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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到他70岁时去世，父亲留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瘦弱多病，经常离不开药，干不了太重的活儿。也许是身体不强壮的原因，他在外面从不和人争吵，是有名的老实人；在家里也没什么大脾气，偶尔和母亲吵架时，也总不占上风，对我们子女也轻易不打骂，还常常在母亲打骂我们时替我们讲情。
但在我们心中父亲却不是软弱的老好人，因为他有坚定的原则，不涉及原则的什么都可以，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也正因如此，他树立起了男人的威严，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
只说两件事吧。
在那挨饿的年代，粮食是最宝贵的东西，“吃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没挨过饿的人是无法体会的。那种情况对身强力壮的人都是灾难，对病弱的父亲就更是生死的考验了。但再怎么难，他要出工，去挣工分，养家■口。当时生产队吃食堂，劳动力每人给两个谷破子做的干粮，我们小孩只能吃极稀的粥，吃野菜，一个个饿得眼睛发蓝，父亲心疼我们，每每在他分得的一份中，省下一点儿给我们带回来。
到了粮食成熟的时候，心眼儿灵活的人便想方设法到生产队地里弄点儿回来，以解燃眉之急。一天晚上，几个老实巴交的妇女来到我家，找我母亲商量，要去房后的地里割点儿高粱穗。因为母亲有些胆量，又是村里辈分较高的人，她们就央求母亲带领她们去。她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母亲，但母亲就是不敢答应，因为坐在炕头的父亲脸色很不好，一言不发。这时她们也看出了门道，就都来求父亲：“看看你们家都饿成什么样了，你不心疼自己还不心疼孩子，这年月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别说不能有人看见，就是有人看见了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去，谁还会去报告。”父亲终于开口了，他说：“你们去吧，我不管，但她可不能去。”这几个人以为父亲松口了，只是要个台阶，便拽起母亲说，“我们能去你就能去，咱们走，看他能咋的。”母亲犹豫了，这时父亲从炕头下来，对母亲冷冷地放出一句话：“你要是敢去，我这就去报告生产队。”母亲没了平时的厉害，也不和父亲争吵，因为她知道父亲的脾气，这种事情他是不会让步的。就和那几个人说：“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了。”那几个妇女悻悻地说：“你不去了，我们也不去了。”说几句闲话就都回家了。
当时饿得发了昏、一心想喝一碗稠稠的高粱米粥的我，真的很失望，心中暗暗埋怨父亲，怎么这么小的胆子，都饿到那份上了，还怕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父亲确实是对的，一则他是珍惜名誉，我们家祖祖辈辈本分老实，他不想背上个“偷”名，尽管当时是特殊时期，他也要捍卫这个清白，二则要给子女做个好样子，维持本分淳朴的家风。
再一件事是父亲打我。父亲对他的子女都是很温和的，虽然平时不像别的父母那样对孩子表现出格外的亲昵，但他确实很少打骂，和父亲比，反倒是母亲更严厉一些。现在使劲想父亲是怎样的打我，也想不起几次来，相反，父亲护着我的事倒有很多。有一次，我犯了什么错，记不得了，只记得母亲按倒了我，对我施以我最难忍受的刑罚——掐大腿。这样母亲不用费很大的劲，就能让我受不了。我当时惟一的反抗就是杀猪一样嚎叫，父亲正好从外面进来，这嚎叫声让他心疼难忍，便大发了一次对母亲的火。他随手抄起一小把麻秆，对母亲搂头便打，结果是麻秆碎成几截，母亲头上的拢头发的小塑料木梳也碎了。麻秆是最轻的东西，当然没能打疼母亲，但却把母亲惹恼了，她反手揪住了父亲，好在被人拉开，否则父亲是要吃亏的。
就是这样疼爱我的父亲，却真正地结结实实地打了我一次，这也是我记忆中的惟一的一次，也是因为我触犯了父亲的原则。
那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当时农村的教育水平很低，小学还没有普及，上初中就更不容易了。当时我是我们前后屯很少的几个考上初中的，要到公社所在地的中学读书。因为离家很远，要在学校住宿。当时学校食宿条件都很差，我又是长那么大初次离家，特别想家，就动了辍学回家劳动的念头，经常往家里跑。我那时并不知道读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就觉得识两个字看看书就行了，早点儿回家干活儿，一则帮帮病弱的父亲，二来也觉得比在学校读书自由。我的理由在父亲那里是行不通的，但我念书的劲头越来越小了。
有一次我打定了主意，背着书包就跑回家来。那天正赶上一块瓜地罢园，父亲和母亲正赶着生产队里的一群猪在瓜地里放，还边捡点儿生瓜蛋，准备腌咸菜。我就直接跑到瓜地里去，兴冲冲去帮着放猪。父亲看见我，就问：“放假了咋的，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乐颠颠地说：“我不念了，回家干活儿。”我满以为这事能自己说了算，更何况还能帮帮身体不好的父亲，父亲是不会说什么的，再说当时和我一样年龄的没有考上中学的，不都在家干活儿嘛。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向温和的父亲这次震怒了，他从没那样对我发过火。他二活没说，抡起了赶猪的大鞭便向我打来，我赶紧躲过。那大鞭是细长的木杆拴着麻绳，头上是一个三角带，皮糙肉厚的猪挨一下都“嗷嗷”叫，细皮嫩肉的我要挨上，那还了得，心中不由一凉，一身冷汗冒出来了。我撒腿就跑，父亲在后面紧追，一团瓜秧绊倒了我，父亲的大鞭在我的四周抽起了团团泥土，我就在地上翻滚着躲着。这时一向心狠的母亲都吃不住劲了，跑过来替我向父亲求情说：“别打了，我把他送回去念书不就行了吗？打孩子也不能这样打，你打残废了他，不还得养着他吗？”这顿大鞭打得我那些不想读书的理由烟消云散，从此再不敢说不念书的话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接到通知书时和父亲唠嗑，提起这事，我说：“要是没有那顿大鞭，我就没有今天了。”父亲那时已经病得很衰弱了，他说：“那次并没有真打，就是吓唬一下。孩子是要念书的，家里再困难，也得供你们把书读完。”孩子不能不读书，这也是父亲的原则，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则，在我们困难的家庭里兄弟四人都读到了高中毕业，我还上了大学，从偏僻的农村走了出来。
作为男人，有强健的体魄固然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原则，有主见。如果遇事无主意，是非面前无态度，那么徒有强健的体魄也不是真正的男人。父亲身体病弱，为人老实本分，但他心中有原则，在原则面前毫不让步，在这方面，他无愧于一个男子汉。
但在我们心中父亲却不是软弱的老好人，因为他有坚定的原则，不涉及原则的什么都可以，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也正因如此，他树立起了男人的威严，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
只说两件事吧。
在那挨饿的年代，粮食是最宝贵的东西，“吃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没挨过饿的人是无法体会的。那种情况对身强力壮的人都是灾难，对病弱的父亲就更是生死的考验了。但再怎么难，他要出工，去挣工分，养家■口。当时生产队吃食堂，劳动力每人给两个谷破子做的干粮，我们小孩只能吃极稀的粥，吃野菜，一个个饿得眼睛发蓝，父亲心疼我们，每每在他分得的一份中，省下一点儿给我们带回来。
到了粮食成熟的时候，心眼儿灵活的人便想方设法到生产队地里弄点儿回来，以解燃眉之急。一天晚上，几个老实巴交的妇女来到我家，找我母亲商量，要去房后的地里割点儿高粱穗。因为母亲有些胆量，又是村里辈分较高的人，她们就央求母亲带领她们去。她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母亲，但母亲就是不敢答应，因为坐在炕头的父亲脸色很不好，一言不发。这时她们也看出了门道，就都来求父亲：“看看你们家都饿成什么样了，你不心疼自己还不心疼孩子，这年月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别说不能有人看见，就是有人看见了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去，谁还会去报告。”父亲终于开口了，他说：“你们去吧，我不管，但她可不能去。”这几个人以为父亲松口了，只是要个台阶，便拽起母亲说，“我们能去你就能去，咱们走，看他能咋的。”母亲犹豫了，这时父亲从炕头下来，对母亲冷冷地放出一句话：“你要是敢去，我这就去报告生产队。”母亲没了平时的厉害，也不和父亲争吵，因为她知道父亲的脾气，这种事情他是不会让步的。就和那几个人说：“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了。”那几个妇女悻悻地说：“你不去了，我们也不去了。”说几句闲话就都回家了。
当时饿得发了昏、一心想喝一碗稠稠的高粱米粥的我，真的很失望，心中暗暗埋怨父亲，怎么这么小的胆子，都饿到那份上了，还怕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父亲确实是对的，一则他是珍惜名誉，我们家祖祖辈辈本分老实，他不想背上个“偷”名，尽管当时是特殊时期，他也要捍卫这个清白，二则要给子女做个好样子，维持本分淳朴的家风。
再一件事是父亲打我。父亲对他的子女都是很温和的，虽然平时不像别的父母那样对孩子表现出格外的亲昵，但他确实很少打骂，和父亲比，反倒是母亲更严厉一些。现在使劲想父亲是怎样的打我，也想不起几次来，相反，父亲护着我的事倒有很多。有一次，我犯了什么错，记不得了，只记得母亲按倒了我，对我施以我最难忍受的刑罚——掐大腿。这样母亲不用费很大的劲，就能让我受不了。我当时惟一的反抗就是杀猪一样嚎叫，父亲正好从外面进来，这嚎叫声让他心疼难忍，便大发了一次对母亲的火。他随手抄起一小把麻秆，对母亲搂头便打，结果是麻秆碎成几截，母亲头上的拢头发的小塑料木梳也碎了。麻秆是最轻的东西，当然没能打疼母亲，但却把母亲惹恼了，她反手揪住了父亲，好在被人拉开，否则父亲是要吃亏的。
就是这样疼爱我的父亲，却真正地结结实实地打了我一次，这也是我记忆中的惟一的一次，也是因为我触犯了父亲的原则。
那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当时农村的教育水平很低，小学还没有普及，上初中就更不容易了。当时我是我们前后屯很少的几个考上初中的，要到公社所在地的中学读书。因为离家很远，要在学校住宿。当时学校食宿条件都很差，我又是长那么大初次离家，特别想家，就动了辍学回家劳动的念头，经常往家里跑。我那时并不知道读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就觉得识两个字看看书就行了，早点儿回家干活儿，一则帮帮病弱的父亲，二来也觉得比在学校读书自由。我的理由在父亲那里是行不通的，但我念书的劲头越来越小了。
有一次我打定了主意，背着书包就跑回家来。那天正赶上一块瓜地罢园，父亲和母亲正赶着生产队里的一群猪在瓜地里放，还边捡点儿生瓜蛋，准备腌咸菜。我就直接跑到瓜地里去，兴冲冲去帮着放猪。父亲看见我，就问：“放假了咋的，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乐颠颠地说：“我不念了，回家干活儿。”我满以为这事能自己说了算，更何况还能帮帮身体不好的父亲，父亲是不会说什么的，再说当时和我一样年龄的没有考上中学的，不都在家干活儿嘛。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向温和的父亲这次震怒了，他从没那样对我发过火。他二活没说，抡起了赶猪的大鞭便向我打来，我赶紧躲过。那大鞭是细长的木杆拴着麻绳，头上是一个三角带，皮糙肉厚的猪挨一下都“嗷嗷”叫，细皮嫩肉的我要挨上，那还了得，心中不由一凉，一身冷汗冒出来了。我撒腿就跑，父亲在后面紧追，一团瓜秧绊倒了我，父亲的大鞭在我的四周抽起了团团泥土，我就在地上翻滚着躲着。这时一向心狠的母亲都吃不住劲了，跑过来替我向父亲求情说：“别打了，我把他送回去念书不就行了吗？打孩子也不能这样打，你打残废了他，不还得养着他吗？”这顿大鞭打得我那些不想读书的理由烟消云散，从此再不敢说不念书的话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接到通知书时和父亲唠嗑，提起这事，我说：“要是没有那顿大鞭，我就没有今天了。”父亲那时已经病得很衰弱了，他说：“那次并没有真打，就是吓唬一下。孩子是要念书的，家里再困难，也得供你们把书读完。”孩子不能不读书，这也是父亲的原则，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则，在我们困难的家庭里兄弟四人都读到了高中毕业，我还上了大学，从偏僻的农村走了出来。
作为男人，有强健的体魄固然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原则，有主见。如果遇事无主意，是非面前无态度，那么徒有强健的体魄也不是真正的男人。父亲身体病弱，为人老实本分，但他心中有原则，在原则面前毫不让步，在这方面，他无愧于一个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