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6月的一天，由西北师大政法学院的几个学生自编自导的话剧《在山那一边》在甘肃第一劳教所演出，节目真实的场面和动人的情节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当“在龙宝家，我们都哭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沉重，我们无法忘记，那漆黑的墙壁，那昏暗的烛光，还有那年迈老人的深深一跪……”的旁白缓缓传来，一位白发老奶奶跪在舞台中央的时候，全场的人包括那些管教干部和少年犯们都潸然泪下，紧接着掌声响起来。这个话剧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话剧的作者兼老奶奶的扮演者，就是惠霞，而话剧里的那个叫龙宝的就是惠霞所资助的100个孤儿中的一个。
一场病魔引发的故事
1998年的3月，在镇原县小岘中学读初一的惠霞突然奇怪地瘫痪了，这对于一个15岁的花季少女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父母带她去了许多家医院，都诊断不出病因。惠霞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着班里的第一名，是一个天真活泼，人见人爱的好学生。在人们的惋惜声中，惠霞流着泪办了休学手续，离开学校在家养病。躺在自家窑洞的土炕上，她不甘心就此结束，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让父亲在窑洞的门前铺上一块塑料，再摆上一个小凳子，然后趴在那里看班上同学写给她的信，温习功课，她还恳求同学带来初二的课本提前自学。
为能早日返校，家里想方设法为惠霞看病。为了看病，家里已经借了大量外债，从兰州到西安，九个月中，父亲一次次地带她到两地的大医院，检查依然没有结果，大量服药的惠霞却慢慢开始下地走路了。父母看女儿身体虚弱，劝她不要上学了，但在她的一再坚持下，休学一年之后，惠霞又重返朝思暮想的校园。
惠霞回到了学校，但面临的困难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由于病痛，她落下了许多课；由于病痛，她去学校听课只能时断时续。为了赶上功课，她经常半夜起来忍痛看书，学校的老师有时也抽空为她补课。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她的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落下，反而进步很快，依然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然而，四月份的时候，她又一次瘫痪了。不久，学校举行英语大赛，她央求父亲一定要去参加，父亲不得已就用自行车把她驮到学校。老师见她全身不能动，就用责备口气对父亲说，英语大赛可以不参加，不应该把这么病重的孩子送来。父亲一脸无奈，女儿一再坚持，他也没有办法。这次大赛，惠霞取得班上的第一名。只是病始终不能痊愈，时好时坏，她好一点就去学校，不好的时候就呆在家里。
初三那年，距中考还有两个月，由于学习气氛太紧张，她的精神不能自持，几乎要垮掉了。老师劝她请假回家休息，但她咬牙坚持，最终没有离开学校。那些天去学校附近的诊所打吊针，她一再要求大夫在她的左手扎针，她一边打吊针一边用右手做作业，等点滴打完了，她的作业也就做完了。
拖着病体的惠霞进入了考场，以全考区第五名的成绩考入了平泉高中。这时候，惠霞的病情恶化，需要进一步治疗，但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再也无力支付高昂的药费。这时，学校一位老师建议，让她把自己的情况写个材料，投寄到一家杂志社去，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援助。惠霞记得，在那封信里，她把自己身受病魔折磨的痛苦和渴求知识的希冀全写进去了。那些天，她趴在老家的土炕上，透过窑洞的窗户数满天的星星，希望就像放飞的千纸鹤一样挂在了遥远的天际。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信，却引发了一连串的爱心传递。
霞光灿烂的日子
高中开学不久的一天，校长给她打来电话，说武汉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询问她的详细地址，并说11月份的一期杂志准备登载她的文章，让她留心一点，估计到时候可能会有汇款和来信。
从2001年11月中旬开始，陆续有人为惠霞写信、汇款、寄来药品，惠霞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让她特别感动的是其中一些民工和农民把钱夹在信里一并寄来，钱虽然不多，有100元的，也有200元的，但那份情义令人难忘。为了说明病情，为了答谢这些好心人，惠霞一一复信，有时一周五六封，有时七八封。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业，寄钱款的人们坚决不让她写回信。说到这些的时候，惠霞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
有一位广东的陈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惠霞的资助，2001年的时候，陈先生每学期给惠霞寄200元，到2002年就增加到每学期500元，2003年，也就是惠霞高三第一学期的时候，陈先生一次寄来2000元。有了这样一些钱款，惠霞高昂的医药费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可是，非常不幸的是，2004年3月份，离高考还有三个月，惠霞又因为鼻窦炎需要做手术，陈先生听到后很快寄来了3000元，手术得以进行。惠霞说，那时候她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要不是陈先生的支持，她真的难以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
为了报答像陈先生一样的好心人，惠霞抓紧了高考前的冲刺。那时间，惠霞总感到学习时间不够用，加上身体疼痛晚上难以入眠，经常凌晨3点起床偷偷去教室看书。有些同学被她的精神所感染，也要求和惠霞一起看书。于是，惠霞每天第一个起床，然后挨宿舍叫大家起床，和同学一起投入学习。
惠霞说，自从患病后，她变得善于理解人了，特别是得到社会资助后，她的心态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始终能够以一颗宽容的心对待亲人、同学和周围的每一个人。为此，班上同学都亲切地称惠霞为“惠大姐”。那时候，班上的同学怕耽误学业都不愿意当班干部，只有惠霞是个例外。高中三年，她要么是学习委员，要么就是班长。
最终，惠霞以589分的高分被西北师范大学录取。惠霞实现了她的大学梦，她从内心深处说：感谢所有的好心人，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以感恩传递爱心
2004年9月，惠霞踏入了西北师范大学的大门。10月份，她就争取到了第一份家教。上大学后，广东的陈先生继续每学期给她寄来1000到2000元的资助，这些经费基本用在了治病上，学费和生活费还得另想他法。况且，曾经得到过那么多人的资助，现在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
11月的时候，惠霞萌发了资助孤儿的想法。惠霞想，她不可能马上回报那些曾经资助过她的人们，但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关心那些更需要关注的群体。于是，她先是打电话到镇原县教育局，要教育局为她提供全县孤儿的情况，教育局很快给她寄来了全县从小学到初中216名孤儿的资料，惠霞从中选择了100名作为她的资助对象。2005年5月，惠霞经过多次游说，终于感动了西北师大附小的李兰萍老师，李老师同意她班上的学生与孤儿们结成帮扶对子，动员班上的同学捐献了许多衣物和学习用品，惠霞通过整理和分类，把物品打成100个包，暑假的时候，惠霞把物品带到了镇原县，把物品一一分发给了100个孤儿。
这个暑假是惠霞度过的最充实的假期。除了慰问孤儿，她还组织了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她以前的母校——惠沟小学开展支教活动，还向当地农民发放调查问卷，宣讲农业政策。这次活动是大家自发组织的，没花学校一分钱，宣传横幅也是在兰州交大上大一的弟弟用毛笔书写的，整个活动每人花了不足100元。
话剧《在山那一边》就是通过这次活动的亲身体会创作的。剧中的惠宝龙是一个真实人物，是惠沟小学四年级学生，学习非常优秀，从小失去了父母，家里还有四位老人，分别是90多岁的祖爷爷、祖奶奶，60多岁的爷爷、奶奶，家里穷得一塌糊涂，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五口人的家靠惠宝龙的奶奶一个人操持。惠霞把一大堆学习用品交到惠宝龙手里，并向几位老人承诺，惠宝龙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由她来承担。惠宝龙60多岁的奶奶当即跪在地上给惠霞叩头，惠霞赶快把老人扶起，小分队的成员忍不住都流下了热泪。回到学校后，惠霞就开始实施她的援助计划，第一次给惠宝龙寄去了100元，这笔钱是她做家教的报酬，以后每学期她都资助惠宝龙100元。
惠霞资助孤儿的故事慢慢在同学中传开了。同宿舍的梁诗慧首先知道了惠霞的资助行动，受她的影响，主动资助一名孤儿。后来，同班的耿绮阳，外班的赵琳、马彦伟几位同学也加入了进来。五位同学做出一个决定，每人资助一个孤儿，每学期分别给各自资助的孤儿100元现金外加一套衣服。
在惠霞的感召下，许多人都加入到资助孤儿的行列。湖南籍学生沈竞飞，甘肃电视台四位主持人和记者，都分别资助了一个孤儿。广东的陈先生知道后，又承担了三名孤儿的生活费用。陈先生向她提出了一些建议，说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希望她通过网络寻求南方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要确保资助对象材料的真实，资助对象不要局限在孤儿，一些学习优秀的贫困学生也可在资助范围。听了陈先生的一席建议，惠霞的工作思路又开阔了许多，她开始通过网络，寻求资助孤儿和贫困学生的信息。目前，工作进展很快，又有一些人加入到她的爱心活动中来了。
生命与爱心同行
惠霞的病情依然不容乐观，她的体力越来越支撑不住了。白天上课的时候，由于身体疼痛难忍，她不由得要动，一点也坐不稳当。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痛得不能躺下，她只好把两个拳头垫在脊背下面，慢慢把身体放到床上。可能是因为体内产生了抗体，吃药根本不管用。天气暖和的时候，晚上吃完饭后，她就一个人来到校园的路灯下面，躺在水泥地上看书直至夜深。她深怕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影响别人，只好等同学们入睡了才返回宿舍。
2006年的暑假，惠霞又一次去西安检查病情，诊断结果出来了，惠霞小小年纪竟然患了四种疾病，分别是骨质疏松、椎间盘突出、风湿和腰脊劳损。根据大夫的说法，也许这还不是最终的病因。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身体状况下，惠霞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一天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大一时，她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的第一名，大三时，她虽因患病经常请假，但仍然保持着班上第四名的成绩，并通过了外语四级考试，正在准备六级。惠霞除了抓好学习外，还兼做大量的社会工作，她没有忘记那些孤儿们。
惠霞一直没有放弃做家教，还利用假期为企业做促销。这些工作是保证她学习和资助孤儿的重要经济支柱。现在，家里不能为她提供任何费用，弟弟在兰州交大上大二，学费没有着落，母亲肚子里长了个肿瘤，因为经济紧张迟迟不能进行手术。惠霞的开销也明显增大，不仅要缴纳学费、吃饭和资助孤儿，还要通过电话、网络联系资助者和查找信息。有时候，为资助一个孤儿要打好多次电话，有些人对资助活动不理解，她要在电话中解释半天。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惠霞改变了做家教的形式，由亲自做家教改为做家教信息服务，这样就有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惠霞说，她曾得到过太多人的关心和支持，如果不拼命地去学习和工作，她就无以为报；如果不去帮助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中的孩子，她的良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这正如《在山的那一边》台词中说的那样：“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人值得牵挂，有多少事值得回忆？可是，又有谁能将这不尽的思念和牵挂赋予那些萍水相逢的人？……从此，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一份无尽的挂念，多了一段魂萦梦绕的回忆。”
（责编江有汜）
一场病魔引发的故事
1998年的3月，在镇原县小岘中学读初一的惠霞突然奇怪地瘫痪了，这对于一个15岁的花季少女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父母带她去了许多家医院，都诊断不出病因。惠霞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着班里的第一名，是一个天真活泼，人见人爱的好学生。在人们的惋惜声中，惠霞流着泪办了休学手续，离开学校在家养病。躺在自家窑洞的土炕上，她不甘心就此结束，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让父亲在窑洞的门前铺上一块塑料，再摆上一个小凳子，然后趴在那里看班上同学写给她的信，温习功课，她还恳求同学带来初二的课本提前自学。
为能早日返校，家里想方设法为惠霞看病。为了看病，家里已经借了大量外债，从兰州到西安，九个月中，父亲一次次地带她到两地的大医院，检查依然没有结果，大量服药的惠霞却慢慢开始下地走路了。父母看女儿身体虚弱，劝她不要上学了，但在她的一再坚持下，休学一年之后，惠霞又重返朝思暮想的校园。
惠霞回到了学校，但面临的困难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由于病痛，她落下了许多课；由于病痛，她去学校听课只能时断时续。为了赶上功课，她经常半夜起来忍痛看书，学校的老师有时也抽空为她补课。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她的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落下，反而进步很快，依然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然而，四月份的时候，她又一次瘫痪了。不久，学校举行英语大赛，她央求父亲一定要去参加，父亲不得已就用自行车把她驮到学校。老师见她全身不能动，就用责备口气对父亲说，英语大赛可以不参加，不应该把这么病重的孩子送来。父亲一脸无奈，女儿一再坚持，他也没有办法。这次大赛，惠霞取得班上的第一名。只是病始终不能痊愈，时好时坏，她好一点就去学校，不好的时候就呆在家里。
初三那年，距中考还有两个月，由于学习气氛太紧张，她的精神不能自持，几乎要垮掉了。老师劝她请假回家休息，但她咬牙坚持，最终没有离开学校。那些天去学校附近的诊所打吊针，她一再要求大夫在她的左手扎针，她一边打吊针一边用右手做作业，等点滴打完了，她的作业也就做完了。
拖着病体的惠霞进入了考场，以全考区第五名的成绩考入了平泉高中。这时候，惠霞的病情恶化，需要进一步治疗，但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再也无力支付高昂的药费。这时，学校一位老师建议，让她把自己的情况写个材料，投寄到一家杂志社去，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援助。惠霞记得，在那封信里，她把自己身受病魔折磨的痛苦和渴求知识的希冀全写进去了。那些天，她趴在老家的土炕上，透过窑洞的窗户数满天的星星，希望就像放飞的千纸鹤一样挂在了遥远的天际。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信，却引发了一连串的爱心传递。
霞光灿烂的日子
高中开学不久的一天，校长给她打来电话，说武汉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询问她的详细地址，并说11月份的一期杂志准备登载她的文章，让她留心一点，估计到时候可能会有汇款和来信。
从2001年11月中旬开始，陆续有人为惠霞写信、汇款、寄来药品，惠霞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让她特别感动的是其中一些民工和农民把钱夹在信里一并寄来，钱虽然不多，有100元的，也有200元的，但那份情义令人难忘。为了说明病情，为了答谢这些好心人，惠霞一一复信，有时一周五六封，有时七八封。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业，寄钱款的人们坚决不让她写回信。说到这些的时候，惠霞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
有一位广东的陈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惠霞的资助，2001年的时候，陈先生每学期给惠霞寄200元，到2002年就增加到每学期500元，2003年，也就是惠霞高三第一学期的时候，陈先生一次寄来2000元。有了这样一些钱款，惠霞高昂的医药费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可是，非常不幸的是，2004年3月份，离高考还有三个月，惠霞又因为鼻窦炎需要做手术，陈先生听到后很快寄来了3000元，手术得以进行。惠霞说，那时候她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要不是陈先生的支持，她真的难以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
为了报答像陈先生一样的好心人，惠霞抓紧了高考前的冲刺。那时间，惠霞总感到学习时间不够用，加上身体疼痛晚上难以入眠，经常凌晨3点起床偷偷去教室看书。有些同学被她的精神所感染，也要求和惠霞一起看书。于是，惠霞每天第一个起床，然后挨宿舍叫大家起床，和同学一起投入学习。
惠霞说，自从患病后，她变得善于理解人了，特别是得到社会资助后，她的心态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始终能够以一颗宽容的心对待亲人、同学和周围的每一个人。为此，班上同学都亲切地称惠霞为“惠大姐”。那时候，班上的同学怕耽误学业都不愿意当班干部，只有惠霞是个例外。高中三年，她要么是学习委员，要么就是班长。
最终，惠霞以589分的高分被西北师范大学录取。惠霞实现了她的大学梦，她从内心深处说：感谢所有的好心人，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以感恩传递爱心
2004年9月，惠霞踏入了西北师范大学的大门。10月份，她就争取到了第一份家教。上大学后，广东的陈先生继续每学期给她寄来1000到2000元的资助，这些经费基本用在了治病上，学费和生活费还得另想他法。况且，曾经得到过那么多人的资助，现在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
11月的时候，惠霞萌发了资助孤儿的想法。惠霞想，她不可能马上回报那些曾经资助过她的人们，但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关心那些更需要关注的群体。于是，她先是打电话到镇原县教育局，要教育局为她提供全县孤儿的情况，教育局很快给她寄来了全县从小学到初中216名孤儿的资料，惠霞从中选择了100名作为她的资助对象。2005年5月，惠霞经过多次游说，终于感动了西北师大附小的李兰萍老师，李老师同意她班上的学生与孤儿们结成帮扶对子，动员班上的同学捐献了许多衣物和学习用品，惠霞通过整理和分类，把物品打成100个包，暑假的时候，惠霞把物品带到了镇原县，把物品一一分发给了100个孤儿。
这个暑假是惠霞度过的最充实的假期。除了慰问孤儿，她还组织了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她以前的母校——惠沟小学开展支教活动，还向当地农民发放调查问卷，宣讲农业政策。这次活动是大家自发组织的，没花学校一分钱，宣传横幅也是在兰州交大上大一的弟弟用毛笔书写的，整个活动每人花了不足100元。
话剧《在山那一边》就是通过这次活动的亲身体会创作的。剧中的惠宝龙是一个真实人物，是惠沟小学四年级学生，学习非常优秀，从小失去了父母，家里还有四位老人，分别是90多岁的祖爷爷、祖奶奶，60多岁的爷爷、奶奶，家里穷得一塌糊涂，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五口人的家靠惠宝龙的奶奶一个人操持。惠霞把一大堆学习用品交到惠宝龙手里，并向几位老人承诺，惠宝龙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由她来承担。惠宝龙60多岁的奶奶当即跪在地上给惠霞叩头，惠霞赶快把老人扶起，小分队的成员忍不住都流下了热泪。回到学校后，惠霞就开始实施她的援助计划，第一次给惠宝龙寄去了100元，这笔钱是她做家教的报酬，以后每学期她都资助惠宝龙100元。
惠霞资助孤儿的故事慢慢在同学中传开了。同宿舍的梁诗慧首先知道了惠霞的资助行动，受她的影响，主动资助一名孤儿。后来，同班的耿绮阳，外班的赵琳、马彦伟几位同学也加入了进来。五位同学做出一个决定，每人资助一个孤儿，每学期分别给各自资助的孤儿100元现金外加一套衣服。
在惠霞的感召下，许多人都加入到资助孤儿的行列。湖南籍学生沈竞飞，甘肃电视台四位主持人和记者，都分别资助了一个孤儿。广东的陈先生知道后，又承担了三名孤儿的生活费用。陈先生向她提出了一些建议，说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希望她通过网络寻求南方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要确保资助对象材料的真实，资助对象不要局限在孤儿，一些学习优秀的贫困学生也可在资助范围。听了陈先生的一席建议，惠霞的工作思路又开阔了许多，她开始通过网络，寻求资助孤儿和贫困学生的信息。目前，工作进展很快，又有一些人加入到她的爱心活动中来了。
生命与爱心同行
惠霞的病情依然不容乐观，她的体力越来越支撑不住了。白天上课的时候，由于身体疼痛难忍，她不由得要动，一点也坐不稳当。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痛得不能躺下，她只好把两个拳头垫在脊背下面，慢慢把身体放到床上。可能是因为体内产生了抗体，吃药根本不管用。天气暖和的时候，晚上吃完饭后，她就一个人来到校园的路灯下面，躺在水泥地上看书直至夜深。她深怕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影响别人，只好等同学们入睡了才返回宿舍。
2006年的暑假，惠霞又一次去西安检查病情，诊断结果出来了，惠霞小小年纪竟然患了四种疾病，分别是骨质疏松、椎间盘突出、风湿和腰脊劳损。根据大夫的说法，也许这还不是最终的病因。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身体状况下，惠霞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一天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大一时，她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的第一名，大三时，她虽因患病经常请假，但仍然保持着班上第四名的成绩，并通过了外语四级考试，正在准备六级。惠霞除了抓好学习外，还兼做大量的社会工作，她没有忘记那些孤儿们。
惠霞一直没有放弃做家教，还利用假期为企业做促销。这些工作是保证她学习和资助孤儿的重要经济支柱。现在，家里不能为她提供任何费用，弟弟在兰州交大上大二，学费没有着落，母亲肚子里长了个肿瘤，因为经济紧张迟迟不能进行手术。惠霞的开销也明显增大，不仅要缴纳学费、吃饭和资助孤儿，还要通过电话、网络联系资助者和查找信息。有时候，为资助一个孤儿要打好多次电话，有些人对资助活动不理解，她要在电话中解释半天。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惠霞改变了做家教的形式，由亲自做家教改为做家教信息服务，这样就有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惠霞说，她曾得到过太多人的关心和支持，如果不拼命地去学习和工作，她就无以为报；如果不去帮助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中的孩子，她的良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这正如《在山的那一边》台词中说的那样：“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人值得牵挂，有多少事值得回忆？可是，又有谁能将这不尽的思念和牵挂赋予那些萍水相逢的人？……从此，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一份无尽的挂念，多了一段魂萦梦绕的回忆。”
（责编江有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