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水牛角刻制的印章，是我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至今已经60多年了，我很珍惜它，一直精心地把它收藏着。
　　那是在1941年年初，当时我在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民运队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十来天后，伤亡惨重。为保存有生力量，军部要求分散突围。为了轻装，我身上只有两枚手榴弹和一条米袋，口袋里有一把小梳子和半支铅笔，再就是这枚用牛角刻的图章。
　　突出重围后，为了找部队，我们十几个人白天隐蔽，晚上行动，边走边打听。有一天，走到繁昌县时找到了县委。经过一两天的休整，县委领导决定把我们两个女同志暂时留在县委机关，分配我们做地方妇女工作，其余的同志过长江返回部队。当时我们二人被安排在一农户家，改了名字，还弄来两张良民证。
　　有一天我正在给十几个妇女上课，学文化、教识字、宣传抗日，这时，就听放风的女孩喊“鬼子来了”。我叫大家不要慌张，赶紧疏散，我自己也赶紧把几张纸撕碎连同我的印章一起挖了一个小坑埋好。那是五六月份，麦子还没有收割，我叫她们都不要做声，可那些年纪小的孩子由于害怕、慌张互相挤推，结果鬼子看到麦田里有动静，就放了两枪，又派了几个伪兵端着枪下了江堤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喊叫着，把我们十几个人都搜了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哭着闹着去领自己家的孩子，鬼子看看没办法，查问一下后只好放人，最后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
　　翻译看了我的良民证又来问话，一听口音不是当地人，便起了疑心。我正在想如何脱身时，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哭着来要人，说我是她家的孩子，长期住芜湖姨家。就在翻译和鬼子将信将疑时，我们就连拉带拽地走掉了。回到县委机关，才知道是领导派人来救助我们的。
　　当时，我经常在基层宣传，因为没有我们的邮局，县以上领导机关才有一部电台。所以，我们一般在基层活动时，对上请示报告或与邻近村的工作人员联系以及有什么统一行动等，都靠一些可靠群众一村转一村的传递信息(当时我们称此为递步哨)。那时也没有信封、信纸，要写材料只是一张普通的白纸，写上你所叙述的内容，把信件折叠成条状再对折，在中心位置盖上印章，交递步哨传递。这印章即代表着我的身份。
　　(摘自《老干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