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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日本奉行锁国体制，日本人的海外活动受到严厉限制，对外贸易完全是一种被动的，仅限于外国商人来航的“长崎贸易”，但这种状况由于幕末开国而一举被打破。欧美商人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全控制了日本的海外贸易，日本国内有关海外世界的信息非常闭塞，因此，调查海外市场情况成为明治政府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已经遭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自古以来与日本有着贸易关系的近邻中国，自然成为日本捕捉外界信息的一扇重要窗口。
为了打破欧美商人对贸易权的垄断、摆脱沉重的财政危机，1860年，幕府老中提出设立物产会所和向中国派遣贸易船的建议，以探索自行组船出海贸易的可能，该建议得到了各奉行所的积极响应。据资料表明，幕末日本共向中国沿海地区派出过三次贸易船。分别是1861年函馆奉行所向黑龙江流域派出“龟田丸”贸易船，从俄占黑龙江入海口驶入黑龙江流域；1862年长崎奉行所向上海派出“千岁丸”贸易船；1863年，函馆奉行所向上海派出“健顺丸”贸易船。除了第一次黑龙江贸易外，其余两次均将贸易地选择在上海：一来因为鸦片战争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贸易中枢，是进行市场考察和贸易的理想场所；二来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透过这扇窗口可以窥探西方文明的端倪，并获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
“千岁丸”是1862年4月幕府从英国购得“亚美斯提号”木制三桅帆船更名而成的。由于日本人缺乏驾驶蒸汽船的经验，只能聘请英国人当船长。使节团中除了幕府官吏和长崎商人外，还包括以西南强藩为主的地方各藩派出的以官吏随员为名义的年轻武士。4月29日，“千岁丸”从长崎出发，6月2日，抵达上海港。船上装载着长崎会所和长崎商人准备的货物，主要有■、鲣、海带、煎海鼠、干鲍、房寒天等海产品，漆器、纸扇、莳绘等工艺品，白丝、甲斐绢、樟脑、纸等日用品，人参、五倍子等中药材，煤炭等矿产品[1] （pp.123～141）。这些商品的选定完全是参照当年长崎贸易，中国商船返航时所购的货物品种。可见，“千岁丸”上海贸易的目标完全是中国消费者，而不是上海在住的外国人。
有关“千岁丸”上海贸易的最终损益情况。据统计，海带略有一成利益，房寒天有三分四厘的利益，樟脑有一成四分七厘的损失。输出货物的总价约1530贯189文，返航时购入货物总价113贯406文，不及输出货物总价的十分之一。加上出发时准备的旅费洋银三千弗及外汇二万七千弗，另外，还包括为了此次贸易，购买的货船、英国籍船长船员的费用，十余名官员出差补贴，荷兰领事及馆员花销、上海道台的馈赠等等[2] （p.5）。因此，作为贸易本身而言，“千岁丸”的上海贸易基本没有商业利益可言，可能还略有损失。
幕末“千岁丸”的上海贸易，赢利多寡似乎并不重要，其主要目的就是调查中国市场情况，为日后发展海外贸易作铺垫。使节团一行在上海港登岸后，在荷兰领事的斡旋下，拜会了上海道台，提出了希望建立中日正常贸易关系的意愿[3] （p.209）。还拜会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驻上海领事和商馆，了解相关贸易规则，通过对上海市貌、市场行情、贸易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有益的商业信息。比如：名仓予何人在6月3日有记录，“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随后几天里，对上海县城内商业状况作了详细考察，记录下市面多种商品价格、清朝货币形制、中日货币兑换率、各国度量衡区别，还开列了中日两国互受欢迎的贸易品名单：“本朝物产中，得支那人欢迎的大概如下：刀枪、陶器、人参、赤铜、纸类、椎茸、葛粉、熊胆、晴雨伞、漆器、钱币、鸡、杂药；唐国物产中，本邦购走的如下：药种、唐纸、紫檀、陶器、书籍、笔墨、拆糖”[4] （p.209）。类似记录大量散见于高杉晋作的《上海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崎阳杂录》，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峰洁的《清国上海见闻录》，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等上海见闻录中[5] （p.48）。
1.日本报纸刊登的中国商业信息
为获取海外信息，江户幕府曾要求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收集整理各国商船带来的国外消息，每年向幕府提供一份关于外国情况的“报告书”，由官办翻译机构译出以供传阅，名为《荷兰风说书》，类似的还有《唐船风说书》。后来，幕府命令官方翻译机构“洋书调所”将荷兰东印度总督府出版的《爪哇新闻》译出，题名《官版巴达维亚新闻》，于1862年起在上层社会公开发行[6] （p.5）。这是日本最早的官方译报。以后还大量翻刻欧美人士在中国上海、香港、宁波等地办的中文报刊，发行了《官版中外新报》《官版六合丛谈》《官版香港新闻》《官版中外集志》等。这些中文报刊在日本的翻刻和出版，对幕末日本社会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7] （p.121）。
在对国内外经济信息的调查和传播方面，1876年问世的《中外物价新报》无疑是最具分量的。《中外物价新报》是在三井物产创始人益田孝的努力下于1876年12月2日创刊的。当时，日本的国内外商业信息主要汇集在政府劝商局，河濑秀治局长深知这些商业信息对于工商界的重要性，希望益田孝通过办一份报纸以唤醒这些原本沉睡着的商业信息。益田孝在商界摸爬多年，深知这些商业信息的价值，因此两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同时，又得到了另一位经济界重量级人物涩泽荣一的鼎力支持。所以，《中外物价新报》是三井物产整合多方力量，以普及和传播国内外经济信息为目的的一份经济类专业报刊。
从现存《中外物价新报》创刊号的内容来看，首页右上方纵向题名，紧接着是“东京情况”栏目，依次刊登着公债证书、正米、期米、杂谷、水油、盐、酒、西洋菜种、铁等价格，接着是日本国内横滨和大阪的市场情况，第二页是长崎、福冈等各地的市场行情；第三、四页刊登伦敦商况电报、英美通信、香港通信、上海通信以及横滨输出入品行情。其中，有关中国的市场信息逐年增多，并且不局限于上海一地，厦门、福州、天津等开港口岸的市场信息也经常出现[8] （p.31）。主要包括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海产品、煤炭、米等市场行情、相关竞争商品价格、年度价格比较等详细信息。这些商业信息对于交通通讯尚不发达、海外信息相对闭塞的明治初期日本社会而言，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商业情报。相关信息，一部分来源于文报刊的摘录和驻在中国的日本商人，更多的是直接来源于三井物产上海分店，到明治后期三井物产的海外商情网络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9] （p.186）。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211/lsgx20121108.pdf 全文查看链接 2.日本官方对中国报刊的注目
通过以上日文报刊，中国的市场信息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为了获取中国各类信息，也将目光直接瞄上了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类报刊资料。
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外交资料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不少来自中国报刊的内容。有原文抄录的，也有翻译的。例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为观察中国国内反映和国际舆论，寄自驻上海日本领事馆1875年的文书中包含有大量有关台湾事件的新闻报道，“北京来报”“厦门新报来函”“上海六月十八日刊行的福州新报”“上海六月十八日厦门来报”“天津来报”“台湾新报上海六月二十三日揭载”等等内容汇总上报至日本政府。另外还有一些独立装订，取名诸如“汉新闻抄录”“汇报”“申报汇报合录”“香港新闻”“教会新闻香港新闻合录”“诸新闻”等汇编资料。这些抄录中国报刊的真实用意，在1875年6月23日蕃地事务局长官大隈重信致驻上海日本领事品川忠道的信函中找到了答案：“有关中国各港出版的新闻报刊务必无遗漏上报，总之，与我国政府相关的事情，无论事件真实与否。”[10]可见，日本政府对收集中国各类情报的急切心情和非常之手段。
有时，日本政府还不满足于对中国报刊内容的抄录，直接命令驻上海日本领事馆购入中国报刊运回国内以供分析。有关这一点，从1879年7月2日外务省公函《因政府需要购求申报万国公报两新闻纸》中可以看出[11]。对这些传回日本的中国报刊的分析和利用，并不仅仅限于外务省，在其他相关省厅也得到广泛传阅。如参谋局曾要求从外务省取阅《申报》《万国公报》《香港新闻》等中国报刊[12]，陆军省也向外务省提出过阅览《申报》《万国公报》的要求[13]。
1.民间人士的中国商业调查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海外活动受到限制，直到1866年《改税约书》的颁布，日本人海外渡航活动才正式得到认可。据《幕末明治海外渡航者综览》可知，在1880年之前约有40多名日本人来到中国，有纯粹私人经商、旅游、留学身份的，也有官方派遣专门进行中国经济考察的[14] （pp.1～7）。
据说幕末最早来华的日本人是画家安田老山，早年在长崎拜铁翁为师学画，1864年偷渡到上海。因为老山最早到上海，常作为后来者的向导，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所使用的军用地图，据称是在老山的协助下制成。
日本的海外渡航禁令解除后，来中国的人次渐多。1866年，岸田吟香随同传教士平文来到上海。1868年，长崎田代源平在上海开设首家日本商店陶器田代屋。1869年，为中日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少佑品川忠道驻扎上海，1872年上海日本领事馆开设，并担任领事。1875年，三菱商社开通长崎至上海的定期航线。1876年，东本愿寺的小粟栖香顶、谷了然在上海开始布教活动。1877年，三井物产上海分店开张。据1870年租界工部局的人口统计资料，英租界日本人4名、虹口租界3名、船员22名，共计29名，均为男性。据同年为中日通商交涉赴上海的柳原前光回忆，当时在上海有日本人约50名左右。1873年，小粟栖香顶的日记中也有着约50名左右日本人的记载[15] （p.93）。
这些人以各种目的来到上海，耳濡目染得到不少有关中国风土人情、自然出产、经商习俗等信息，透过上海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回日本，对日本社会了解海外世界，文明开化起了巨大作用。其中，岸田吟香在明治初期中日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866年9月到翌年5月，为了协助传教士平文校对、印刷《和英语林集成》，岸田吟香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上海。期间，他和上海的商人、文人有广泛交往，在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寻找在中国的商业机会。1868年，他为购买蒸汽船再度来到上海，虽然购买活动没有成功，但通过此次经历开始对中日贸易表现出极大兴趣。同年，通过横滨判事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对华贸易的意见书：“此中国被誉为欧洲人的财富之地，我国的物产也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尤其是人参、漆器、铜、锡、铅、瓷器、海参、海带、鲍鱼等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物品。我们如果尽量多生产这些物品，用蒸汽船运到上海出售的话，一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为顺利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应成立会社，签订贸易合约，如能出部分资金那是更好。”[16] （p.358）可见，几度来华使岸田吟香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国通，深感日本朝野对中国社会缺乏了解，强烈主张日本政府重视中日贸易，扩大北海道海产物对华出口。
1880年，岸田吟香第三次到上海，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分店，后来，这个乐善堂上海分店作为在沪日本人的聚集和信息交换点而广为人知。他还帮助了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树、浦敬一、石川伍一、高桥谦等人的在华活动。1890年，正是在岸田吟香倡议下，日本设立了专门从事中日贸易调查和人员培养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亦即后来的东亚同文书院。
此外，更多的日本人是以半官半民的形式来到中国，举旅游之虚名，行调查之目的，回国后写成的多种中国见闻录和调查报告。例如：曾根俊虎奉参谋本部派遣，以私人身份数次来华，回国后写成的《北支那记行》（1879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漫游志》（1883年）；长崎劝业课满川成种作为中日修好交涉团成员两度来华，回国后撰写了《支那通商必携》（1876年）；江口驹之助的《清国通商事情》（1885年）；阳其二的《支那贸易说》（1878年）；金子弥兵卫的《支那总说》（1878年）；竹内成章的《支那贸易品解说》（1885年）等等。类似以上出版物的各种“中国见闻录”记录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自然、物产、风土、习俗、商业等情况，是明治日本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信息的重要途径。
2.日本官方的中国商业调查
日本政府的对华经济调查活动要略晚于民间人士，并且主要通过外务省、大藏省、内务省展开。其中，外务省设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在调查活动扮演了重要角色。
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中日通商条规和通商章程》。1872年1月29日，近代首个驻华日本领事馆——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正式设立，1872年10月，香港，1874年4月，厦门，1875年，天津等地日本领事馆也相继开设[17] （p.97）。此后，在中国各个重要开港城市陆续设立了日本领事馆。在品川忠道出任驻上海日本领事馆代理领事之际，外务省对其工作提出三项要求：“管理在上海日本人民事宜，监督中国与日本贸易事务，与中国官员和欧罗巴同盟各国官吏保持亲善。”[18]可见，处理中日间贸易事务是日本领事的重要职责之一。对领事经济调查工作做出如下要求，“吾国商民输出入品的数量、品种调查，每月上报一次”[19] （p.228）。这也是日本外务省对领事报告做出的最初要求。1874年，日本政府发布的“明治七年布达”，对领事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其主要内容包含：“日本出口物品并由外国进口物品的数量、价格，日本商人从事贸易的类别，各地贸易盛衰，海关管理办法等相关调查。各国派出领事对在留各国商埠进行评价、调查，每一年、半年或经常向大藏省提交报告。”[20] （p.59）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211/lsgx20121108-1.pdf 全文查看链接 在商业信息流通并不十分活跃的19世纪，驻华领事送来的中国商业情报具有较高价值，特别是利用外交特权保护下领事的市场调查报告，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明治政府来说是一份不可替代的情报源。例如：上海在开港后迅速成为东亚最大贸易港，煤炭的消费量甚大。1874年1月1日，品川领事致信外务卿寺岛宗则，介绍了上海港的煤炭市场主要被来自欧美煤炭所垄断，日本煤炭的市场占有率很小，并希望扩大日本煤的对华出口以换取外汇。同时，品川领事还对日本煤出口上海市场的成本作了详尽分析：“长崎高岛煤炭的购入价格以每1万斤24日元计算，输出税1.25日元，上海关税1.25分，运费18.75分，上海人工费5分，合计50.25分。如在上海售价为53分，每1万斤的利润达到2.75分。高岛煤炭的年产量以3亿万斤来推算，仅高岛煤炭输出上海的利润就相当可观。”[21]
正是由于领事调查报告的重要性和准确性，从1877年开始日本政府将这些信息在《东京日日新闻》等媒体上公开刊行[22] （p.75）。日本领事报告的定期、系统发行是始于1882年由日本外务省记录局负责编纂的《通商汇编》。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领事贸易报告经历了《通商报告》《通商汇纂》《通商公报》等刊名调整，在出版体制、发行频度、揭载内容等方面也多有变化，直至1943年日本接近战败投降而结束。
除了外务省通过驻华领事馆收集经济信息之外，维新时期劝业政策的主要执行部门大藏省和内务省也派出了不少官员直接到中国实地调查。
例如：1872年1月，大藏省派遣租税权助本野盛亨、租税大属长冈义之、租税权中属坂井保■等前往上海，拜访上海海关关长，并就海关事务和实际操作等问题作了调查和学习。本野盛亨还访问了宁波海关，就宁波海关税则、港口进出等事情作了实地调查。1873年11月，内务省劝业寮派遣十等出仕多田元吉、四等出仕田边太一等赴中国考察茶叶生产、贸易情况，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875年5月，内务省劝业寮派遣七等出仕武田昌次、劝业中属冈毅、十二等出仕山口辰次郎、十五等出仕中桐常利、满川成种等十二人，赴中国直隶省、山东省调查农业生产情况。考察团一行对当地自然环境、风土物产等进行了实地感受，对劝业有益的动植物品种，如中国的羊、驴、马、谷物、蔬菜，天津葡萄、水蜜桃等，还大量购入带回日本。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清国产业调查复命书》。1875年5月，内务省劝业中属南部陈、四等出仕田边太一赴中国，调查中国养蚕、制丝技术，并购求优质蚕种。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江浙蚕桑纪事》。1876年4月，开拓中判官西村贞阳赴上海调查中国商业情况，回国后，向黑田开拓长官提交了《清国通商贸易视察报告书》。1876年7月，内务省派遣劝业权中属舟木真、劝业寮十等出仕奥青辅赴中国采购牛、马、羊的优良品种。1877年3月，大藏省派遣大书记官吉原重俊赴上海调查贸易，回国后，向大藏省提交了《上海贸易调查报告书》。1877年7月，内务省派遣劝业寮一等属门马崇经中国购求蒙古羊。1878年4月，内务省派遣大书记官河濑秀治赴中国上海、香港调查社会经济情况[23]。
日本官员的中国视察活动，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后来，这些官员大多成为经济界、外交界的重要人物。例如：考察中国海关事务的本野盛亨和长冈义之，后来分别出任横滨和大阪海关关长；考察中国茶叶生产的多田元吉成为日本茶业近代化的功勋人物；田边太一作为明治时代非常活跃的外交官一度担任清国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吉原重俊后来担任日本银行初代总裁。
同时，他们所提交的各类考察报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对华贸易政策。例如：西村贞阳的中国考察对国策会社“广业洋行”的设立、明治初期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早在1873年8月，为了开拓北海道海产品对华贸易，奉北海道开拓使之命，■目六兵卫在上海设立过“开通号”商行，由于对中国市场了解不足，1875年12月被迫关闭。翌年4月，西村贞阳受北海道开拓使黑田清隆派遣，前往中国调查北海道海产物销售情况。西村贞阳实地考察了上海、天津等地商况，与驻上海日本领事品川忠道、中国官吏和各国商会交换了意见，回国后，向黑田长官提交了《清国通商贸易视察报告书》。提出在原有开通洋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设立由政府资助，大藏省出资40万日元，集贸易、货币兑换、外汇业务于一体，作为国内配套，以函馆为主，在东京、大阪、长崎设立分店，国内税品统一由其销售，并购入运输用帆船等庞大构想的国策会社[24] （p.738）。这些建议直接促成1876年10月“广业洋行”的设立。同时，在建议基础之上，大藏卿大隈重信向政府提出“清国通商扩张”的建议，主张以内务省为主导，加大对广业商会的扶植，扩大北海道海产品对华输出，推进中日贸易，以缓解明治初期外汇外流，国内产业不振，外债偿还困难的困境。这些措施的实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868年，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明治维新”运动后，日本打开了封锁的门户，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商品输出，以平抑与欧美诸国贸易中的逆差。由此，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派遣官方调查人员，通过新闻报刊，甚至是利用民间人士，有组织地大量搜集中国的商业信息，免费提供给商人，这些商业信息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扩大对华出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明治初期是日本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该时期的各项对华商业调查方式和组织制度直接为明治后期所延续和发展。到19世纪后期，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民一体”对华商业情报网络，给中国的国内商业和对外出口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作者简介】王力，男，1971年生，浙江慈溪人，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经济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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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欧美商人对贸易权的垄断、摆脱沉重的财政危机，1860年，幕府老中提出设立物产会所和向中国派遣贸易船的建议，以探索自行组船出海贸易的可能，该建议得到了各奉行所的积极响应。据资料表明，幕末日本共向中国沿海地区派出过三次贸易船。分别是1861年函馆奉行所向黑龙江流域派出“龟田丸”贸易船，从俄占黑龙江入海口驶入黑龙江流域；1862年长崎奉行所向上海派出“千岁丸”贸易船；1863年，函馆奉行所向上海派出“健顺丸”贸易船。除了第一次黑龙江贸易外，其余两次均将贸易地选择在上海：一来因为鸦片战争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贸易中枢，是进行市场考察和贸易的理想场所；二来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透过这扇窗口可以窥探西方文明的端倪，并获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
“千岁丸”是1862年4月幕府从英国购得“亚美斯提号”木制三桅帆船更名而成的。由于日本人缺乏驾驶蒸汽船的经验，只能聘请英国人当船长。使节团中除了幕府官吏和长崎商人外，还包括以西南强藩为主的地方各藩派出的以官吏随员为名义的年轻武士。4月29日，“千岁丸”从长崎出发，6月2日，抵达上海港。船上装载着长崎会所和长崎商人准备的货物，主要有■、鲣、海带、煎海鼠、干鲍、房寒天等海产品，漆器、纸扇、莳绘等工艺品，白丝、甲斐绢、樟脑、纸等日用品，人参、五倍子等中药材，煤炭等矿产品[1] （pp.123～141）。这些商品的选定完全是参照当年长崎贸易，中国商船返航时所购的货物品种。可见，“千岁丸”上海贸易的目标完全是中国消费者，而不是上海在住的外国人。
有关“千岁丸”上海贸易的最终损益情况。据统计，海带略有一成利益，房寒天有三分四厘的利益，樟脑有一成四分七厘的损失。输出货物的总价约1530贯189文，返航时购入货物总价113贯406文，不及输出货物总价的十分之一。加上出发时准备的旅费洋银三千弗及外汇二万七千弗，另外，还包括为了此次贸易，购买的货船、英国籍船长船员的费用，十余名官员出差补贴，荷兰领事及馆员花销、上海道台的馈赠等等[2] （p.5）。因此，作为贸易本身而言，“千岁丸”的上海贸易基本没有商业利益可言，可能还略有损失。
幕末“千岁丸”的上海贸易，赢利多寡似乎并不重要，其主要目的就是调查中国市场情况，为日后发展海外贸易作铺垫。使节团一行在上海港登岸后，在荷兰领事的斡旋下，拜会了上海道台，提出了希望建立中日正常贸易关系的意愿[3] （p.209）。还拜会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驻上海领事和商馆，了解相关贸易规则，通过对上海市貌、市场行情、贸易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有益的商业信息。比如：名仓予何人在6月3日有记录，“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随后几天里，对上海县城内商业状况作了详细考察，记录下市面多种商品价格、清朝货币形制、中日货币兑换率、各国度量衡区别，还开列了中日两国互受欢迎的贸易品名单：“本朝物产中，得支那人欢迎的大概如下：刀枪、陶器、人参、赤铜、纸类、椎茸、葛粉、熊胆、晴雨伞、漆器、钱币、鸡、杂药；唐国物产中，本邦购走的如下：药种、唐纸、紫檀、陶器、书籍、笔墨、拆糖”[4] （p.209）。类似记录大量散见于高杉晋作的《上海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崎阳杂录》，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峰洁的《清国上海见闻录》，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等上海见闻录中[5] （p.48）。
1.日本报纸刊登的中国商业信息
为获取海外信息，江户幕府曾要求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收集整理各国商船带来的国外消息，每年向幕府提供一份关于外国情况的“报告书”，由官办翻译机构译出以供传阅，名为《荷兰风说书》，类似的还有《唐船风说书》。后来，幕府命令官方翻译机构“洋书调所”将荷兰东印度总督府出版的《爪哇新闻》译出，题名《官版巴达维亚新闻》，于1862年起在上层社会公开发行[6] （p.5）。这是日本最早的官方译报。以后还大量翻刻欧美人士在中国上海、香港、宁波等地办的中文报刊，发行了《官版中外新报》《官版六合丛谈》《官版香港新闻》《官版中外集志》等。这些中文报刊在日本的翻刻和出版，对幕末日本社会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7] （p.121）。
在对国内外经济信息的调查和传播方面，1876年问世的《中外物价新报》无疑是最具分量的。《中外物价新报》是在三井物产创始人益田孝的努力下于1876年12月2日创刊的。当时，日本的国内外商业信息主要汇集在政府劝商局，河濑秀治局长深知这些商业信息对于工商界的重要性，希望益田孝通过办一份报纸以唤醒这些原本沉睡着的商业信息。益田孝在商界摸爬多年，深知这些商业信息的价值，因此两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同时，又得到了另一位经济界重量级人物涩泽荣一的鼎力支持。所以，《中外物价新报》是三井物产整合多方力量，以普及和传播国内外经济信息为目的的一份经济类专业报刊。
从现存《中外物价新报》创刊号的内容来看，首页右上方纵向题名，紧接着是“东京情况”栏目，依次刊登着公债证书、正米、期米、杂谷、水油、盐、酒、西洋菜种、铁等价格，接着是日本国内横滨和大阪的市场情况，第二页是长崎、福冈等各地的市场行情；第三、四页刊登伦敦商况电报、英美通信、香港通信、上海通信以及横滨输出入品行情。其中，有关中国的市场信息逐年增多，并且不局限于上海一地，厦门、福州、天津等开港口岸的市场信息也经常出现[8] （p.31）。主要包括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海产品、煤炭、米等市场行情、相关竞争商品价格、年度价格比较等详细信息。这些商业信息对于交通通讯尚不发达、海外信息相对闭塞的明治初期日本社会而言，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商业情报。相关信息，一部分来源于文报刊的摘录和驻在中国的日本商人，更多的是直接来源于三井物产上海分店，到明治后期三井物产的海外商情网络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9] （p.186）。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211/lsgx20121108.pdf 全文查看链接 2.日本官方对中国报刊的注目
通过以上日文报刊，中国的市场信息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为了获取中国各类信息，也将目光直接瞄上了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类报刊资料。
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外交资料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不少来自中国报刊的内容。有原文抄录的，也有翻译的。例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为观察中国国内反映和国际舆论，寄自驻上海日本领事馆1875年的文书中包含有大量有关台湾事件的新闻报道，“北京来报”“厦门新报来函”“上海六月十八日刊行的福州新报”“上海六月十八日厦门来报”“天津来报”“台湾新报上海六月二十三日揭载”等等内容汇总上报至日本政府。另外还有一些独立装订，取名诸如“汉新闻抄录”“汇报”“申报汇报合录”“香港新闻”“教会新闻香港新闻合录”“诸新闻”等汇编资料。这些抄录中国报刊的真实用意，在1875年6月23日蕃地事务局长官大隈重信致驻上海日本领事品川忠道的信函中找到了答案：“有关中国各港出版的新闻报刊务必无遗漏上报，总之，与我国政府相关的事情，无论事件真实与否。”[10]可见，日本政府对收集中国各类情报的急切心情和非常之手段。
有时，日本政府还不满足于对中国报刊内容的抄录，直接命令驻上海日本领事馆购入中国报刊运回国内以供分析。有关这一点，从1879年7月2日外务省公函《因政府需要购求申报万国公报两新闻纸》中可以看出[11]。对这些传回日本的中国报刊的分析和利用，并不仅仅限于外务省，在其他相关省厅也得到广泛传阅。如参谋局曾要求从外务省取阅《申报》《万国公报》《香港新闻》等中国报刊[12]，陆军省也向外务省提出过阅览《申报》《万国公报》的要求[13]。
1.民间人士的中国商业调查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海外活动受到限制，直到1866年《改税约书》的颁布，日本人海外渡航活动才正式得到认可。据《幕末明治海外渡航者综览》可知，在1880年之前约有40多名日本人来到中国，有纯粹私人经商、旅游、留学身份的，也有官方派遣专门进行中国经济考察的[14] （pp.1～7）。
据说幕末最早来华的日本人是画家安田老山，早年在长崎拜铁翁为师学画，1864年偷渡到上海。因为老山最早到上海，常作为后来者的向导，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所使用的军用地图，据称是在老山的协助下制成。
日本的海外渡航禁令解除后，来中国的人次渐多。1866年，岸田吟香随同传教士平文来到上海。1868年，长崎田代源平在上海开设首家日本商店陶器田代屋。1869年，为中日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少佑品川忠道驻扎上海，1872年上海日本领事馆开设，并担任领事。1875年，三菱商社开通长崎至上海的定期航线。1876年，东本愿寺的小粟栖香顶、谷了然在上海开始布教活动。1877年，三井物产上海分店开张。据1870年租界工部局的人口统计资料，英租界日本人4名、虹口租界3名、船员22名，共计29名，均为男性。据同年为中日通商交涉赴上海的柳原前光回忆，当时在上海有日本人约50名左右。1873年，小粟栖香顶的日记中也有着约50名左右日本人的记载[15] （p.93）。
这些人以各种目的来到上海，耳濡目染得到不少有关中国风土人情、自然出产、经商习俗等信息，透过上海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回日本，对日本社会了解海外世界，文明开化起了巨大作用。其中，岸田吟香在明治初期中日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866年9月到翌年5月，为了协助传教士平文校对、印刷《和英语林集成》，岸田吟香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上海。期间，他和上海的商人、文人有广泛交往，在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寻找在中国的商业机会。1868年，他为购买蒸汽船再度来到上海，虽然购买活动没有成功，但通过此次经历开始对中日贸易表现出极大兴趣。同年，通过横滨判事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对华贸易的意见书：“此中国被誉为欧洲人的财富之地，我国的物产也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尤其是人参、漆器、铜、锡、铅、瓷器、海参、海带、鲍鱼等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物品。我们如果尽量多生产这些物品，用蒸汽船运到上海出售的话，一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为顺利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应成立会社，签订贸易合约，如能出部分资金那是更好。”[16] （p.358）可见，几度来华使岸田吟香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国通，深感日本朝野对中国社会缺乏了解，强烈主张日本政府重视中日贸易，扩大北海道海产物对华出口。
1880年，岸田吟香第三次到上海，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分店，后来，这个乐善堂上海分店作为在沪日本人的聚集和信息交换点而广为人知。他还帮助了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树、浦敬一、石川伍一、高桥谦等人的在华活动。1890年，正是在岸田吟香倡议下，日本设立了专门从事中日贸易调查和人员培养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亦即后来的东亚同文书院。
此外，更多的日本人是以半官半民的形式来到中国，举旅游之虚名，行调查之目的，回国后写成的多种中国见闻录和调查报告。例如：曾根俊虎奉参谋本部派遣，以私人身份数次来华，回国后写成的《北支那记行》（1879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漫游志》（1883年）；长崎劝业课满川成种作为中日修好交涉团成员两度来华，回国后撰写了《支那通商必携》（1876年）；江口驹之助的《清国通商事情》（1885年）；阳其二的《支那贸易说》（1878年）；金子弥兵卫的《支那总说》（1878年）；竹内成章的《支那贸易品解说》（1885年）等等。类似以上出版物的各种“中国见闻录”记录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自然、物产、风土、习俗、商业等情况，是明治日本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信息的重要途径。
2.日本官方的中国商业调查
日本政府的对华经济调查活动要略晚于民间人士，并且主要通过外务省、大藏省、内务省展开。其中，外务省设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在调查活动扮演了重要角色。
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中日通商条规和通商章程》。1872年1月29日，近代首个驻华日本领事馆——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正式设立，1872年10月，香港，1874年4月，厦门，1875年，天津等地日本领事馆也相继开设[17] （p.97）。此后，在中国各个重要开港城市陆续设立了日本领事馆。在品川忠道出任驻上海日本领事馆代理领事之际，外务省对其工作提出三项要求：“管理在上海日本人民事宜，监督中国与日本贸易事务，与中国官员和欧罗巴同盟各国官吏保持亲善。”[18]可见，处理中日间贸易事务是日本领事的重要职责之一。对领事经济调查工作做出如下要求，“吾国商民输出入品的数量、品种调查，每月上报一次”[19] （p.228）。这也是日本外务省对领事报告做出的最初要求。1874年，日本政府发布的“明治七年布达”，对领事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其主要内容包含：“日本出口物品并由外国进口物品的数量、价格，日本商人从事贸易的类别，各地贸易盛衰，海关管理办法等相关调查。各国派出领事对在留各国商埠进行评价、调查，每一年、半年或经常向大藏省提交报告。”[20] （p.59）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211/lsgx20121108-1.pdf 全文查看链接 在商业信息流通并不十分活跃的19世纪，驻华领事送来的中国商业情报具有较高价值，特别是利用外交特权保护下领事的市场调查报告，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明治政府来说是一份不可替代的情报源。例如：上海在开港后迅速成为东亚最大贸易港，煤炭的消费量甚大。1874年1月1日，品川领事致信外务卿寺岛宗则，介绍了上海港的煤炭市场主要被来自欧美煤炭所垄断，日本煤炭的市场占有率很小，并希望扩大日本煤的对华出口以换取外汇。同时，品川领事还对日本煤出口上海市场的成本作了详尽分析：“长崎高岛煤炭的购入价格以每1万斤24日元计算，输出税1.25日元，上海关税1.25分，运费18.75分，上海人工费5分，合计50.25分。如在上海售价为53分，每1万斤的利润达到2.75分。高岛煤炭的年产量以3亿万斤来推算，仅高岛煤炭输出上海的利润就相当可观。”[21]
正是由于领事调查报告的重要性和准确性，从1877年开始日本政府将这些信息在《东京日日新闻》等媒体上公开刊行[22] （p.75）。日本领事报告的定期、系统发行是始于1882年由日本外务省记录局负责编纂的《通商汇编》。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领事贸易报告经历了《通商报告》《通商汇纂》《通商公报》等刊名调整，在出版体制、发行频度、揭载内容等方面也多有变化，直至1943年日本接近战败投降而结束。
除了外务省通过驻华领事馆收集经济信息之外，维新时期劝业政策的主要执行部门大藏省和内务省也派出了不少官员直接到中国实地调查。
例如：1872年1月，大藏省派遣租税权助本野盛亨、租税大属长冈义之、租税权中属坂井保■等前往上海，拜访上海海关关长，并就海关事务和实际操作等问题作了调查和学习。本野盛亨还访问了宁波海关，就宁波海关税则、港口进出等事情作了实地调查。1873年11月，内务省劝业寮派遣十等出仕多田元吉、四等出仕田边太一等赴中国考察茶叶生产、贸易情况，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875年5月，内务省劝业寮派遣七等出仕武田昌次、劝业中属冈毅、十二等出仕山口辰次郎、十五等出仕中桐常利、满川成种等十二人，赴中国直隶省、山东省调查农业生产情况。考察团一行对当地自然环境、风土物产等进行了实地感受，对劝业有益的动植物品种，如中国的羊、驴、马、谷物、蔬菜，天津葡萄、水蜜桃等，还大量购入带回日本。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清国产业调查复命书》。1875年5月，内务省劝业中属南部陈、四等出仕田边太一赴中国，调查中国养蚕、制丝技术，并购求优质蚕种。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江浙蚕桑纪事》。1876年4月，开拓中判官西村贞阳赴上海调查中国商业情况，回国后，向黑田开拓长官提交了《清国通商贸易视察报告书》。1876年7月，内务省派遣劝业权中属舟木真、劝业寮十等出仕奥青辅赴中国采购牛、马、羊的优良品种。1877年3月，大藏省派遣大书记官吉原重俊赴上海调查贸易，回国后，向大藏省提交了《上海贸易调查报告书》。1877年7月，内务省派遣劝业寮一等属门马崇经中国购求蒙古羊。1878年4月，内务省派遣大书记官河濑秀治赴中国上海、香港调查社会经济情况[23]。
日本官员的中国视察活动，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后来，这些官员大多成为经济界、外交界的重要人物。例如：考察中国海关事务的本野盛亨和长冈义之，后来分别出任横滨和大阪海关关长；考察中国茶叶生产的多田元吉成为日本茶业近代化的功勋人物；田边太一作为明治时代非常活跃的外交官一度担任清国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吉原重俊后来担任日本银行初代总裁。
同时，他们所提交的各类考察报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对华贸易政策。例如：西村贞阳的中国考察对国策会社“广业洋行”的设立、明治初期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早在1873年8月，为了开拓北海道海产品对华贸易，奉北海道开拓使之命，■目六兵卫在上海设立过“开通号”商行，由于对中国市场了解不足，1875年12月被迫关闭。翌年4月，西村贞阳受北海道开拓使黑田清隆派遣，前往中国调查北海道海产物销售情况。西村贞阳实地考察了上海、天津等地商况，与驻上海日本领事品川忠道、中国官吏和各国商会交换了意见，回国后，向黑田长官提交了《清国通商贸易视察报告书》。提出在原有开通洋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设立由政府资助，大藏省出资40万日元，集贸易、货币兑换、外汇业务于一体，作为国内配套，以函馆为主，在东京、大阪、长崎设立分店，国内税品统一由其销售，并购入运输用帆船等庞大构想的国策会社[24] （p.738）。这些建议直接促成1876年10月“广业洋行”的设立。同时，在建议基础之上，大藏卿大隈重信向政府提出“清国通商扩张”的建议，主张以内务省为主导，加大对广业商会的扶植，扩大北海道海产品对华输出，推进中日贸易，以缓解明治初期外汇外流，国内产业不振，外债偿还困难的困境。这些措施的实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868年，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明治维新”运动后，日本打开了封锁的门户，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商品输出，以平抑与欧美诸国贸易中的逆差。由此，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派遣官方调查人员，通过新闻报刊，甚至是利用民间人士，有组织地大量搜集中国的商业信息，免费提供给商人，这些商业信息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扩大对华出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明治初期是日本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该时期的各项对华商业调查方式和组织制度直接为明治后期所延续和发展。到19世纪后期，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民一体”对华商业情报网络，给中国的国内商业和对外出口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作者简介】王力，男，1971年生，浙江慈溪人，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经济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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