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古籍版《顾千里研究》(李庆著)第351页论及《舆地广记》版本时云：“朱竹坨所藏本归黄丕烈以后，又入汪阆源之手，再为吴志伊所得。‘志伊既卒于官，书多散失’，遂转入海源阁。(《楹书隅录》卷二)此书现存北京图书馆”；同页作各本流传图则为：吴志伊氏→海源阁杨氏→北京图书馆。
　　按此处有误。吴志伊即吴任臣，为朱彝尊同时人，且同举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同授检讨，早于海源阁主人几二百年，亦先黄丕烈一百多年，故“黄→汪→吴→海源阁”的授受关系不可能成立。致误之由在于作者误读《楹书隅录》的记载——其卷二第57页(中华书局影印版)录顾千里跋有署名，第58页录朱彝尊跋无署名，而其中“志伊既卒于官，书多散失，是书遂归余插架”云云，乃朱氏之言(见《曝书亭集》卷四十四)，作者却误为海源阁杨氏之语。其实同卷第60页已载明“竹跋载曝《书亭集》此本未经写入爰补书如右俾存受授源流”。且第61页所载黄丕烈跋对此也有清楚说明。又，同页流传图作“周锡瓒校钞本→韩应陛读有用书斋→原书待考”，亦稍欠明晰。据黄跋，知周锡瓒原藏一旧抄本，周氏从顾抱冲家借季藏宋本对校，黄氏复校。后嘉庆十年周氏令书手别写清本，原藏旧抄本则归黄氏，继为海源阁所收。而后归韩氏之本则系周氏别抄之本，或即黄氏所谓之“别写清本”；据藏目推测，此本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未见原书，姑记以备考。
　　二、上海古籍版《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第235页“藏六堂书目一卷”下注：“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后，有家藏诰命。”按书后所附著者索引误将此册归为“李清照(李氏)撰”，恐系牵连同书第233页《金石录》条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为作后序”一语而误。莆田李氏与李清照无干，原书此则未言何人所撰，准其前一则《秦氏书目》例，应断为：“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后”，“莆田李氏”，系藏者。
　　三、王水照《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三十辑)第130—131页：“《碧鸡漫志》卷二云：‘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雍容奇特’往往是‘不多合绳墨处’，与沈义父评苏词‘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正反角度不同，含意完全一样，都反映出反传统的新的创作意识。只不过王安石时毕竟彼众我寡，未能独立门户，而苏轼以倾荡磊落之才驰骋词笔，恣意抒写，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才开一代新风气。”按此节确为明通之论，惜论据有误，未免白壁微瑕之累。《碧鸡漫志》原文断句应为“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今校点本及各书引文大抵如此，不知王氏何以舛其句读。
　　四、项楚《读<纪评苏诗>》(载《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引纪昀评点本《苏文忠公诗集》自序：“余点论是集，始于丙戌之五月。初以墨笔再阅，改用朱笔三阅，又改用紫笔交互纵横，递相涂乙，殆模糊不可辨识。”按此段引文标点有误，以致文句不通。若断作“初以墨笔，再阅改用朱笔，三阅又改用紫笔”，岂不文从字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