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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情如云霞雾霭气象万千，极为神秘微妙。中西方的情诗受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从而可以窥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 爱情诗 中西文化 审美差异
玫瑰的芬芳如梦袭来。依着爱情的世界，正午的阳光和冬天的寒夜都柔和且流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为爱情大唱赞歌：“我知道，爱情是人类最喜欢的处女作，我知道，世界上一切都由它来创造，我不信，她会在卑鄙的心灵上降落，我不信，她的崇拜者会是微不足道。”在古今中外诗人的笔下，爱情充分展现了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中西方的情诗受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从而可以窥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中诗写友情的多，西诗写恋情的多
被作为儒家经典的《易经》认为“一阴以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无不具有阴阳二性，并将“阴阳”观引入社会和家庭伦理生活领域“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正位乎内”的角色地位要求男性以广阔的社会为人生舞台—求学致仕，出将入相，或求取功名于朝中，或安百姓于治下。
中国社会表面上以家庭为重，骨子里却是兼善主义，重功名轻爱情。诸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等，歌颂向往的都是功名，很少有人写爱情。杜甫几乎就没有，只有三两首写给太太，但已经不客气地称“老妻”了；李白写情诗只写闺怨，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而非对一个女子的感情。情诗在中国古诗中很不发达，儒家传统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在中国古代的男性作家的意识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妻子生来就只配在家庭中操劳作息、养幼事老，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历来为整个社会所不屑。虽然我们偶尔也能读到“拜母不能言，揖妻交重寄，此际心若摧，出门方陨涕”一类的诗句，但更多的却是“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丈夫志四方，不受儿女羁”，“英雄有事在烽烟，红粉生离未足怜”这样的句子。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咏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迷于“靡靡之音”那样。《诗经》、《唐诗》中还有几首含蓄的情诗，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另外，婚姻包办、一夫多妻，再由于生产力落后、交通不发达，以及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妻置异县”和“重婚姻、少爱情”的情形。他们更多地把光阴用于仕官羁旅，所以日常跟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女子，而是同僚、朋友。中国文人写友情的作品绝对多于写给妻子、恋人的作品。如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赋予友情以超越空间的力量，写得真切豪放。而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更是情深义重、脍炙人口。
显然，中国是友情多于爱情，而西方是爱情多于友情。爱情在西方人的个体生命中极为重要。在西方传统中，男女之爱大多含有精神之含义，把女性视为人格的补助者和灵魂赖以上升者，直至形而上境界的一种象征。杨周翰指出：从但丁开始，西方就有一种爱情观，把男女之爱看做通向上帝爱的第一个阶段。爱具有某种神性。如《雅歌》可称得上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情诗。诗中叙述男女情事极大胆，情感之炽烈，古今罕见。诗中的新郎召唤新妇，没有丝毫忸怩之色：“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其中的男欢女爱透露了对世人、对教会的大爱。弗洛姆认为：爱主要不是和具体对象的联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取向。
在中国得于朋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于妇人、女子，再加上受中世纪追求服饰华丽，谈吐仪态优雅，以博取贵妇人“典雅的爱情为荣”骑士之风的影响，以及不同于中国的女性地位。西方文学中出现了大量讴歌世俗爱情的诗篇，一方面赞美了比生死还要强烈的爱情，另一方面肯定了妇女在爱情上的权利和选择。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莎士比亚都以爱情诗闻名遐迩。如“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普希金《我曾经爱过你》）就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很纯洁的爱，纯洁得毫无指望、不求回报；纯洁得真诚地、温柔地对待；也纯洁得当“但愿它不會再去打扰你”，“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时，仍然祝福她“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又如裴多菲献给未婚妻尤丽娅的一首情诗的《我愿是激流》“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长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在这首诗中，裴多菲向自己的爱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热烈而真诚的爱情，抒发了自己甘愿为爱献身的渴望。为了表达这种感情，诗人选用的意象是“急流”不是大江大河；是“荒林”不是茂密的森林；是“废墟”不是别墅城堡；是“草屋”不是高楼大厦，正是意象的贫瘠破败，反衬出了诗人甘愿牺牲一切、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可贵。
二、西方情诗多写于婚前，长于慕；中国的情诗多写于婚后，长于怨
由于东西方恋爱观相差很大，西方恋爱至上，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中国重婚姻轻恋爱，提出“先结婚后恋爱”，导致中西方爱情诗上的差异。
西方的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前，有一种唐·璜的精神，所以长于慕。普希金爱情诗中就有不少诗是写给他的情人、恋人（未婚妻）的，作者有时甚至标明是“致某某人”或“写给”某位女性的。《是的，我曾经享受过，也曾感到幸福……》就是写给巴库尼娜他最早追求的一位少女。普希金前前后后为她写了不下20首爱情诗。与她的接触使普希金尝到了初恋的酸甜苦辣，诗人在诗歌里动情地表白：“我幸福过……不/昨天我是不幸的/清晨我便忍受着期待的折磨/怀着难以描绘的激动心情立在窗前/眺望白雪覆盖着的小道/看不见她的踪影/我终于失去了在楼梯上能够与她陡然相遇的希望/这种相遇是多么甜蜜的时刻呀！” 普希金后来在诗作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正是根据巴库尼娜的情形，再一次吟唱了初恋的滋味。 再加上西方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歌颂了生理性的放纵给人带来的欢乐，肯定了享乐的人生观，教导人们畅饮知识、畅饮爱情，认为爱情是情和欲的统一。对女色的美丽表现出极大的欣赏。如拜伦的《雅典少女》“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鬈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那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如莎士比亚的《我的情人的眼睛绝不像太阳》“我的情人的眼睛絕不像太阳/红珊瑚远远胜过她嘴唇的红色/如果发是丝/铁丝就生在她头上/如果雪是白/她胸膛就一味暗褐/我见过玫瑰如缎，红黑透白/但她的双颊/赛不过这种玫瑰/有时候，我的情人吐出气息来/也不如几种熏香更教人沉醉。”都是把女性当成性爱的对象仰慕和追求。在对爱情的态度上，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内心的自然真情之爱，放弃理性思考。
中国的情诗则大多写于婚姻之后，最好的往往是惜别、悼亡，所以长于怨。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古代“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赠妓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悼亡，特指从男性角度抒发失妻之痛，自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以悼念亡妻之后，悼亡遂成为一个传统代代相传。多是回忆往事旧景，追忆亡妻生前的生活情景，抒发男性作家丧妻之后的寂寞、孤独和悲痛。情感真挚强烈、感人肺腑。如“情知梦无益，非梦见何期，今昔亦何夕，梦君相见时”（唐元稹《江陵三梦》），“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苏轼《江城子》），“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尤在银缸”（纳兰性德《悼亡》）与西方情诗不同的是，在这些诗中，作者大多赞美亡妻的贤德，而很少有人描绘亡妻的容貌体态。这一点在元稹的《遣悲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元稹的原配夫人韦从以显贵的出生下嫁黔娄，关于她的容貌我们很难从诗歌中看到，倒是她那安贫乐道、尊礼奉夫的品德在诗中得到了肯定和再现。如“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英，泥他沽酒拔金钗”，这一文学现象再次证明了在父系文化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第一道德的价值取向。他们所悼念的妻子形象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性爱对象，而主要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家庭生活的贤内助。其中“恋妻情结”内含重德的民族精神，在感情波澜中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三、西方爱情表现方式热情、直率、奔放；中国爱情表现方式含蓄、委婉、深沉
西方诗歌的传统是以叙事见长，中国诗歌的传统则是以抒情见胜；西诗热情奔放，富含文思哲理，奇幻开阔；中诗含蓄深沉，用笔委婉精炼，意境高远。如含蓄、充满了中国古典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人就看不懂。他们说十八里相送，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暗示我们听来很累，用那么多的暗示表达爱情，为什么不直接说一句“I LOVE YOU”呢？这主要与民族性格及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有关。
中国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认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刚健中正，居中不偏，是万事亨通的无形大道”。这种和为贵的中道思想是儒家基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出的最高理念。中国人多少年来都是温柔敦厚、四平八稳、外圆内方。性格上忍耐过余，把“小不忍则乱大谋”，“先礼后兵”等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相应的，在文学上体现出一种中庸之美，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提倡一种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因此，中国情诗在感情表现上比较节制、含蓄、细腻、内敛，喜欢大量使用比兴手法，通过意象，托物言情。
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崇尚个人冒险和个人奋斗。如罗曼·罗兰所说：“不自由，毋宁死。”正是这些塑造出了西方敢于进取、热情奔放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西方人，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的文学，导致西方的情诗在表现方式上直率、奔放、热情，强调直接表现，以深刻铺陈取胜。
古今中外，大凡伟大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总是充满艰辛和痛苦的，一往情深、痴心不悔，而且往往得不到回报，像一只执著的荆棘鸟，唯有滴血才有歌唱。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说：“只有那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在无限中去爱一个人。”而拜伦说过一句话：“最美的歌最忧伤，最美的爱是单相思。”《蒹葭》是《诗经》中表现“单相思”的名篇。写一个男子倾心于一个女性，表现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通过比兴手法使“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非常内敛地显示了单恋者至死不悔又寂寞的心境。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同样，在台湾诗人席慕容的单恋诗《一棵开花的树》中也采用了这一手法。“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通过意象“一棵开花的树”表现单恋者最真切的渴望、最热烈的企盼、最勇敢的冲动、最浓郁的真情。委婉、含蓄、深沉，如一条小溪，幽幽地从心底淌过，让人在花开花落中悟到了“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的情怀。
同样写这种单相思，西方在表现方式上则截然不同。爱尔兰诗人叶芝单恋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女演员茉德·冈，对她怀有深深的爱慕之情，忠贞不渝，却一直遭到拒绝，为她写了几十年的情诗。其中一首题为《当你年老》，诗中对单恋者执著的情感有过这样的描写： “当你老了”，全诗以一个假设性的时间状语开头，紧接着写老年人的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取下诗集慢慢读、一面读一面回忆过去，时而热烈宣泄，时而真挚的倾诉；“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诗的语言热情、直率而真挚，整首诗透射出令人倾慕的精神美丽。而海涅更是在诗歌中毫不隐讳地呐喊：“我用强大的手，从挪威的树林里/拔下最高的枞树/把它插入爱特纳的火山口/用这样蘸着烈火的笔头/写在黑暗的天顶：阿格内丝，我爱你！”荡气回肠的爱情把短暂的人生升华成永恒。
参考文献：
[1]新编外国文学教程[G].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2]伦理王国中的夏娃[J].四川：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该文系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研究《遂宁观音民俗文化源流与影响研究》（13SA0050）的研究成果之一。
关键词： 爱情诗 中西文化 审美差异
玫瑰的芬芳如梦袭来。依着爱情的世界，正午的阳光和冬天的寒夜都柔和且流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为爱情大唱赞歌：“我知道，爱情是人类最喜欢的处女作，我知道，世界上一切都由它来创造，我不信，她会在卑鄙的心灵上降落，我不信，她的崇拜者会是微不足道。”在古今中外诗人的笔下，爱情充分展现了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中西方的情诗受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从而可以窥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中诗写友情的多，西诗写恋情的多
被作为儒家经典的《易经》认为“一阴以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无不具有阴阳二性，并将“阴阳”观引入社会和家庭伦理生活领域“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正位乎内”的角色地位要求男性以广阔的社会为人生舞台—求学致仕，出将入相，或求取功名于朝中，或安百姓于治下。
中国社会表面上以家庭为重，骨子里却是兼善主义，重功名轻爱情。诸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等，歌颂向往的都是功名，很少有人写爱情。杜甫几乎就没有，只有三两首写给太太，但已经不客气地称“老妻”了；李白写情诗只写闺怨，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而非对一个女子的感情。情诗在中国古诗中很不发达，儒家传统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在中国古代的男性作家的意识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妻子生来就只配在家庭中操劳作息、养幼事老，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历来为整个社会所不屑。虽然我们偶尔也能读到“拜母不能言，揖妻交重寄，此际心若摧，出门方陨涕”一类的诗句，但更多的却是“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丈夫志四方，不受儿女羁”，“英雄有事在烽烟，红粉生离未足怜”这样的句子。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咏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迷于“靡靡之音”那样。《诗经》、《唐诗》中还有几首含蓄的情诗，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另外，婚姻包办、一夫多妻，再由于生产力落后、交通不发达，以及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妻置异县”和“重婚姻、少爱情”的情形。他们更多地把光阴用于仕官羁旅，所以日常跟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女子，而是同僚、朋友。中国文人写友情的作品绝对多于写给妻子、恋人的作品。如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赋予友情以超越空间的力量，写得真切豪放。而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更是情深义重、脍炙人口。
显然，中国是友情多于爱情，而西方是爱情多于友情。爱情在西方人的个体生命中极为重要。在西方传统中，男女之爱大多含有精神之含义，把女性视为人格的补助者和灵魂赖以上升者，直至形而上境界的一种象征。杨周翰指出：从但丁开始，西方就有一种爱情观，把男女之爱看做通向上帝爱的第一个阶段。爱具有某种神性。如《雅歌》可称得上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情诗。诗中叙述男女情事极大胆，情感之炽烈，古今罕见。诗中的新郎召唤新妇，没有丝毫忸怩之色：“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其中的男欢女爱透露了对世人、对教会的大爱。弗洛姆认为：爱主要不是和具体对象的联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取向。
在中国得于朋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于妇人、女子，再加上受中世纪追求服饰华丽，谈吐仪态优雅，以博取贵妇人“典雅的爱情为荣”骑士之风的影响，以及不同于中国的女性地位。西方文学中出现了大量讴歌世俗爱情的诗篇，一方面赞美了比生死还要强烈的爱情，另一方面肯定了妇女在爱情上的权利和选择。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莎士比亚都以爱情诗闻名遐迩。如“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普希金《我曾经爱过你》）就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很纯洁的爱，纯洁得毫无指望、不求回报；纯洁得真诚地、温柔地对待；也纯洁得当“但愿它不會再去打扰你”，“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时，仍然祝福她“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又如裴多菲献给未婚妻尤丽娅的一首情诗的《我愿是激流》“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长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在这首诗中，裴多菲向自己的爱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热烈而真诚的爱情，抒发了自己甘愿为爱献身的渴望。为了表达这种感情，诗人选用的意象是“急流”不是大江大河；是“荒林”不是茂密的森林；是“废墟”不是别墅城堡；是“草屋”不是高楼大厦，正是意象的贫瘠破败，反衬出了诗人甘愿牺牲一切、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可贵。
二、西方情诗多写于婚前，长于慕；中国的情诗多写于婚后，长于怨
由于东西方恋爱观相差很大，西方恋爱至上，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中国重婚姻轻恋爱，提出“先结婚后恋爱”，导致中西方爱情诗上的差异。
西方的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前，有一种唐·璜的精神，所以长于慕。普希金爱情诗中就有不少诗是写给他的情人、恋人（未婚妻）的，作者有时甚至标明是“致某某人”或“写给”某位女性的。《是的，我曾经享受过，也曾感到幸福……》就是写给巴库尼娜他最早追求的一位少女。普希金前前后后为她写了不下20首爱情诗。与她的接触使普希金尝到了初恋的酸甜苦辣，诗人在诗歌里动情地表白：“我幸福过……不/昨天我是不幸的/清晨我便忍受着期待的折磨/怀着难以描绘的激动心情立在窗前/眺望白雪覆盖着的小道/看不见她的踪影/我终于失去了在楼梯上能够与她陡然相遇的希望/这种相遇是多么甜蜜的时刻呀！” 普希金后来在诗作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正是根据巴库尼娜的情形，再一次吟唱了初恋的滋味。 再加上西方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歌颂了生理性的放纵给人带来的欢乐，肯定了享乐的人生观，教导人们畅饮知识、畅饮爱情，认为爱情是情和欲的统一。对女色的美丽表现出极大的欣赏。如拜伦的《雅典少女》“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鬈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那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如莎士比亚的《我的情人的眼睛绝不像太阳》“我的情人的眼睛絕不像太阳/红珊瑚远远胜过她嘴唇的红色/如果发是丝/铁丝就生在她头上/如果雪是白/她胸膛就一味暗褐/我见过玫瑰如缎，红黑透白/但她的双颊/赛不过这种玫瑰/有时候，我的情人吐出气息来/也不如几种熏香更教人沉醉。”都是把女性当成性爱的对象仰慕和追求。在对爱情的态度上，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内心的自然真情之爱，放弃理性思考。
中国的情诗则大多写于婚姻之后，最好的往往是惜别、悼亡，所以长于怨。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古代“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赠妓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悼亡，特指从男性角度抒发失妻之痛，自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以悼念亡妻之后，悼亡遂成为一个传统代代相传。多是回忆往事旧景，追忆亡妻生前的生活情景，抒发男性作家丧妻之后的寂寞、孤独和悲痛。情感真挚强烈、感人肺腑。如“情知梦无益，非梦见何期，今昔亦何夕，梦君相见时”（唐元稹《江陵三梦》），“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苏轼《江城子》），“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尤在银缸”（纳兰性德《悼亡》）与西方情诗不同的是，在这些诗中，作者大多赞美亡妻的贤德，而很少有人描绘亡妻的容貌体态。这一点在元稹的《遣悲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元稹的原配夫人韦从以显贵的出生下嫁黔娄，关于她的容貌我们很难从诗歌中看到，倒是她那安贫乐道、尊礼奉夫的品德在诗中得到了肯定和再现。如“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英，泥他沽酒拔金钗”，这一文学现象再次证明了在父系文化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第一道德的价值取向。他们所悼念的妻子形象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性爱对象，而主要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家庭生活的贤内助。其中“恋妻情结”内含重德的民族精神，在感情波澜中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三、西方爱情表现方式热情、直率、奔放；中国爱情表现方式含蓄、委婉、深沉
西方诗歌的传统是以叙事见长，中国诗歌的传统则是以抒情见胜；西诗热情奔放，富含文思哲理，奇幻开阔；中诗含蓄深沉，用笔委婉精炼，意境高远。如含蓄、充满了中国古典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人就看不懂。他们说十八里相送，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暗示我们听来很累，用那么多的暗示表达爱情，为什么不直接说一句“I LOVE YOU”呢？这主要与民族性格及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有关。
中国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认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刚健中正，居中不偏，是万事亨通的无形大道”。这种和为贵的中道思想是儒家基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出的最高理念。中国人多少年来都是温柔敦厚、四平八稳、外圆内方。性格上忍耐过余，把“小不忍则乱大谋”，“先礼后兵”等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相应的，在文学上体现出一种中庸之美，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提倡一种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因此，中国情诗在感情表现上比较节制、含蓄、细腻、内敛，喜欢大量使用比兴手法，通过意象，托物言情。
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崇尚个人冒险和个人奋斗。如罗曼·罗兰所说：“不自由，毋宁死。”正是这些塑造出了西方敢于进取、热情奔放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西方人，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的文学，导致西方的情诗在表现方式上直率、奔放、热情，强调直接表现，以深刻铺陈取胜。
古今中外，大凡伟大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总是充满艰辛和痛苦的，一往情深、痴心不悔，而且往往得不到回报，像一只执著的荆棘鸟，唯有滴血才有歌唱。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说：“只有那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在无限中去爱一个人。”而拜伦说过一句话：“最美的歌最忧伤，最美的爱是单相思。”《蒹葭》是《诗经》中表现“单相思”的名篇。写一个男子倾心于一个女性，表现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通过比兴手法使“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非常内敛地显示了单恋者至死不悔又寂寞的心境。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同样，在台湾诗人席慕容的单恋诗《一棵开花的树》中也采用了这一手法。“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通过意象“一棵开花的树”表现单恋者最真切的渴望、最热烈的企盼、最勇敢的冲动、最浓郁的真情。委婉、含蓄、深沉，如一条小溪，幽幽地从心底淌过，让人在花开花落中悟到了“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的情怀。
同样写这种单相思，西方在表现方式上则截然不同。爱尔兰诗人叶芝单恋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女演员茉德·冈，对她怀有深深的爱慕之情，忠贞不渝，却一直遭到拒绝，为她写了几十年的情诗。其中一首题为《当你年老》，诗中对单恋者执著的情感有过这样的描写： “当你老了”，全诗以一个假设性的时间状语开头，紧接着写老年人的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取下诗集慢慢读、一面读一面回忆过去，时而热烈宣泄，时而真挚的倾诉；“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诗的语言热情、直率而真挚，整首诗透射出令人倾慕的精神美丽。而海涅更是在诗歌中毫不隐讳地呐喊：“我用强大的手，从挪威的树林里/拔下最高的枞树/把它插入爱特纳的火山口/用这样蘸着烈火的笔头/写在黑暗的天顶：阿格内丝，我爱你！”荡气回肠的爱情把短暂的人生升华成永恒。
参考文献：
[1]新编外国文学教程[G].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2]伦理王国中的夏娃[J].四川：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该文系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研究《遂宁观音民俗文化源流与影响研究》（13SA0050）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