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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记《大公报》是必须提及的一张报纸。它以“四不主义”立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是中国唯一一张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报纸，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公报》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旧中国最负盛名的私营报纸。提及《大公报》，则不能不提及张季鸾。
关键词：张季鸾；大公报；文人论政；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3-00-01
一、张季鸾与《大公报》的渊源
张季鸾幼时师从刘古愚，所以在他的推荐下，张季鸾也认识了许多有名望的前辈。如果说幼时的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打下他爱国忧民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真正促使他走上“文章报国”道路的是辛亥革命的大潮。少年张季鸾留学日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经济理论，亲眼看到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的眼界。此时，又适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利用报刊进行论战，张季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从中受到了教育，接受了革命派的理论和主张。
《大公报》在天津创刊于1902年，张季鸾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15年之久，续刊之前，新记《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曾约定：社论由三人共同讨论，由张季鸾负责修正润笔；意见不同从多数，三人各不同则从张季鸾。而事实上，除了续刊之初的两三年吴胡二人发表过一些评论外，新记《大公报》早期大多数评论均是出自张季鸾之手。张季鸾身兼总编辑之职，一直主管大公报的新闻业务。对办报，他不仅兴趣浓厚，而且见解也高人一等。张季鸾曾说：“达诠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才，全力为之，方可成功。”所以他曾有个心愿，“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预备好这两个人三年的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在他看来，“不拉政治关系”和“不拿津贴”应该是报纸长久发展的基础。
二、张季鸾在大公报中体现的新闻思想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在接办了新记《大公报》后，更多的体现为儒家士大夫与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结合。1926年，他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处方就是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张季鸾对各时期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都十分不满，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先后多次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如《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声疾呼统治当局对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要采取宽大主义，充分尊重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张季莺曾撰有专文“论言论自由”，阐述其自由之思想。张季莺曾说：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的一门信仰，“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對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他认为报纸的逐渐的商业化，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其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可见，在他看来，商业经营的不断发展损害了自由却有益于职业独立。对于民营报馆来说，尽管超脱了党派和团体，但是永远也无法超脱广告商的掣制。所以其商业愈发展，其受之制约也愈深。禁锢言论自由之危害在张季莺看来，是将全国言论完全置于党部指导之下。
三、文人论政的思想情怀
文人论政这个概念是中国士大夫即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张季莺的文人论政思想既有承继也有发挥，他毕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曾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也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所以他的文人论政思想里也包含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内，而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言论的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
独立精神，自由理念，服务意识以及新闻本体的回归趋势，是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中独特的地方。但是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记大公报的服务意识立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汉口馆在抗战时曾组织过一个大公剧团，该剧团举行公演有两个目的，一是募捐救护伤兵，二是为了扩大抗战的同情与拥护。为了加强国人对空防的锻炼和认识，大公报又特从德国订购一架航空滑翔机，贡献给了国家，并命名为大公报号。在其宣传的意识里，具有明显的折衷主义色彩，包含着某些顺从的思想。不过照他的观点，这只是特殊场合的一种权宜之计。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在平时，报纸要争新闻，这是为着事业，也为着趣味。但在这国家危辱关头，这些问题变成了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因为在张季莺看来，报纸的非常重要的功效之一就是服务功能。不仅仅要服务一般人民群众，更要在必要时服务社会国家民族。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1941年最佳外国报纸”。这一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了庆祝会，张季鸾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办报的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实事，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这话用来褒奖张季鸾，一点都不过分。
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3]徐铸成.《报人张季莺先生传》.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12月
关键词：张季鸾；大公报；文人论政；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3-00-01
一、张季鸾与《大公报》的渊源
张季鸾幼时师从刘古愚，所以在他的推荐下，张季鸾也认识了许多有名望的前辈。如果说幼时的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打下他爱国忧民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真正促使他走上“文章报国”道路的是辛亥革命的大潮。少年张季鸾留学日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经济理论，亲眼看到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的眼界。此时，又适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利用报刊进行论战，张季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从中受到了教育，接受了革命派的理论和主张。
《大公报》在天津创刊于1902年，张季鸾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15年之久，续刊之前，新记《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曾约定：社论由三人共同讨论，由张季鸾负责修正润笔；意见不同从多数，三人各不同则从张季鸾。而事实上，除了续刊之初的两三年吴胡二人发表过一些评论外，新记《大公报》早期大多数评论均是出自张季鸾之手。张季鸾身兼总编辑之职，一直主管大公报的新闻业务。对办报，他不仅兴趣浓厚，而且见解也高人一等。张季鸾曾说：“达诠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才，全力为之，方可成功。”所以他曾有个心愿，“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预备好这两个人三年的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在他看来，“不拉政治关系”和“不拿津贴”应该是报纸长久发展的基础。
二、张季鸾在大公报中体现的新闻思想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在接办了新记《大公报》后，更多的体现为儒家士大夫与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结合。1926年，他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处方就是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张季鸾对各时期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都十分不满，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先后多次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如《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声疾呼统治当局对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要采取宽大主义，充分尊重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张季莺曾撰有专文“论言论自由”，阐述其自由之思想。张季莺曾说：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的一门信仰，“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對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他认为报纸的逐渐的商业化，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其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可见，在他看来，商业经营的不断发展损害了自由却有益于职业独立。对于民营报馆来说，尽管超脱了党派和团体，但是永远也无法超脱广告商的掣制。所以其商业愈发展，其受之制约也愈深。禁锢言论自由之危害在张季莺看来，是将全国言论完全置于党部指导之下。
三、文人论政的思想情怀
文人论政这个概念是中国士大夫即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张季莺的文人论政思想既有承继也有发挥，他毕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曾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也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所以他的文人论政思想里也包含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内，而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言论的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
独立精神，自由理念，服务意识以及新闻本体的回归趋势，是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中独特的地方。但是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记大公报的服务意识立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汉口馆在抗战时曾组织过一个大公剧团，该剧团举行公演有两个目的，一是募捐救护伤兵，二是为了扩大抗战的同情与拥护。为了加强国人对空防的锻炼和认识，大公报又特从德国订购一架航空滑翔机，贡献给了国家，并命名为大公报号。在其宣传的意识里，具有明显的折衷主义色彩，包含着某些顺从的思想。不过照他的观点，这只是特殊场合的一种权宜之计。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在平时，报纸要争新闻，这是为着事业，也为着趣味。但在这国家危辱关头，这些问题变成了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因为在张季莺看来，报纸的非常重要的功效之一就是服务功能。不仅仅要服务一般人民群众，更要在必要时服务社会国家民族。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1941年最佳外国报纸”。这一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了庆祝会，张季鸾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办报的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实事，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这话用来褒奖张季鸾，一点都不过分。
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3]徐铸成.《报人张季莺先生传》.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