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限制》
　　赵鼎新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出于“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近年来的思想言论倾向于努力呈现民主体制中的“黑暗面”，特别是结合当前国内思潮和突出问题，解读民主的诸多“弊病”。比如他指出，民主并不必然抑制腐败现象：“在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作用。”
　　科层体制遂行专职监督，其能否发挥最有效的监督作用，至而构建廉洁政府，并非仅仅取决于体制内个体的主观决心以及宏大愿望，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外在压力，比如上级领导、社会舆论，当然最重要的是来自于选民的压力。虽然选民无法直接约束某一部门，但选民手握最大的底牌—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淘汰执政党。
　　在科层监督体系中，舆论看似起着补充作用，但以挖公权“负面新闻”、“报忧不报喜”为己任的舆论，何尝不想挖到重大的猛料。一旦监督体系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舆论与既有监督体系可能出现角色易位，即舆论越俎代庖地扮演起反腐尖兵角色，倒逼监督部门不得不殚精竭虑，而不敢同舆论玩猫捉老鼠游戏，搞什么烂尾监督。
　　新西兰前房屋部长希特利曾因花费约1000新西兰元，为自己购买了两瓶酒，就触犯众怒，丢了官，成为过街老鼠。在民主社会里，新闻言论充分自由条件下，类似公款超范围消费现象一经曝光，当事人轻则公开道歉，迅速补齐公款，重则引咎辞职直至被法律究责，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如此种种可见，科层体制负有监督重责，其自身又被包括舆论在内的众多监督力量所制衡。
　　除了腐败监督问题，赵鼎新特别关注国内的群体事件现象，认为导致群体性事件“方兴未艾”、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主要在于这样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所以鲜见“忠诚反对”；其次，媒体“有对社会问题进行全面政治化解读的倾向”，喜欢深挖根源背景；第三，“中国的老百姓有着在主流新闻之外寻求谣言的巨大热忱”。
　　托克维尔提出：“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从表现形态上看，群体性事件虽然人数较多，但在整个社会层级中又往往是少数。这意味着，有必要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并尊重他们的想法。从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来看，大都一开始并非规模和影响就大，往往因为一些权责部门未能洗脱传统官僚习气，面对群体性诉求要么敷衍塞责，要么充耳不闻，要么慢慢吞吞，结果错失最佳沟通时机。
　　在诸多群体性事件中，一些主流媒体常常因无法有效地、全面地呈现客观事实，同样遭遇公信力危机。当公权和舆论公信力均不足以取信于民时，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自然更显任重而道远。有所不解的是，赵鼎新这里所说的主流价值观，到底是指独辟蹊径、独树一帜，还是回到普世价值的层面上来呢？
　　相较于赵鼎新卖力兜售的那些观点，本书展现出的批判精神令人印象更为深刻。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种现象，即“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与“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同时还对“国内学者喜欢在意识形态上先进行站队，并以为出发点来看问题”的现象给予了严肃批评。显然，教会读者带着批判性思维去观察、分析现象和问题，这远比告知一个简单的答案更有意义。
　　《罗马帝国的崛起》
　　【古希腊】波里比亚 著 翁嘉声 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罗马的兴起及其与迦太基人的冲突，可以说是西方历史最为英勇和悲壮的一页，中译虽为节译本，亦未影响这本史学名著博大的格局和雄伟的气势。史学家波里比亚一生与这一时代有部分重叠，他参与了第三次布匿战争，亲眼见证了文明古国迦太基的覆灭。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史学家沈志华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大民小国》
　　余世存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学者余世存长期研习中国近代史的最新思想成果。作者坚持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的一代中国人，包括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的抗争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