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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有史以来成功实现中国化的两大外来文化之一。从文化传播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最终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实现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心理因素、政治因素、人为因素和人文因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传播；共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６ — ０００7 — ０３
过去，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忽视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现象属性，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文化并予以民族化、本土化，这是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规律。〔1〕中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事例，但真正成功实现西学中化的只有两例，一是佛教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对中国的影响非一般所能比拟，从政治信仰到心理意识，从道德规范到社会习俗，从文学体系到艺术风格等等，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它在传播进程中经过与本土固有文化的碰撞、融合，创造性地产生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学中化最成功的两大外来思想，探寻其传播共性,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外域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条件和机制。
一、文化传播的心理因素：满足了当时国人的现实需要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原, 在南北朝时期站稳脚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历经暴政、战乱的动荡时期，人祸天灾使百姓苦不堪言。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人们希望寻找一种能够带来精神解脱的有效方法。而佛学宣传的人生如苦海，只有灭绝一切欲念，才能熄灭一切烦恼，从而达到涅槃的境界。这种出世思想和“涅槃”境界，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寄托，吸引了长期动荡无依的人们，使人们在战乱时代有了一个心理依托和心理归宿，民众把希望寄托于“佛国”，企盼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同时佛教寺院给无家可归者、逃避劳役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这使得佛寺和佛教信徒日益增多，影响力逐渐扩大。正是因为人们寻求安定的迫切需要，才使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离不开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革命现实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外敌入侵引起战乱纷争和民生极端困苦，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是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唯一出路,“要解放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2〕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大批西方学说被引进介绍到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国人看到了希望，在爱国、反传统的倾向下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集人文与科学于一体的品格，既代表西方文化又批判西方文化，满足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精神价值之“体”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品格及其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适合了中国政治目标之“体”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想性品格及其对未来社会的乐观规划，满足了忧患重重的国人改造中国的手段之“用”的需要。〔3〕 这种强大的社会需要，必然促使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
二、文化传播的政治因素：得到了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
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扶持，是外来文化本土化不可缺乏的政治因素。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佛教具有“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4〕的作用，因而对统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但是总体上说，统治阶层对佛教采取了宽容和利用的策略，正是在政权的保护下，至东晋南北朝时，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佛教势力大为增加，僧尼增加，佛寺广布。隋唐时代是佛教鼎盛时期，也同样也得益于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支持。隋文帝崇信和提倡佛教，他在中央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和各国僧主，负责管辖全国的僧尼；在地方上也设置了一系列僧官负责地方的佛教事务；他还多次下诏兴建寺院。唐朝对佛教依旧非常支持，唐太宗时期，由国家出资设立译场，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400多部，2000多卷，涌现了像玄奘等著名翻译家。唐代寺院近5万所，僧尼30多万人，最能表现隋唐佛教特点的是佛教宗派的出现，先后出现了八大佛教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贤首宗、禅宗、净士宗和密宗。宗派林立、异彩纷呈。宗派佛教的出现，标志佛教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大力扶持。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马克思主义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到1945年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进行大规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使全体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整体提高。1945年党的七大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思想理论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宪法明确规定其为立国基础。执政六十多年来，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队伍就蔚为壮观。成立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除中央及各级地方党校外，所有的教育机构、新闻传媒机构都以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支持。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继续发展，但这一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僵化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没有能够实现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经过实践的不断探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实践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始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三、文化传播的人为因素：知识精英的解读推介作用
知识精英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在西学中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佛教初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番沙滤作用，而使其走上中国化。〔5〕东晋年间，中国文人就开始研究佛学，当时涌现出了大批佛教理论家，即“义学沙门”，许多知识分子大量翻译佛经，使得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僧人与士人密切往来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佛读《世说新语》很容易找到佛教名僧与东晋中名士相交往的纪录。例如王导、谢安、王羲之、顾恺之等等。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根据《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的资料统计，仅与高僧支遁交往的著名上层文化人就有三十五人。士人到寺院切磋交流，有效地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影响。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精通佛理与名僧交往非常密切。他著述了《辨宗论》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说”，积极阐扬新说，参与了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翻译修治工作。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士族集团受到农民战争的打击，社会地位日趋没落，他们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大批没落士族知识分子皈依佛门，依靠旧有的社会关系，通过假借佛教得到某些特权，这也使佛教巩固了社会政治根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传播；共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６ — ０００7 — ０３
过去，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忽视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现象属性，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文化并予以民族化、本土化，这是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规律。〔1〕中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事例，但真正成功实现西学中化的只有两例，一是佛教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对中国的影响非一般所能比拟，从政治信仰到心理意识，从道德规范到社会习俗，从文学体系到艺术风格等等，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它在传播进程中经过与本土固有文化的碰撞、融合，创造性地产生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学中化最成功的两大外来思想，探寻其传播共性,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外域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条件和机制。
一、文化传播的心理因素：满足了当时国人的现实需要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原, 在南北朝时期站稳脚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历经暴政、战乱的动荡时期，人祸天灾使百姓苦不堪言。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人们希望寻找一种能够带来精神解脱的有效方法。而佛学宣传的人生如苦海，只有灭绝一切欲念，才能熄灭一切烦恼，从而达到涅槃的境界。这种出世思想和“涅槃”境界，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寄托，吸引了长期动荡无依的人们，使人们在战乱时代有了一个心理依托和心理归宿，民众把希望寄托于“佛国”，企盼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同时佛教寺院给无家可归者、逃避劳役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这使得佛寺和佛教信徒日益增多，影响力逐渐扩大。正是因为人们寻求安定的迫切需要，才使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离不开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革命现实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外敌入侵引起战乱纷争和民生极端困苦，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是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唯一出路,“要解放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2〕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大批西方学说被引进介绍到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国人看到了希望，在爱国、反传统的倾向下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集人文与科学于一体的品格，既代表西方文化又批判西方文化，满足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精神价值之“体”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品格及其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适合了中国政治目标之“体”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想性品格及其对未来社会的乐观规划，满足了忧患重重的国人改造中国的手段之“用”的需要。〔3〕 这种强大的社会需要，必然促使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
二、文化传播的政治因素：得到了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
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扶持，是外来文化本土化不可缺乏的政治因素。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佛教具有“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4〕的作用，因而对统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但是总体上说，统治阶层对佛教采取了宽容和利用的策略，正是在政权的保护下，至东晋南北朝时，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佛教势力大为增加，僧尼增加，佛寺广布。隋唐时代是佛教鼎盛时期，也同样也得益于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支持。隋文帝崇信和提倡佛教，他在中央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和各国僧主，负责管辖全国的僧尼；在地方上也设置了一系列僧官负责地方的佛教事务；他还多次下诏兴建寺院。唐朝对佛教依旧非常支持，唐太宗时期，由国家出资设立译场，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400多部，2000多卷，涌现了像玄奘等著名翻译家。唐代寺院近5万所，僧尼30多万人，最能表现隋唐佛教特点的是佛教宗派的出现，先后出现了八大佛教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贤首宗、禅宗、净士宗和密宗。宗派林立、异彩纷呈。宗派佛教的出现，标志佛教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大力扶持。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马克思主义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到1945年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进行大规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使全体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整体提高。1945年党的七大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思想理论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宪法明确规定其为立国基础。执政六十多年来，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队伍就蔚为壮观。成立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除中央及各级地方党校外，所有的教育机构、新闻传媒机构都以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支持。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继续发展，但这一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僵化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没有能够实现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经过实践的不断探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实践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始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三、文化传播的人为因素：知识精英的解读推介作用
知识精英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在西学中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佛教初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番沙滤作用，而使其走上中国化。〔5〕东晋年间，中国文人就开始研究佛学，当时涌现出了大批佛教理论家，即“义学沙门”，许多知识分子大量翻译佛经，使得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僧人与士人密切往来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佛读《世说新语》很容易找到佛教名僧与东晋中名士相交往的纪录。例如王导、谢安、王羲之、顾恺之等等。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根据《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的资料统计，仅与高僧支遁交往的著名上层文化人就有三十五人。士人到寺院切磋交流，有效地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影响。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精通佛理与名僧交往非常密切。他著述了《辨宗论》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说”，积极阐扬新说，参与了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翻译修治工作。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士族集团受到农民战争的打击，社会地位日趋没落，他们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大批没落士族知识分子皈依佛门，依靠旧有的社会关系，通过假借佛教得到某些特权，这也使佛教巩固了社会政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