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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年，他为逃离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移居美国。他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品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自为的人》、《超越幻想的锁链》、《健全的社会》、《人类的破坏性剖析》等。
很多学者将弗洛姆归入法兰克福学派，也有人把他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员干将。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主要在于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弗洛姆精彩地分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由产生恐惧的心理机制。于是又有人据此认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因为弗洛姆通过对人的心理机制的分析，目的就在于寻求一个适合人生存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一名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主要目的。
我们倾向于将弗洛姆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依托，对现实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而弗洛姆正是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之下，揭示在现存的社会中人如何实现人自身。例如他在《健全的社会》中，设想在将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全地解放，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经典论述如出一辙；《逃避自由》则是明显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延续了对资本的批判。
对自由的关注，始终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传统。而弗洛姆提出的问题是针对现实社会的普遍现实——人们在躲避自由，在自由面前人们感到的是恐惧，并不得不放弃追求自由的天性放弃实现自由的权利。他认为原因一方面来自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来自人内在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这即是《逃避自由》一书所关注的问题。
自由的枷锁一：资本主义制度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具备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和前提，“资本主义不仅使人不再受传统之束缚，并且对于增加人类更多的自由以及如何训练人们进取，有鉴赏力和负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不断增大，这是中世纪的人们所不具备的，这是它的积极的一面，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个人主义及孤独感增加是一个无可辩护的事实”，正是由于这种孤独感、无力感，资本主义制度也让人们对自由敬而远之。
接下来，他分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之前，马克思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的独立存在，导致了人的扭曲，是工人遭受各种非人性对待的原因，人只能取消资本的存在、私有制的存在，自由才成为可能。同样，弗洛姆认为资本是人实现自由的最大阻碍，“中古时代的社会，人是资本的主宰，而在现代社会中，人已被资本所凌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为赚钱而赚钱的，个人的成功与物质所得，只是构成与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分子，谈不上解脱或享乐。个人就像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人在没有任何生气的、霸道和冷酷的资本面前，已经沦落为资本实现自身的工具，人自身不再是目的。人之所以消费、工作和劳动，甚至繁殖生育，都变做资本存活的条件。资本需要我们消费、工作和交配，所有原本属于人的需要的东西都已经背离了人的初衷。人们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被异化了。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导之下的社会，使得人类自由的实现获得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同时又处处都受到资本的支配，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
分析十分深刻，但对自由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解决，他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表现在他将自由的实现，转向了对人的心理的分析，也就是说，他是在承认资本的合法性的前提之下，来分析“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
自由的枷锁二：人的心理机制
弗洛姆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个人化”的历程。“个人化”是指这种个人日渐脱离原始关系的过程。原始关系从生理上可以是母体，而在社会属性上则是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对人的自由具有积极意义。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和外界是对立的，并在实际生活中逐渐摆脱对外在力量的束缚，人才有资格说他是自由的。
可是，正如资本对自由具有双重作用一样，人的“个体化”同样成为实现自由的绊脚石。随着人的“个人化”的不断实现，人们日渐远离带给他们安全感的原始关系，他们发现自己和社会存在着必然的矛盾，这种对立带来的恐惧，和成人无法返回母体而导致的孤独感、无助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孩童从世界‘脱颖’而出，发觉他是孤独的，是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个体。这种与世界——这个世界与其个人比较起来，是强有力的，而且常常是具有威胁性和危险的——分离的状态，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只要一个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只要他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于是，从心理上，我们做出“现实”的权衡之后，只能放弃自由。
糟糕的是，追求自由要付出代价，放弃和逃避自由同样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哪怕我们真的放弃了自由，把自己的安全感依附在个人、制度、极权、破坏性之上——这种做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集团无意识，例如纳粹时期的人们将所有希望投置在希特勒的身上——我们仍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因为放弃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安全感永远只能是一种短暂、易逝的东西。真正的安全感，离不开自由和独立。
这样，非常荒谬的事情出现了。一方面，我们渴望自由，人在生理上的成长，以及社会条件的获得，这些都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和条件。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自由产生了畏惧心理，并力图放弃实现自由的权力，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目的是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所以在现实中人们就是这样表现的：他必须独自做出各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往往会和社会的标准相背离；个人的自由，以个人的行动为体现，可是这又意味着对人群的疏远；所有的这些，都会让人丧失安全感。于是为了重新获得一种生活和心理上的宁静，人们宁愿放弃那种自由。个人实现自由的代价的确太大了。
实现自由的方法：“联系”
要实现自由，最现实、最稳妥、最科学的方法是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即广义上的“联系”。只有和这种力量相联系，自由才有了可靠的保障。个体和外界建立联系，可以在心理上避免对自由的恐惧，在现实中又有坚硬的支撑。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联系是真正有效的呢？弗洛姆指出，正是人们对各种外在联系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极权主义、施虐狂、受虐狂、破坏狂的出现。在这些变态的精神状态中，人们都可以忘却个人的无助和孤独，得到一种暂时的安全感。这种对外力的服从，对于个人而言，不失为一种避免孤独与焦虑的方法。
在提出这种“服从”的同时，弗洛姆认为，真正的、多数人的自由的实现，应当依靠“另外一种方法，也是惟一一种有创造性的，结果不是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的方法，就是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于是，面对自由的两难困境，弗洛姆将解决之道最终归结为极具人文关怀的“爱”，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爱”。他的希望是，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人们用区别于那种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联系的另一种形式，组建出新的、健全的社会。
作者评论：
弗洛姆明确指出，实现自由的条件，没有导致自由的实现。在现实中，他所接触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东方社会形态所呈现出的现实就是这样。他看到，资本主义和缺乏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备了自由的条件，可是却压抑了人的自由。因此，他既憎恨资本对人的各种限制，也对僵硬的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的态度。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可是在他看来，同样存在官僚主义、极权主义，人的自由仍然受到压制。这只意味着那种所有制合法改变、计划经济的实施便会引起社会变化和人类变化的思想是错误的……
但是，用“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来解决自由的问题，这个方法值得推敲。既然弗洛姆主张通过爱和工作可以达到自由，那么，我们应当考察爱和工作本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中，让人们相信一个资本家爱上一个工人，不难；但是如果我们说资产阶级可以抛弃利益，关心爱护工人，彼此成为兄弟，似乎显得矫情和虚伪。如果有人说一个人可以在私人工厂的繁重劳动中自娱自乐，一个艺术家在工作中体会到愉悦，没人否认这种情况；可是说大多数雇佣工人可以在工作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这就迂腐得有些不近情理了。
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作为解决自由问题的“爱”、创造性的工作本身，就是现实社会的结果，它们是以被决定者的姿态出现的。现实的苦难，是宗教的现实基础，人们可以用宗教构建一个世界，但是这和现实的真实改变无关。弗洛姆的“爱”的宗教同样如此。现实中，资本对人性的扭曲，产生了人们对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向往，以及彼此关爱的渴望，弗洛姆的解决方法就是这种渴望的反映。可是，要实现这种平等的爱，关键在于在社会中要有平等的前提。在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平等，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如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资料都无法占有，我们有何资格说，我们可以在他人主导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用爱和工作得到自由？因此，这种“爱”，决定不了什么，相反，主观色彩极重的“爱”，被铁的现实所决定。强调“爱”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所用，显然将人的心理领域的解决办法，扩大到了现实领域，因而显得很苍白无力。
至于创造性的工作，也只不过是将劳动者的美好愿望，外在地捆绑在现实之上。工作、劳动的确是人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在机器大生产中，工人必须从属于生产的流程、必须遵从工厂的纪律、必须只能发展一项片面的技能，只能是和《摩登时代》中的出现的情景一样。显然，弗洛姆混淆了创造性的工作和工作的创造性这两个概念。前者的实现，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后者的实现，可以在各个社会形态中发现，因此，个人工作的创造性，不能代替整个社会中的创造性工作。现实的愿望不能作为改变现实的手段来看待。
认为现实的东西不需要变动，而需要改变的只是人们的思想，这就是弗洛姆爱的宗教，创造性工作的本质。
很多学者将弗洛姆归入法兰克福学派，也有人把他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员干将。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主要在于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弗洛姆精彩地分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由产生恐惧的心理机制。于是又有人据此认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因为弗洛姆通过对人的心理机制的分析，目的就在于寻求一个适合人生存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一名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主要目的。
我们倾向于将弗洛姆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依托，对现实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而弗洛姆正是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之下，揭示在现存的社会中人如何实现人自身。例如他在《健全的社会》中，设想在将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全地解放，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经典论述如出一辙；《逃避自由》则是明显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延续了对资本的批判。
对自由的关注，始终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传统。而弗洛姆提出的问题是针对现实社会的普遍现实——人们在躲避自由，在自由面前人们感到的是恐惧，并不得不放弃追求自由的天性放弃实现自由的权利。他认为原因一方面来自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来自人内在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这即是《逃避自由》一书所关注的问题。
自由的枷锁一：资本主义制度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具备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和前提，“资本主义不仅使人不再受传统之束缚，并且对于增加人类更多的自由以及如何训练人们进取，有鉴赏力和负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不断增大，这是中世纪的人们所不具备的，这是它的积极的一面，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个人主义及孤独感增加是一个无可辩护的事实”，正是由于这种孤独感、无力感，资本主义制度也让人们对自由敬而远之。
接下来，他分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之前，马克思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的独立存在，导致了人的扭曲，是工人遭受各种非人性对待的原因，人只能取消资本的存在、私有制的存在，自由才成为可能。同样，弗洛姆认为资本是人实现自由的最大阻碍，“中古时代的社会，人是资本的主宰，而在现代社会中，人已被资本所凌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为赚钱而赚钱的，个人的成功与物质所得，只是构成与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分子，谈不上解脱或享乐。个人就像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人在没有任何生气的、霸道和冷酷的资本面前，已经沦落为资本实现自身的工具，人自身不再是目的。人之所以消费、工作和劳动，甚至繁殖生育，都变做资本存活的条件。资本需要我们消费、工作和交配，所有原本属于人的需要的东西都已经背离了人的初衷。人们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被异化了。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导之下的社会，使得人类自由的实现获得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同时又处处都受到资本的支配，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
分析十分深刻，但对自由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解决，他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表现在他将自由的实现，转向了对人的心理的分析，也就是说，他是在承认资本的合法性的前提之下，来分析“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
自由的枷锁二：人的心理机制
弗洛姆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个人化”的历程。“个人化”是指这种个人日渐脱离原始关系的过程。原始关系从生理上可以是母体，而在社会属性上则是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对人的自由具有积极意义。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和外界是对立的，并在实际生活中逐渐摆脱对外在力量的束缚，人才有资格说他是自由的。
可是，正如资本对自由具有双重作用一样，人的“个体化”同样成为实现自由的绊脚石。随着人的“个人化”的不断实现，人们日渐远离带给他们安全感的原始关系，他们发现自己和社会存在着必然的矛盾，这种对立带来的恐惧，和成人无法返回母体而导致的孤独感、无助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孩童从世界‘脱颖’而出，发觉他是孤独的，是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个体。这种与世界——这个世界与其个人比较起来，是强有力的，而且常常是具有威胁性和危险的——分离的状态，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只要一个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只要他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于是，从心理上，我们做出“现实”的权衡之后，只能放弃自由。
糟糕的是，追求自由要付出代价，放弃和逃避自由同样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哪怕我们真的放弃了自由，把自己的安全感依附在个人、制度、极权、破坏性之上——这种做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集团无意识，例如纳粹时期的人们将所有希望投置在希特勒的身上——我们仍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因为放弃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安全感永远只能是一种短暂、易逝的东西。真正的安全感，离不开自由和独立。
这样，非常荒谬的事情出现了。一方面，我们渴望自由，人在生理上的成长，以及社会条件的获得，这些都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和条件。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自由产生了畏惧心理，并力图放弃实现自由的权力，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目的是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所以在现实中人们就是这样表现的：他必须独自做出各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往往会和社会的标准相背离；个人的自由，以个人的行动为体现，可是这又意味着对人群的疏远；所有的这些，都会让人丧失安全感。于是为了重新获得一种生活和心理上的宁静，人们宁愿放弃那种自由。个人实现自由的代价的确太大了。
实现自由的方法：“联系”
要实现自由，最现实、最稳妥、最科学的方法是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即广义上的“联系”。只有和这种力量相联系，自由才有了可靠的保障。个体和外界建立联系，可以在心理上避免对自由的恐惧，在现实中又有坚硬的支撑。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联系是真正有效的呢？弗洛姆指出，正是人们对各种外在联系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极权主义、施虐狂、受虐狂、破坏狂的出现。在这些变态的精神状态中，人们都可以忘却个人的无助和孤独，得到一种暂时的安全感。这种对外力的服从，对于个人而言，不失为一种避免孤独与焦虑的方法。
在提出这种“服从”的同时，弗洛姆认为，真正的、多数人的自由的实现，应当依靠“另外一种方法，也是惟一一种有创造性的，结果不是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的方法，就是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于是，面对自由的两难困境，弗洛姆将解决之道最终归结为极具人文关怀的“爱”，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爱”。他的希望是，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人们用区别于那种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联系的另一种形式，组建出新的、健全的社会。
作者评论：
弗洛姆明确指出，实现自由的条件，没有导致自由的实现。在现实中，他所接触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东方社会形态所呈现出的现实就是这样。他看到，资本主义和缺乏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备了自由的条件，可是却压抑了人的自由。因此，他既憎恨资本对人的各种限制，也对僵硬的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的态度。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可是在他看来，同样存在官僚主义、极权主义，人的自由仍然受到压制。这只意味着那种所有制合法改变、计划经济的实施便会引起社会变化和人类变化的思想是错误的……
但是，用“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来解决自由的问题，这个方法值得推敲。既然弗洛姆主张通过爱和工作可以达到自由，那么，我们应当考察爱和工作本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中，让人们相信一个资本家爱上一个工人，不难；但是如果我们说资产阶级可以抛弃利益，关心爱护工人，彼此成为兄弟，似乎显得矫情和虚伪。如果有人说一个人可以在私人工厂的繁重劳动中自娱自乐，一个艺术家在工作中体会到愉悦，没人否认这种情况；可是说大多数雇佣工人可以在工作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这就迂腐得有些不近情理了。
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作为解决自由问题的“爱”、创造性的工作本身，就是现实社会的结果，它们是以被决定者的姿态出现的。现实的苦难，是宗教的现实基础，人们可以用宗教构建一个世界，但是这和现实的真实改变无关。弗洛姆的“爱”的宗教同样如此。现实中，资本对人性的扭曲，产生了人们对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向往，以及彼此关爱的渴望，弗洛姆的解决方法就是这种渴望的反映。可是，要实现这种平等的爱，关键在于在社会中要有平等的前提。在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平等，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如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资料都无法占有，我们有何资格说，我们可以在他人主导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用爱和工作得到自由？因此，这种“爱”，决定不了什么，相反，主观色彩极重的“爱”，被铁的现实所决定。强调“爱”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所用，显然将人的心理领域的解决办法，扩大到了现实领域，因而显得很苍白无力。
至于创造性的工作，也只不过是将劳动者的美好愿望，外在地捆绑在现实之上。工作、劳动的确是人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在机器大生产中，工人必须从属于生产的流程、必须遵从工厂的纪律、必须只能发展一项片面的技能，只能是和《摩登时代》中的出现的情景一样。显然，弗洛姆混淆了创造性的工作和工作的创造性这两个概念。前者的实现，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后者的实现，可以在各个社会形态中发现，因此，个人工作的创造性，不能代替整个社会中的创造性工作。现实的愿望不能作为改变现实的手段来看待。
认为现实的东西不需要变动，而需要改变的只是人们的思想，这就是弗洛姆爱的宗教，创造性工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