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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斯威夫特的《日光》及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为研究对象和例证，将两者置于叙事伦理批评视角下进行比较，就两部小说相似的叙事策略、叙事视角、交叉融汇的若干母题及伦理叙事主线中所蕴含的伦理选择等伦理维度逐一进行比较研究，透视两位英国文坛巨匠对当代英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共同思考与探索，一窥两位作家相通、相似的伦理诉求。
关键词： 叙事伦理 《日光》 《终结的感觉》 个人自由伦理
格雷厄姆·斯维夫特（Graham Swift，1949—）是当代英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小说家。先后出版了《糖果店主》（1980），《羽毛球》（1981），《洼地》（1983），《世外桃源》（1988），《最后的遗言》（1996），《日光》（2003）和《明天》（2007）等多部小说。1996年，《最后的遗言》荣获英国最高文学奖——曼布克奖，奠定了其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的小说以如椽之笔描绘当代英国社会的生态风貌，主题宏大丰富，情怀细腻深刻，叙事风格独特又不失多变。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与格雷厄姆·斯维夫特齐名的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迄今为止已发表11部长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两本散文集。他获英美多项文学奖，曾三次获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并最终在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问鼎布克奖，也是唯一一个荣膺法国费米娜和美第奇两项文学大奖的外国作家。巴恩斯勇于小说形式的革新，在很多作品中杂糅了各种文体，力图消除各文学体裁之间的传统界限，展现了小说形式的可能性之丰富，因而一直受到英美文学批评界的较大关注。
虽然斯威夫特与巴恩斯在艺术成就上不相上下，而且是属于同时代的巨匠，但国内外的评论界从未将两者置于一个视阀之下进行比较研究。究其原因，从艺术风格上讲，斯威夫特的小说更趋向“英国现实主义传统”（阮炜，1997：103），而巴恩斯则热衷于小说形式的实验，更“法国”（阮炜，1997：213）。评论界虽对二者抱有同样重大的关注和热情，却因此而将二者在不自觉中派别化了，最终导致了对二者比较研究的缺失。本文将以斯威夫特的力作《日光》（The Light of Day）及巴恩斯的布克奖问鼎制作《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为例，将两者置于叙事伦理批评视角下进行比较，力图证明这两位重量级作家不仅在艺术风格（包括叙事策略，叙事风格）的内核气质即形式伦理是十分相近的，更重要的是两者的作品在母题关注、伦理叙事主线中所蕴含的伦理意识，伦理选择等伦理考量即价值伦理、生存伦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迄今为止，国内外评论家们似乎对斯威夫特作品，尤其是《日光》中的主题或母题蕴含青睐有加。这一点实际并不奇怪。《日光》句子短促，一再重复，读来却不让人感到乏味。因为用词诗意，充满韵味，而人物设置面目模糊，引诱读者深挖文本之后的终极寓意，所以主题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光》及斯威夫特的其他作品。然而一味寻求文本之后的终极指向，却脱离了《日光》本身的形式上的艺术性。小说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但《日光》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了小说形式分析。由于《日光》中斯威夫特对于小说形式的试验相对不那么显眼，因此对这方面未给予足够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日光》中的形式的安排更加成熟，内容与形式之间达成高度的协调统一。它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的历史、政治、人性等方面的感悟和探索，与此同时，斯威夫特对于小说结构和形式的掌控也凸显了主题。可以说，形式分析的缺席正是国外《日光》评论中的薄弱环节，也为国内《日光》评论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笔者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等形式特征入手，结合历史、时间、虚幻、真实、救赎等主题解读对《日光》进行探索，从而使《日光》研究更有力度和深度。而《日光》中莎拉杀夫这一事件所蕴含的对英国社会小人物的幽闭心态生态的关注这一伦理主题并未引起评论家的充分注意，令人遗憾的同时，也提示了笔者结合文体特征挖掘《日光》伦理情怀的解读之路。
国内外虽然对巴恩斯好评如潮，相关论作层出不穷，但对《终结的感觉》的研究则仅仅止步于内容简介及浅显的书评，都未结合文体特征做细致的分析。这一状况跟作品是作者2011年出版的新作有直接关联，同时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写作的巧妙和主题的宏大。比较两者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巴恩斯与斯威夫特小说的母题与伦理关注的焦点都在记忆、寻找、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徜徉、交错，这构成了本文的立足点，即两者比较的可能性。
《日光》与《终结的感觉》是两位作家集历年主题之大成之作，也是文学风格技巧集大成之作。本文对两部小说中的叙事特征从叙事伦理学的维度中加以阐释，论证小说中所蕴含的伦理深意。
一、共通的叙事形式中的伦理选择
在《日光》中，斯威夫特采用了“我”——乔治这一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因为视角的局限性使得小说的各个事件描述都显得不那么可靠和充分。如乔治的父亲出轨事件对乔治母亲的冲击我们就不得而知。而乔治助手丽塔与乔治本人有过私情，但对这一风流韵事是否一直持续，乔治作为叙事者却不置可否。但我们从他的叙事中却可看出他时时注意到丽塔的打扮与仪态。（P4，P7，P8）如果他一直与丽塔保持性关系，而又对莎拉一见钟情就会使乔治在无论是道德还是情感都显得随意，进一步降低了他叙事的可靠性。正是由于这一“不可靠叙事者”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中心事件——“莎拉弑夫”显得扑朔迷离。乔治并未亲眼目睹事件的发生，只是靠想象将莎拉杀夫的理由美化了。探究《日光》中不可靠叙事者的叙事策略，我们可以发现，斯威夫特有意将叙事抛掷于不确定性中，显现了他对于事物的不确定性，对于文本的不确定性，对于解读的不确定的确认，以及对开放性与可能性的拥抱，透露出斯威夫特力图展现的个人自由伦理。
在《终结的感觉》中，巴恩斯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手法。主人公托尼与《日光》中的乔治同样是出生平凡，生活平淡无奇的小人物。他满足于个人小天地的平安，甚至与乔治一样离了婚之后，也懂得很好地照顾自己。然而生活的轨迹却又不可思议地在老年发生了逆袭，逼迫他追踪二十年前艾德里安之死因的真相，逼迫他审视自身的责任。可以说，他在晚年时，从事了与乔治同样的工作——侦探，主人公的这一身份使得两部小说都带有侦探小说的手法痕迹。然而由于托尼本身是命案的推手，使得他的侦探身份与侦探絮语显得非常不靠谱。而巴恩斯也时时在小说中令托尼自己暴露出自己的不可靠的叙事身份。如发生性关系在前在后，对时间对记忆的模糊性的反省。这一不可靠叙事策略如同斯威夫特一样将确定性抛开，倾力打造文本的开放性，同样显示了个人伦理的偶然性与伦理选择的应然性。 在《日光》中，叙事虽然是由第一人称展开的，可以说是单向度的叙事，然而叙事话语中却常常夹杂着他对助手丽塔、女儿海伦、莎拉的心里对话。然而斯威夫特的巧妙之处在于让读者很难判别这些对话是发生在他的想象中，还是真实地发生过。斯威夫特在进一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的同时，小说的叙事纬语都增加了层次，具有了复调叙事的特征。而复调叙事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对话性、复杂性，使得小说又具有了狂欢化的特征，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个人自由伦理倾向。
在《终结的感觉》中，对话叙事则更为突出。主人公托尼在叙述过程中，似乎有意把读者带入自己的世界，经常与“你”进行对话。（P80，P141，P192）这一对话叙事同样构成了复调叙事与单一叙事的杂糅，为文本赋予了狂欢化的特征，同样指征了对自由伦理的彰显。
二、相近的母题中的伦理主题
斯威夫特一向在作品中变现出对虚构，真实、记忆、历史、爱情等母题的偏爱。而《日光》堪称斯威夫特作品主题集大成之作。可以说，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文本间性是十分突出的，主题与人物不断地进行回环。这一回环在《日光》中达到了顶峰，的确这是个“浓缩”。斯威夫特巧妙地将将各个母题一一嵌入乔治对各个与他所遇到的伦理事件的表述中。例如，在乔治对父亲出轨这一事件的叙事中，可以发现最重要的一处跳跃与空白，那就是母亲是否早已知道丈夫的不忠，却选择了放任以对。由于叙事并非按照事件实际发生的顺序，而是任由乔治的记忆所及，像碎片般闪回咀嚼，事件的排列组合是交由读者的，因此父亲临终时叫喊的情人卡罗尔的名字虽然像刀一般刺进了乔治和他母亲的心脏，让母亲了然丈夫的心之所属。而母亲就乔治所述，并未有所怨艾，而是嘱咐乔治向公园捐赠一把长椅，上面镌刻着母亲与父亲的名字，以示夫妻恩爱。然而深究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母亲早知丈夫的出轨。乔治回忆道：甚至在他去世之后，母亲还说：“不要去管它们，不要去管它拍的所有那些照片——他知道怎么能让我笑。”（P304）“甚至”和“还”两个词语暗示在父亲去世之前，母亲也说，不要去管父亲的风流韵事的痕迹，只要能留住父亲最开始对母亲的绝活，让她微笑就行。对母亲知道真相的隐晦表达了虚构与真相之间的模糊界限，叙事的跳跃与交错也表征了记忆因对真相的恐惧而自动隐匿的功能。记忆真相与历史真实孰是孰非则显得非常不确定。斯威夫特对这一事件的表达形式中饱含他对虚构与真实，记忆与历史这两对关系的怀疑与含混，而借由这几个母题又生发出个人伦理选择的开放性与宽容性这一伦理主题。这一主题在瑞秋与乔治的失败的婚姻中又一次得到了彰显。瑞秋在乔治因涉嫌对证人逼供而提出离婚，离开时更是决绝，头也不回，像个严厉的伦理老师对乔治做了最深的道德评判，全然没了解乔治逼供的背后是他对真相的执著。证人的指控虽也是实，但其中恰恰蕴含了与主凶共谋的动机。真中有虚，虚中生真的关系纠缠不清，亲历历史与记录历史阴错阳差，构成了乔治的道德困境。而瑞秋的道德评判制造了乔治更大的惨剧。这两起伦理事件中都蕴含着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记录界限并非壁垒分明的母题，并进一步传达出传统道德评判在个人伦理事件中的介入对个人命运的打击，个人伦理的自由选择成了乔治的奢望。
也许当代英国小说的命题总是绕不过历史这个焦点。巴恩斯与斯威夫特的主题关注惊人的相似，尤其在对于记忆与真实，大写历史与个人历史的关系上，巴恩斯显得比斯威夫特更纠结，更始终如一。正如陆建德先生所论，巴恩斯几十年来都在试图回答“英国史学家E.H.卡尔提出来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巴恩斯，2011：12）在《终结的感觉》中，历史、时间、真实、虚构等母题尤为突出。“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P20）这句点睛之语从小说开始贯穿了整个故事。可以说，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伦理事件都是对这句话的活生生的展现。罗布森之死是小说叙事者托尼与中心人物艾德里安所遭遇的第一个伦理事件。罗布森在托尼眼中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P17）因为令女友怀了孕，而怕负担责任，选择以死逃避责任。而其实，托尼对罗布森事件毫无洞察，只是年少轻狂地对罗布森何德何能比他们都先钓上个女朋友感到无比羡慕嫉妒恨。时光荏苒，时隔几十年，在托尼向维罗妮卡索要艾德里安日记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当初自己感知的愚钝，第一次，从罗布森之死对罗布森女友的冲击，想知道她和孩子的处境，想跟她道歉，请她原谅。（P181）这里可以看出托尼对追寻历史真相的责任感，对个体如何理解他人伦理境遇的反思。巴恩斯借这个伦理事件，探讨了个人史实是由他人借由不充分的外在材料加以个人想象凝聚而成的命题，从而将历史与记忆的不确定性抒写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个人的生命感觉定无法被人全然理解。个人的伦理困境由此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外在历史书写与个人生命感觉的鸿沟所造成的。个人的伦理选择应由个人承担，但不能随意被他人篡改和误读。这也许就是巴恩斯所持的自由伦理观。
《终结的感觉》中的另一伦理事件则发生在托尼与维罗妮卡之间。托尼由于在维罗妮卡家中觉得受了她父亲与兄长的轻蔑而心怀芥蒂，与维罗妮卡选择了分手。但对于两者发生的性关系的时间，托尼却含糊其辞，闪闪烁烁。先是明确地表示，他们分手后，“她和我上了床”（P47）。几十年后，回首往事，他提及与维罗妮卡的关系时则说你们也可以认为是在分手之前。陆建德先生曾在小说中文版之序中提及，他俩发生关系的时间是被托尼故意颠倒了。（巴恩斯，2011：5）联系维罗妮卡较真的性格分析，发生关系极有可能是在他俩分手之前早有的事。在他们交往时，他们曾有过边缘性关系。维罗妮卡主动邀请托尼去她家，并问过托尼他们关系的发展方向如何，是托尼佯装不懂加以推脱。这表明维罗妮卡起码在和托尼交往时是对他倾注了很深的感情的。然而托尼之所以要对时间次序含糊，一半是内疚感的作祟，另一半则多半是想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开脱。然而，他内心深处，却也不失对自己的评判。他发出感慨：我们的生活未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仅仅是我们讲述的关于人生的故事。是讲给别人听的，但是主要是讲给自己听的。（P123）显示了他对自己身上发生的这起伦理事件的解读。个人的伦理境遇是自己造成，也由自己负责阐释。个人的伦理选择一旦发生，则逃避责任的结果只能是良心上的折磨。对自己的欺骗，不仅是鸵鸟行为，对卷入伦理事件的他人更是不公平。在这里，巴恩斯又一次显示了他对历史不确定性的执著，对伦理选择个人性与复杂性的慨叹，对个体承担伦理选择责任的希冀。 如果说《日光》中的各个母题是渗透于各伦理事件中的，并暗含着要表达的个人自由伦理主题的话，那么“莎拉弑夫”这一伦理主线负责的就是对伦理主题的张扬。一方面，最初莎拉找到乔治这位私家侦探，是发觉了丈夫鲍勃与莎拉收留的塞尔维亚难民女孩克里斯蒂娜有了私情。因为塞尔维亚在战争中取胜，克里斯蒂娜也就有了回国的打算。而莎拉与鲍勃协定，克里斯蒂娜走后，与她一刀两断，夫妻不计前嫌，重修旧好。但丈夫有最后的要求——送克里斯蒂娜到机场。莎拉答应了，但心中忐忑，想找乔治确认鲍勃是否真的只是送克里斯蒂娜到机场，还是两人有预谋，双宿双飞，远走他乡。另一方面，乔治对莎拉几乎是一见钟情，为她的优雅与脆弱吸引。正如丽塔说的仿佛“中邪”了。（P3）因而在调查这一事件时，不免站在莎拉的角度看问题，对鲍勃有这样一位娇妻还不满意感到奇怪，并且对他有少见的刻薄之意。这从他对鲍勃的职业的调侃中可见一斑。“难道男妇科医生们不正是最可靠、最能令他们的妻子放心的丈夫吗？因为他们一直都跟女人打交道。你会以为他们已经看够了女人的身体呢。”（P9）从这里，作者已经为乔治对这桩差事的判断的不可靠性埋下了伏笔。尔后，乔治对莎拉感情愈发放任，编出各种理由，制造见面机会。所以在监视鲍勃二人去机场时，他自己也意外紧张。看到鲍勃真的送了克里斯蒂娜上飞机时，也松了口气。按说，他的任务应该就此结束，但他在向莎拉汇报了情况后，却意外地一直尾随着鲍勃，想要确定他回家才放心。而这一路，我们跟随者乔治的眼光，看到了鲍勃企图与卡车相撞而未成功，看到了他在回家前先回了与克里斯蒂娜的公寓，看到了他游魂一样的脸孔，因而对莎拉始终抱着同情之感。而莎拉忙活了半天，为鲍勃准备了最爱的饭菜，把家里布置得浪漫温馨。在接到乔治的确认电话后，换上了黑色的天鹅绒晚礼服，带上了珍珠项链，准备迎接丈夫回家。这一切都是以乔治的视角叙述或是想象的，所以未免会带上同情莎拉的语调。乔治尾随着鲍勃到家，随即离去。尔后，突然心有感应般，折回了公寓，却发现，寓所外警察云集，莎拉杀了鲍勃，自己报了警。这里斯威夫特运用了留白艺术，没有交代莎拉杀鲍勃的情景，而是通过乔治的视角侧重描述了她杀夫之后，嘴里的呢喃，以及餐厅的布置，杀人的工具。而对杀人的场面，却是蹊跷地用乔治的想象加以填充。在乔治的想象中，莎拉举起菜刀，而鲍勃一跃而起，迎向了莎拉手中的刀子。（P303）由于之前的种种铺垫，对于这样的想象，对于读者的解读形成了不小的挑战。我们可以站在乔治的视角看待，选择相信鲍勃早有自杀之念，不过假借莎拉之手罢了。也可以超然一点，退出乔治的视角看，莎拉其实对鲍勃和克里斯蒂娜怨念极深。所以看到鲍勃魂不守舍的样子，一怒杀之。斯威夫特以留白和视角转换的手法，使得文本充满了开放性，目的还是将事件置于不确定性的汪洋大海，对莎拉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给予了合理化，将乔治在莎拉入狱之后的探视尔后相爱又给了温情的理由。法律与道德给不了莎拉的行为容忍的空间，但莎拉得到了乔治的理解，这正是斯威夫特给这个不容情的世界留下的温情的角落，是他对生命感觉受到创伤从而伤人的个人给予的伦理宽容。
在《终结的感觉》中，无疑艾德里安自杀事件是伦理主线。艾德里安之死，在发生时被托尼及众人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他本就多思，是众人及老师推崇的学术精英，学的又是剑桥的伦理学，因此，效仿古罗马遗风，在年轻气盛之时，以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日光》一样，托尼这个叙述者也极不可靠。因为维罗妮卡甩了他，移情艾德里安这一事件使他倍感羞辱。艾德里安心怀诚恳地给他书信，请求他同意二人交往。他却回了一封满怀恶意与诅咒的信，正是这封信间接导致了艾德里安之死。然而在叙事中，少年托尼却对这封信草草带过，一点都没提里面的实际内容。直到步入老年，托尼经历了结婚，离婚，过了平淡一生之后，突然收到维罗妮卡之母莎拉的遗赠，才起了追寻往事之旅，追着多年未联系的维罗妮卡索要莎拉遗赠中的艾德里安日记。在此过程中，居然还厚脸皮地对维罗妮卡想入非非，想要晚年修好。维罗妮卡起先交给他的是他自己的信。这才引出了这封极其刻毒的信的全部内容。这里可以看到托尼这个叙事角色的不可靠性。因为这封信不论怎样，都会引起些效应，托尼当然知道这点。只是他选择无视。巴恩斯也借此“无视”和故意留白艺术提醒了我们托尼的鸵鸟性格。直到最后，看到了艾德里安的儿子和日记中最重要的片段，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信让艾德里安去找莎拉询问维罗妮卡的过去，过程中两人发生了感情，莎拉因此怀孕，而艾德里安理不清自己该何去何从，选择自杀逃脱责任。托尼在知道这一真相之后，已是小说的最后两页。他看到了事件中所有人的责任。但是巴恩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最紧要之处留下了大段空白留给了读者解读。例如维罗妮卡扮演的角色，艾德里安究竟是否与莎拉真心眷恋，这些都不能确定。与斯威夫特相似，他将伦理事件的细节抛掷到了不确定性中，表现了他对伦理困境中个人伦理选择的自由的肯定，但与此同时，又表达了他对处于伦理困境中无能承担伦理选择后果的失望。
如上所述，斯威夫特与巴恩斯这两位英国当代最出色的小说家有着共通叙事形式与相近的母题关注，并在其间蕴藏了相似的伦理情怀——对伦理选择个人性与复杂性的慨叹，对当代英国社会处于伦理困境的各色人物的同情，以及对个体承担伦理选择责任的共同希冀。
参考文献：
[1]Brooks，Neil.Interred Textuality：“The Good Soldier and Flauberts’Parrot.”[J]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41（Fall 1999）.
[2]James，David.“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J].50.2（Winter 2009）.
[3]Swift，Grham.The Light of Day.London：Random House，Inc.2003.
[4]朱利安·巴恩斯著，郭国良译.终结的感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
[5]阮炜.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本文系2013年浙江省社科联年度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N201。系2012年度浙江中医药大学科研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号：2012SY17。
关键词： 叙事伦理 《日光》 《终结的感觉》 个人自由伦理
格雷厄姆·斯维夫特（Graham Swift，1949—）是当代英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小说家。先后出版了《糖果店主》（1980），《羽毛球》（1981），《洼地》（1983），《世外桃源》（1988），《最后的遗言》（1996），《日光》（2003）和《明天》（2007）等多部小说。1996年，《最后的遗言》荣获英国最高文学奖——曼布克奖，奠定了其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的小说以如椽之笔描绘当代英国社会的生态风貌，主题宏大丰富，情怀细腻深刻，叙事风格独特又不失多变。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与格雷厄姆·斯维夫特齐名的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迄今为止已发表11部长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两本散文集。他获英美多项文学奖，曾三次获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并最终在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问鼎布克奖，也是唯一一个荣膺法国费米娜和美第奇两项文学大奖的外国作家。巴恩斯勇于小说形式的革新，在很多作品中杂糅了各种文体，力图消除各文学体裁之间的传统界限，展现了小说形式的可能性之丰富，因而一直受到英美文学批评界的较大关注。
虽然斯威夫特与巴恩斯在艺术成就上不相上下，而且是属于同时代的巨匠，但国内外的评论界从未将两者置于一个视阀之下进行比较研究。究其原因，从艺术风格上讲，斯威夫特的小说更趋向“英国现实主义传统”（阮炜，1997：103），而巴恩斯则热衷于小说形式的实验，更“法国”（阮炜，1997：213）。评论界虽对二者抱有同样重大的关注和热情，却因此而将二者在不自觉中派别化了，最终导致了对二者比较研究的缺失。本文将以斯威夫特的力作《日光》（The Light of Day）及巴恩斯的布克奖问鼎制作《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为例，将两者置于叙事伦理批评视角下进行比较，力图证明这两位重量级作家不仅在艺术风格（包括叙事策略，叙事风格）的内核气质即形式伦理是十分相近的，更重要的是两者的作品在母题关注、伦理叙事主线中所蕴含的伦理意识，伦理选择等伦理考量即价值伦理、生存伦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迄今为止，国内外评论家们似乎对斯威夫特作品，尤其是《日光》中的主题或母题蕴含青睐有加。这一点实际并不奇怪。《日光》句子短促，一再重复，读来却不让人感到乏味。因为用词诗意，充满韵味，而人物设置面目模糊，引诱读者深挖文本之后的终极寓意，所以主题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光》及斯威夫特的其他作品。然而一味寻求文本之后的终极指向，却脱离了《日光》本身的形式上的艺术性。小说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但《日光》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了小说形式分析。由于《日光》中斯威夫特对于小说形式的试验相对不那么显眼，因此对这方面未给予足够重视。然而，在笔者看来，《日光》中的形式的安排更加成熟，内容与形式之间达成高度的协调统一。它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的历史、政治、人性等方面的感悟和探索，与此同时，斯威夫特对于小说结构和形式的掌控也凸显了主题。可以说，形式分析的缺席正是国外《日光》评论中的薄弱环节，也为国内《日光》评论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笔者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等形式特征入手，结合历史、时间、虚幻、真实、救赎等主题解读对《日光》进行探索，从而使《日光》研究更有力度和深度。而《日光》中莎拉杀夫这一事件所蕴含的对英国社会小人物的幽闭心态生态的关注这一伦理主题并未引起评论家的充分注意，令人遗憾的同时，也提示了笔者结合文体特征挖掘《日光》伦理情怀的解读之路。
国内外虽然对巴恩斯好评如潮，相关论作层出不穷，但对《终结的感觉》的研究则仅仅止步于内容简介及浅显的书评，都未结合文体特征做细致的分析。这一状况跟作品是作者2011年出版的新作有直接关联，同时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写作的巧妙和主题的宏大。比较两者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巴恩斯与斯威夫特小说的母题与伦理关注的焦点都在记忆、寻找、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徜徉、交错，这构成了本文的立足点，即两者比较的可能性。
《日光》与《终结的感觉》是两位作家集历年主题之大成之作，也是文学风格技巧集大成之作。本文对两部小说中的叙事特征从叙事伦理学的维度中加以阐释，论证小说中所蕴含的伦理深意。
一、共通的叙事形式中的伦理选择
在《日光》中，斯威夫特采用了“我”——乔治这一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因为视角的局限性使得小说的各个事件描述都显得不那么可靠和充分。如乔治的父亲出轨事件对乔治母亲的冲击我们就不得而知。而乔治助手丽塔与乔治本人有过私情，但对这一风流韵事是否一直持续，乔治作为叙事者却不置可否。但我们从他的叙事中却可看出他时时注意到丽塔的打扮与仪态。（P4，P7，P8）如果他一直与丽塔保持性关系，而又对莎拉一见钟情就会使乔治在无论是道德还是情感都显得随意，进一步降低了他叙事的可靠性。正是由于这一“不可靠叙事者”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中心事件——“莎拉弑夫”显得扑朔迷离。乔治并未亲眼目睹事件的发生，只是靠想象将莎拉杀夫的理由美化了。探究《日光》中不可靠叙事者的叙事策略，我们可以发现，斯威夫特有意将叙事抛掷于不确定性中，显现了他对于事物的不确定性，对于文本的不确定性，对于解读的不确定的确认，以及对开放性与可能性的拥抱，透露出斯威夫特力图展现的个人自由伦理。
在《终结的感觉》中，巴恩斯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手法。主人公托尼与《日光》中的乔治同样是出生平凡，生活平淡无奇的小人物。他满足于个人小天地的平安，甚至与乔治一样离了婚之后，也懂得很好地照顾自己。然而生活的轨迹却又不可思议地在老年发生了逆袭，逼迫他追踪二十年前艾德里安之死因的真相，逼迫他审视自身的责任。可以说，他在晚年时，从事了与乔治同样的工作——侦探，主人公的这一身份使得两部小说都带有侦探小说的手法痕迹。然而由于托尼本身是命案的推手，使得他的侦探身份与侦探絮语显得非常不靠谱。而巴恩斯也时时在小说中令托尼自己暴露出自己的不可靠的叙事身份。如发生性关系在前在后，对时间对记忆的模糊性的反省。这一不可靠叙事策略如同斯威夫特一样将确定性抛开，倾力打造文本的开放性，同样显示了个人伦理的偶然性与伦理选择的应然性。 在《日光》中，叙事虽然是由第一人称展开的，可以说是单向度的叙事，然而叙事话语中却常常夹杂着他对助手丽塔、女儿海伦、莎拉的心里对话。然而斯威夫特的巧妙之处在于让读者很难判别这些对话是发生在他的想象中，还是真实地发生过。斯威夫特在进一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的同时，小说的叙事纬语都增加了层次，具有了复调叙事的特征。而复调叙事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对话性、复杂性，使得小说又具有了狂欢化的特征，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个人自由伦理倾向。
在《终结的感觉》中，对话叙事则更为突出。主人公托尼在叙述过程中，似乎有意把读者带入自己的世界，经常与“你”进行对话。（P80，P141，P192）这一对话叙事同样构成了复调叙事与单一叙事的杂糅，为文本赋予了狂欢化的特征，同样指征了对自由伦理的彰显。
二、相近的母题中的伦理主题
斯威夫特一向在作品中变现出对虚构，真实、记忆、历史、爱情等母题的偏爱。而《日光》堪称斯威夫特作品主题集大成之作。可以说，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文本间性是十分突出的，主题与人物不断地进行回环。这一回环在《日光》中达到了顶峰，的确这是个“浓缩”。斯威夫特巧妙地将将各个母题一一嵌入乔治对各个与他所遇到的伦理事件的表述中。例如，在乔治对父亲出轨这一事件的叙事中，可以发现最重要的一处跳跃与空白，那就是母亲是否早已知道丈夫的不忠，却选择了放任以对。由于叙事并非按照事件实际发生的顺序，而是任由乔治的记忆所及，像碎片般闪回咀嚼，事件的排列组合是交由读者的，因此父亲临终时叫喊的情人卡罗尔的名字虽然像刀一般刺进了乔治和他母亲的心脏，让母亲了然丈夫的心之所属。而母亲就乔治所述，并未有所怨艾，而是嘱咐乔治向公园捐赠一把长椅，上面镌刻着母亲与父亲的名字，以示夫妻恩爱。然而深究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母亲早知丈夫的出轨。乔治回忆道：甚至在他去世之后，母亲还说：“不要去管它们，不要去管它拍的所有那些照片——他知道怎么能让我笑。”（P304）“甚至”和“还”两个词语暗示在父亲去世之前，母亲也说，不要去管父亲的风流韵事的痕迹，只要能留住父亲最开始对母亲的绝活，让她微笑就行。对母亲知道真相的隐晦表达了虚构与真相之间的模糊界限，叙事的跳跃与交错也表征了记忆因对真相的恐惧而自动隐匿的功能。记忆真相与历史真实孰是孰非则显得非常不确定。斯威夫特对这一事件的表达形式中饱含他对虚构与真实，记忆与历史这两对关系的怀疑与含混，而借由这几个母题又生发出个人伦理选择的开放性与宽容性这一伦理主题。这一主题在瑞秋与乔治的失败的婚姻中又一次得到了彰显。瑞秋在乔治因涉嫌对证人逼供而提出离婚，离开时更是决绝，头也不回，像个严厉的伦理老师对乔治做了最深的道德评判，全然没了解乔治逼供的背后是他对真相的执著。证人的指控虽也是实，但其中恰恰蕴含了与主凶共谋的动机。真中有虚，虚中生真的关系纠缠不清，亲历历史与记录历史阴错阳差，构成了乔治的道德困境。而瑞秋的道德评判制造了乔治更大的惨剧。这两起伦理事件中都蕴含着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记录界限并非壁垒分明的母题，并进一步传达出传统道德评判在个人伦理事件中的介入对个人命运的打击，个人伦理的自由选择成了乔治的奢望。
也许当代英国小说的命题总是绕不过历史这个焦点。巴恩斯与斯威夫特的主题关注惊人的相似，尤其在对于记忆与真实，大写历史与个人历史的关系上，巴恩斯显得比斯威夫特更纠结，更始终如一。正如陆建德先生所论，巴恩斯几十年来都在试图回答“英国史学家E.H.卡尔提出来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巴恩斯，2011：12）在《终结的感觉》中，历史、时间、真实、虚构等母题尤为突出。“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P20）这句点睛之语从小说开始贯穿了整个故事。可以说，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伦理事件都是对这句话的活生生的展现。罗布森之死是小说叙事者托尼与中心人物艾德里安所遭遇的第一个伦理事件。罗布森在托尼眼中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P17）因为令女友怀了孕，而怕负担责任，选择以死逃避责任。而其实，托尼对罗布森事件毫无洞察，只是年少轻狂地对罗布森何德何能比他们都先钓上个女朋友感到无比羡慕嫉妒恨。时光荏苒，时隔几十年，在托尼向维罗妮卡索要艾德里安日记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当初自己感知的愚钝，第一次，从罗布森之死对罗布森女友的冲击，想知道她和孩子的处境，想跟她道歉，请她原谅。（P181）这里可以看出托尼对追寻历史真相的责任感，对个体如何理解他人伦理境遇的反思。巴恩斯借这个伦理事件，探讨了个人史实是由他人借由不充分的外在材料加以个人想象凝聚而成的命题，从而将历史与记忆的不确定性抒写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个人的生命感觉定无法被人全然理解。个人的伦理困境由此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外在历史书写与个人生命感觉的鸿沟所造成的。个人的伦理选择应由个人承担，但不能随意被他人篡改和误读。这也许就是巴恩斯所持的自由伦理观。
《终结的感觉》中的另一伦理事件则发生在托尼与维罗妮卡之间。托尼由于在维罗妮卡家中觉得受了她父亲与兄长的轻蔑而心怀芥蒂，与维罗妮卡选择了分手。但对于两者发生的性关系的时间，托尼却含糊其辞，闪闪烁烁。先是明确地表示，他们分手后，“她和我上了床”（P47）。几十年后，回首往事，他提及与维罗妮卡的关系时则说你们也可以认为是在分手之前。陆建德先生曾在小说中文版之序中提及，他俩发生关系的时间是被托尼故意颠倒了。（巴恩斯，2011：5）联系维罗妮卡较真的性格分析，发生关系极有可能是在他俩分手之前早有的事。在他们交往时，他们曾有过边缘性关系。维罗妮卡主动邀请托尼去她家，并问过托尼他们关系的发展方向如何，是托尼佯装不懂加以推脱。这表明维罗妮卡起码在和托尼交往时是对他倾注了很深的感情的。然而托尼之所以要对时间次序含糊，一半是内疚感的作祟，另一半则多半是想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开脱。然而，他内心深处，却也不失对自己的评判。他发出感慨：我们的生活未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仅仅是我们讲述的关于人生的故事。是讲给别人听的，但是主要是讲给自己听的。（P123）显示了他对自己身上发生的这起伦理事件的解读。个人的伦理境遇是自己造成，也由自己负责阐释。个人的伦理选择一旦发生，则逃避责任的结果只能是良心上的折磨。对自己的欺骗，不仅是鸵鸟行为，对卷入伦理事件的他人更是不公平。在这里，巴恩斯又一次显示了他对历史不确定性的执著，对伦理选择个人性与复杂性的慨叹，对个体承担伦理选择责任的希冀。 如果说《日光》中的各个母题是渗透于各伦理事件中的，并暗含着要表达的个人自由伦理主题的话，那么“莎拉弑夫”这一伦理主线负责的就是对伦理主题的张扬。一方面，最初莎拉找到乔治这位私家侦探，是发觉了丈夫鲍勃与莎拉收留的塞尔维亚难民女孩克里斯蒂娜有了私情。因为塞尔维亚在战争中取胜，克里斯蒂娜也就有了回国的打算。而莎拉与鲍勃协定，克里斯蒂娜走后，与她一刀两断，夫妻不计前嫌，重修旧好。但丈夫有最后的要求——送克里斯蒂娜到机场。莎拉答应了，但心中忐忑，想找乔治确认鲍勃是否真的只是送克里斯蒂娜到机场，还是两人有预谋，双宿双飞，远走他乡。另一方面，乔治对莎拉几乎是一见钟情，为她的优雅与脆弱吸引。正如丽塔说的仿佛“中邪”了。（P3）因而在调查这一事件时，不免站在莎拉的角度看问题，对鲍勃有这样一位娇妻还不满意感到奇怪，并且对他有少见的刻薄之意。这从他对鲍勃的职业的调侃中可见一斑。“难道男妇科医生们不正是最可靠、最能令他们的妻子放心的丈夫吗？因为他们一直都跟女人打交道。你会以为他们已经看够了女人的身体呢。”（P9）从这里，作者已经为乔治对这桩差事的判断的不可靠性埋下了伏笔。尔后，乔治对莎拉感情愈发放任，编出各种理由，制造见面机会。所以在监视鲍勃二人去机场时，他自己也意外紧张。看到鲍勃真的送了克里斯蒂娜上飞机时，也松了口气。按说，他的任务应该就此结束，但他在向莎拉汇报了情况后，却意外地一直尾随着鲍勃，想要确定他回家才放心。而这一路，我们跟随者乔治的眼光，看到了鲍勃企图与卡车相撞而未成功，看到了他在回家前先回了与克里斯蒂娜的公寓，看到了他游魂一样的脸孔，因而对莎拉始终抱着同情之感。而莎拉忙活了半天，为鲍勃准备了最爱的饭菜，把家里布置得浪漫温馨。在接到乔治的确认电话后，换上了黑色的天鹅绒晚礼服，带上了珍珠项链，准备迎接丈夫回家。这一切都是以乔治的视角叙述或是想象的，所以未免会带上同情莎拉的语调。乔治尾随着鲍勃到家，随即离去。尔后，突然心有感应般，折回了公寓，却发现，寓所外警察云集，莎拉杀了鲍勃，自己报了警。这里斯威夫特运用了留白艺术，没有交代莎拉杀鲍勃的情景，而是通过乔治的视角侧重描述了她杀夫之后，嘴里的呢喃，以及餐厅的布置，杀人的工具。而对杀人的场面，却是蹊跷地用乔治的想象加以填充。在乔治的想象中，莎拉举起菜刀，而鲍勃一跃而起，迎向了莎拉手中的刀子。（P303）由于之前的种种铺垫，对于这样的想象，对于读者的解读形成了不小的挑战。我们可以站在乔治的视角看待，选择相信鲍勃早有自杀之念，不过假借莎拉之手罢了。也可以超然一点，退出乔治的视角看，莎拉其实对鲍勃和克里斯蒂娜怨念极深。所以看到鲍勃魂不守舍的样子，一怒杀之。斯威夫特以留白和视角转换的手法，使得文本充满了开放性，目的还是将事件置于不确定性的汪洋大海，对莎拉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给予了合理化，将乔治在莎拉入狱之后的探视尔后相爱又给了温情的理由。法律与道德给不了莎拉的行为容忍的空间，但莎拉得到了乔治的理解，这正是斯威夫特给这个不容情的世界留下的温情的角落，是他对生命感觉受到创伤从而伤人的个人给予的伦理宽容。
在《终结的感觉》中，无疑艾德里安自杀事件是伦理主线。艾德里安之死，在发生时被托尼及众人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他本就多思，是众人及老师推崇的学术精英，学的又是剑桥的伦理学，因此，效仿古罗马遗风，在年轻气盛之时，以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日光》一样，托尼这个叙述者也极不可靠。因为维罗妮卡甩了他，移情艾德里安这一事件使他倍感羞辱。艾德里安心怀诚恳地给他书信，请求他同意二人交往。他却回了一封满怀恶意与诅咒的信，正是这封信间接导致了艾德里安之死。然而在叙事中，少年托尼却对这封信草草带过，一点都没提里面的实际内容。直到步入老年，托尼经历了结婚，离婚，过了平淡一生之后，突然收到维罗妮卡之母莎拉的遗赠，才起了追寻往事之旅，追着多年未联系的维罗妮卡索要莎拉遗赠中的艾德里安日记。在此过程中，居然还厚脸皮地对维罗妮卡想入非非，想要晚年修好。维罗妮卡起先交给他的是他自己的信。这才引出了这封极其刻毒的信的全部内容。这里可以看到托尼这个叙事角色的不可靠性。因为这封信不论怎样，都会引起些效应，托尼当然知道这点。只是他选择无视。巴恩斯也借此“无视”和故意留白艺术提醒了我们托尼的鸵鸟性格。直到最后，看到了艾德里安的儿子和日记中最重要的片段，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信让艾德里安去找莎拉询问维罗妮卡的过去，过程中两人发生了感情，莎拉因此怀孕，而艾德里安理不清自己该何去何从，选择自杀逃脱责任。托尼在知道这一真相之后，已是小说的最后两页。他看到了事件中所有人的责任。但是巴恩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最紧要之处留下了大段空白留给了读者解读。例如维罗妮卡扮演的角色，艾德里安究竟是否与莎拉真心眷恋，这些都不能确定。与斯威夫特相似，他将伦理事件的细节抛掷到了不确定性中，表现了他对伦理困境中个人伦理选择的自由的肯定，但与此同时，又表达了他对处于伦理困境中无能承担伦理选择后果的失望。
如上所述，斯威夫特与巴恩斯这两位英国当代最出色的小说家有着共通叙事形式与相近的母题关注，并在其间蕴藏了相似的伦理情怀——对伦理选择个人性与复杂性的慨叹，对当代英国社会处于伦理困境的各色人物的同情，以及对个体承担伦理选择责任的共同希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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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3年浙江省社科联年度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N201。系2012年度浙江中医药大学科研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号：2012SY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