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回明朝万历年间的文人朋友圈，你会看到什么？
　　也许，你会看到王用汲等直臣，为衰朽残年的海瑞鸣不平;一代文豪汤显祖，正在京师宣传“危险分子”李贽的著作;又或者，你还会看到几个文人私下传阅一本奇书，嘴上说有辱斯文，心里看着暗爽。问及作者，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所作，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这本禁书就是《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据说创作于嘉靖末到万历二十年间，最早的记载见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文人袁宏道自己看，还不过瘾，写信给画家董其昌，问《金瓶梅》缺漏的章节在哪里，怎么能读到。他是个书迷，被这个不知名的兰陵笑笑生折服，不禁感慨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金瓶梅》的性描写在明代并不算多

　　小说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讲北宋末年的故事，底子却是明代的。它刚一问世，就被官府打压，以至于爱书者纷纷手抄传世。
　　“公安三袁”的另一位袁中道也爱《金瓶梅》。他在《游居柿录》中写道：“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大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当时，冯梦龙、沈德符、袁宏道等文化名流都在追读《金瓶梅》，感叹作者才华之余，競猜原作者庐山真面目。
　　文人们为这部小说隔空辩论，一派以李日华为代表，认为此书“大抵市浑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另一派如袁中道，对《金瓶梅》“极口赞之”。可见，早在明中后期，《金瓶梅》就已经得到部分文人的认可，不是一般的艳俗小说。
　　可是，这么一本好书却被禁了。很多人以为《金瓶梅》在清代才被禁，其实早在万历末年，《金瓶梅》就被列入了封禁名单。学者高洪钧查证，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礼部颁发的《钦定教条》里，已经把《金瓶梅》列入了“禁止私刻”的名单。无独有偶，崇祯年间的《江西学政申约》里有一则“禁私刻”里也写道：“有射利棍徒刊刻淫秽邪僻之书，如《金瓶梅》《情闻别记》等项，迷乱心志，败坏风俗，害人不小。”
　　所以，当时的《金瓶梅》读者都是私下手抄，内部传阅。甚至有谣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从好友那里借抄了《金瓶梅》，有人怂恿他重金卖给书商，但他怕惹麻烦，没有答应。
　　作家李渔也是《金瓶梅》的粉丝，他肯定了《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写人事，写天理，“但世情所有，便一笔留之”，非但不是一本淫书，还写尽了世态炎凉。甚至，李渔把《金瓶梅》和《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
　　《金瓶梅》被视作淫书，但它的色情描写并不多，一百来万字的小说，真正露骨的描写只有几千字，把朦胧的挑逗文字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字，并不像《肉蒲团》那样，色情描写泛滥成河。
　　其实在明代，《金瓶梅》算不得多露骨。很多人一想到明代，就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以为明代很保守，恰恰相反，明代至少在文学上比清朝开放许多，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商业发展，社会兴起奢侈、放纵之风，色情小说也流传开来。
　　像《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这些小说，都是明代的，读书人都爱看，以至于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会感慨世风日下，幻想回到太祖时期。《金瓶梅》生在明代，恰逢其时。

“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那为什么《金瓶梅》当时还是被禁呢？恐怕是因为它太真了—— 真实的语言、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经济、真实的政治。比起色情的内容，它更多写的是世间百态，是官宦商贾、市井百姓的生活。一部《金瓶梅》，是一幅明代的社会长卷，商人从中看到打点生意的套路;官员从中看到明代官场的规矩;美食家看到吃;性学家看到交合;无数普通读者，看到一个人的可恶和可怜。
　　据《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1日的文章《毛泽东五评〈金瓶梅〉》，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如同《官场现形记》一般的谴责小说，暴露黑暗。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对万里等人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1961年12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金瓶梅》写的虽是北宋故事，但它描述的官制、礼仪、社会风俗，大体上是明代中期的，放在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借古讽今的小说，看似在写情爱，其实里面对官场的讽刺特别辛辣。作者通过描写西门庆和宋御史、侯巡抚、蔡京、翟管家等人的交往，暴露出明代官场的贪污舞弊、沆瀣一气。比如小说写到第七十五回，宋御史为巡抚侯石泉老先生饯行，托西门庆置办酒宴。宋御史有权有势，但他明面上的俸禄不多，设宴款待侯巡抚，他要隆重，但不想自己出钱，就想到了西门庆。西门庆心领神会，不忘从中拿点好处，他和宋御史一问一答，就把自己的小舅子和当地守备官举荐了出去，利用宋御史的权柄，助自家人升官。
　　而且西门庆打点宋御史之余，不忘“令左右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吏典”。盖因明代吏胥猖狂，仗着自己对繁琐文书的了解、在地方公务上的作用，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所以，商人办事，既要贿赂地方长官，也要喂饱各级各部门的吏胥。《金瓶梅》这一笔，体现出作者对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官场的洞察，以及他对官商勾结、吏胥蛮横现象的厌恶。

各路名人加持，浮上地表

　　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追溯李渔，赞颂《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这位张先生是金学传播不可忽视的人物，就是他把《金瓶梅》从“明代四大奇书”里拿出来，单独称作“天下第一奇书”，此人煮字疗饥、倾尽一生，就是为了把“金学”发扬光大。在他的引领下，清朝文人争相阅读《金瓶梅》。 　　但事实上，这个时期，《金瓶梅》依然是被禁的。康熙帝曾特别吩咐臣子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印刻出来，但只在内务府流通，外面照禁不误。
　　这也是《金瓶梅》的奇特之处。几百年来背负着“淫书”的骂名，一直被禁，但却流传久远。
　　民国时期，《金瓶梅》也是许多文人的心头好，尤其是标榜进步、鼓励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张爱玲便说，“（《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
　　鲁迅也看重《金瓶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那时，鲁迅和学者郑振铎、吴晗等人经常讨论《金瓶梅》，就是他们彻底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提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郑振铎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
　　据上述《人民政协报》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正是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了《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的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因此，这个版本的《金瓶梅》又被称作“部长本”，作家孙犁、魏巍都趁机收藏。孙犁读后感慨：“《金瓶梅》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
　　当时，市面上买不到全本《金瓶梅》，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陈早春后来对媒体回忆：周恩来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
　　“文革”时期，《金瓶梅》被当作“大毒草”，自是难觅踪迹。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文学解冻，《金瓶梅》才又迎来一波出版热潮。1987年，齐鲁书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点的《金瓶梅》删节本。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作家格非接到学校通知，确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于是他试着打了报告，没想到居然获得批准。他拿到书四处向人炫耀，结果两个月后，他还没来得及好好读，就被人偷走了。
　　那时候，暴露男女性爱的小说都容易和《金瓶梅》扯上关系，比如贾平凹震動文坛的《废都》，就被称作“当代《金瓶梅》”。各种版本的《金瓶梅》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市面上，还有所谓的《续金瓶梅》《李瓶儿传》等，都是蹭热度，赚一波快钱。
　　作为中国最有名的书之一，《金瓶梅》依然难登大雅之堂，有关它的改编还是在地下流传。一批改编自《金瓶梅》的三级片从录像带时代存到了网络时代，成了一代人的“启蒙”影像。其中，李翰祥导演、单立文主演的《金瓶梅》系列最让影迷回味。
　　2011年，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推出舞剧《金瓶梅》。该剧导演、编剧王媛媛曾对记者说：“有人说我是想给潘金莲翻案，其实并不是。我觉得任何人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再去看现在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潘金莲，可能西门庆还变成了偶像，这是很可悲的。在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人怎么样去生存？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该剧在香港首演后，一炮而红，舞团接到很多国际订单，内地演出商同样找来。内地演出计划从成都开始，门票早已一抢而空。但争议声同样喧嚣，“舞蹈动作模拟性爱”“涉黄叫停”的声音持续不断。
　　演出前三天，还是传来了禁演的消息。面对争议，王媛媛曾对记者说：“我们跳的是性，但不仅仅是性。”2012年12月，这部舞剧更名为《莲》才得以在大陆正式上演，并一直舞到今天。
　　郑振铎曾为《金瓶梅》愤愤不平：“没有人肯公然地说，他在读《金瓶梅》。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 甚至毁弃、责骂。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
　　不过，时至今日，即使在大学的中文系，也鲜有将《金瓶梅》列入学生书目的。大家提起《金瓶梅》，往往是意味深长地相视一笑。
　　（选自《看天下》2019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