如其来的动荡时局令他不安，匆匆回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这一年，蔡淑馨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她加入艺术家联盟，和他一样，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得知夏衍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担心他的安危，不待学业完成，蔡淑馨回到上海。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为进步青年带来精神食粮;他理平头、穿旧布衫深入工厂，领导工人运动;不管他做什么，她都全部理解和支持。被国民党追查时，她不顾危险说服家人，把他藏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
爱经受住了考验。1930年，相爱6年后，一对才子佳人举行了婚礼。婚后，夏衍与鲁迅筹建左联，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他进入创作欲最旺盛时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包身工》;抗战爆发后，又在周恩来委任下去广州办《救亡日报》。“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的10年，他没有时间顾及小家庭，2个孩子出生后，全都依赖蔡淑馨独自抚养。在夏衍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张儿女的合照，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夏衍原名沈端先），风雨飘摇的时代，小家庭的温馨带给他无限慰藉。他的事业上了快速道，聚少离多，而她为了不暴露他，只能牺牲自己的职业理想，辗转在一些小学校教美术课。不能比翼双飞，他是歉疚的，离愁别绪只能写进一部部剧本里。随着多部影片成功上映，他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蔡淑馨随行进京。他满怀激情投入创作，先后把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赢得了巨大的艺术声誉;她则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闲时打磨厨艺，用一流烹饪为他接待如云宾客。
可是政治气候已经悄然发生变化，1965年，夏衍被免去职务，曾经热闹的四合院冷寂下来。家里遭到查抄，挨打受辱是家常便饭，直到有一天深夜，一群人闯进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带走了。夏衍被抓后，蔡淑馨四处去打听，没有下文。很快，儿女被下放，她也被抓了，数日折磨为晚年的精神抑郁埋下了伏笔。回来后，院子已经被挤占，只留给她一个角落。自来水断了，暖气停了，一个生长在南方的富家小姐被迫学着挑水、生炉子。夏衍好几年杳无音信，巨大的恐惧中，她只能孤独地支撑着，唯一陪伴她的，是他留下的一只大黄猫。
而那时，狱中的夏衍在“交代”材料中，写得最多的话是：“内心苦痛者，对不起妻子、儿女也……”1972年，蔡淑馨突然接到通知，可以探监了。他还活着，她不禁痛哭失声。时隔6年，她带着儿孙们与他相见。孙辈绕膝，被打成残疾的夏衍百感交集。
1975年夏天，夏衍被解除监禁，终于回到蔡淑馨用坚韧和孤独守了9年的家。尽管房屋破败，毕竟一家人团圆了。他自由了，儿女也从干校回来了，蔡淑馨紧绷了多年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她反反复复地读同一张报纸，用装满黄豆的小布袋敲腿时，总是来回地在念“十七、十……”夏衍知道，她病了，这一场劫难，把她击垮了。几年后，夏衍写信给当年留日时的朋友：“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去世，她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蔡淑馨去世后，耄耋之年的夏衍全身心投入写作，撰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点点滴滴又浮现眼前。每一个生命节点，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她的付出，她永远是他生命中最圣洁的百合花。
（编辑/张金余）
23岁的夏衍失恋了，郁郁寡歡，满怀失落去了日本留学。这一切，母亲看在眼里，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经过多方打听，母亲选中了老家德清的蔡淑馨，她是杭州一家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女儿。第二年暑假时，夏衍见到了她。蔡淑馨是典型的江南美女，百合一样清纯。她的闺秀气质让他眼前一亮。相处数日，彼此心仪。分别后，他们靠书信互诉相思。
那时的夏衍正处于迷茫时期，他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参加过一些工人运动，实地走访日本工厂后，对底层社会的惨状感同身受;他也到过沦陷的东北，对于同胞的亡国奴角色痛心之至;尤其是结识孙中山后，对于他学的实业救国充满怀疑和忧思。课业繁重，精神迷惘，唯有蔡淑馨的来信能带给他莫大安慰：“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
喜爱绘画的蔡淑馨对于色彩的品味令夏衍欣赏。书信往返中，感情日渐升温，在日记中，夏衍每天都与“爱淑”“爱的淑”“淑妹”对话，“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白百合！”而蔡淑馨也热烈回应：“你是我光明的星，温暖的太阳，须有你，我才能复活。”她的信给了他最大的甜蜜，以至偶有通信不畅时，便会急切到“自弃”的地步。
被别离的忧伤折磨着，夏衍开始写作。不久，他以“沈宰白”为笔名写的小说《新月之下》发表在上海《狮吼》杂志，小说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借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你给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这一年内，给我65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为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颓废。”那是夏衍最初的文艺作品。
1925年夏天，蔡淑馨毕业后到日本深造。她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夏衍经常去看她，在朋友的小木屋里，他们畅谈社会、文艺，相处日久，情意更浓。她的到来让他的心灵倍感宁静，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学习，虽然电气工程越读越兴味索然，但是英文、德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整日泡在图书馆，大量阅读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尔基，迷恋契诃夫的剧本，还翻译了日本戏剧家菊池宽的《戏曲论》，为后来走上翻译和戏剧道路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夏衍倾心于政治，到东京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决裂，突如其来的动荡时局令他不安，匆匆回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这一年，蔡淑馨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她加入艺术家联盟，和他一样，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得知夏衍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担心他的安危，不待学业完成，蔡淑馨回到上海。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为进步青年带来精神食粮;他理平头、穿旧布衫深入工厂，领导工人运动;不管他做什么，她都全部理解和支持。被国民党追查时，她不顾危险说服家人，把他藏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
爱经受住了考验。1930年，相爱6年后，一对才子佳人举行了婚礼。婚后，夏衍与鲁迅筹建左联，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他进入创作欲最旺盛时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包身工》;抗战爆发后，又在周恩来委任下去广州办《救亡日报》。“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的10年，他没有时间顾及小家庭，2个孩子出生后，全都依赖蔡淑馨独自抚养。在夏衍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张儿女的合照，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夏衍原名沈端先），风雨飘摇的时代，小家庭的温馨带给他无限慰藉。他的事业上了快速道，聚少离多，而她为了不暴露他，只能牺牲自己的职业理想，辗转在一些小学校教美术课。不能比翼双飞，他是歉疚的，离愁别绪只能写进一部部剧本里。随着多部影片成功上映，他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蔡淑馨随行进京。他满怀激情投入创作，先后把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赢得了巨大的艺术声誉;她则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闲时打磨厨艺，用一流烹饪为他接待如云宾客。
可是政治气候已经悄然发生变化，1965年，夏衍被免去职务，曾经热闹的四合院冷寂下来。家里遭到查抄，挨打受辱是家常便饭，直到有一天深夜，一群人闯进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带走了。夏衍被抓后，蔡淑馨四处去打听，没有下文。很快，儿女被下放，她也被抓了，数日折磨为晚年的精神抑郁埋下了伏笔。回来后，院子已经被挤占，只留给她一个角落。自来水断了，暖气停了，一个生长在南方的富家小姐被迫学着挑水、生炉子。夏衍好几年杳无音信，巨大的恐惧中，她只能孤独地支撑着，唯一陪伴她的，是他留下的一只大黄猫。
而那时，狱中的夏衍在“交代”材料中，写得最多的话是：“内心苦痛者，对不起妻子、儿女也……”1972年，蔡淑馨突然接到通知，可以探监了。他还活着，她不禁痛哭失声。时隔6年，她带着儿孙们与他相见。孙辈绕膝，被打成残疾的夏衍百感交集。
1975年夏天，夏衍被解除监禁，终于回到蔡淑馨用坚韧和孤独守了9年的家。尽管房屋破败，毕竟一家人团圆了。他自由了，儿女也从干校回来了，蔡淑馨紧绷了多年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她反反复复地读同一张报纸，用装满黄豆的小布袋敲腿时，总是来回地在念“十七、十……”夏衍知道，她病了，这一场劫难，把她击垮了。几年后，夏衍写信给当年留日时的朋友：“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去世，她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蔡淑馨去世后，耄耋之年的夏衍全身心投入写作，撰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点点滴滴又浮现眼前。每一个生命节点，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她的付出，她永远是他生命中最圣洁的百合花。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