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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季羡林这样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背后隐藏着这个时代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7月11日开始，悼念季羡林的热潮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公众——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头百姓，“满城争说”季羡林。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公众的悼念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入排辈的行列，更何况，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独力树权威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羡林就决定绝不利用身为中国人的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他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羡林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文革”中蹉跎了。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羡林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羡林在艰难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却只有季羡林一人。
这样的学术成就，季先生理应为学界敬仰。
书斋外：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大众所知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穷经”至晚年，则进入“达”——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晚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走出书斋外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2月25日，季羡林当选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的确如此。“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而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季羡林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公众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提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称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曾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一个学者只有走出书斋，面对公众，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公众尊重有学问的人，更尊重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读书人。书斋里外的季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就不足为奇。
时势造就三顶桂冠
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大致是进入21世纪“季羡林热”以后。
季先生何以会热？上面所分析的季先生“书斋里外”的作为，是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中公众渴望大师的出现。换句话说，是时代需要一个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文化符号。
说到社会思潮，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
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中，整个80年代是思想文化缤纷的年代。那时，国门初开，西方学理被引进中国；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批学者也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号。季羡林的长辈或同辈中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侯仁之、邓广铭、张岱年、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在不同领域如雷贯耳的人，有的耄耋之年依然活跃，而有的还算是“年富力强”。他们或因其自身有被公众接受的成就而为公众所敬仰，如钱钟书、沈从文等；或因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为公众接受后才知其书斋里的学问，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1984年, 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人还创办了一个在社会公众中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担纲，1988年梁去世后由季羡林接任。这些现今须仰视的学界前辈，在当时就已经是公众学者，但无论是公开的媒体还是各种学术会议，对他们好像都没有用过“大师”“泰斗”之类的称呼。
那时，季羡林鉴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屈辱现实，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发起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这个学会所召集的各类学术会议中，季羡林的头衔就是“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年轻人背后还不时以“老季”戏称，因为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
进入90年代以后，思想缤纷的文化年代被甩在身后，代之以是整个社会功利浮躁开始生长，以“大学教授卖茶叶蛋”、季羡林所在的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等一系列事件为发端，学界开始被注入功利，学问开始遭到质疑。学术乃至社会文化就面临着一个“告别的年代”。不要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就是80年代欣欣向荣的西学，也逐渐衰落。那个时候，“大师”就更不会被社会当作标杆了。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喊，复兴国学，拯救传统文化。公众甚至官方都开始觉得，有一个或几个大师的出现是好事，至少公众有了仰视的目标。于是乎，先是沈从文，后来是钱钟书。“大师”不但出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而且开始在公共媒体走俏。
1996年，作为当年的一个精神和文化事件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把人们对大师的热望又向前推了一步。此后，“大师”“国学大师”，从陈寅恪身上开始移向一些在学界有成就的人，或者一些与学界不相干的人；而也有一些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靠近“大师”这个称号。比如，最近遭到道德拷问的文怀沙；再比如，现今自封为大师的余秋雨。
而此时，作为曾经受业于陈寅恪的季羡林，80多岁时，仍然在书斋里，写他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糖史》，和日后引起公众注目的《牛棚杂忆》。季先生有文章写陈寅恪、胡适、冯友兰等，却很惜用“大师”的名号。在写到自己的时候，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外面浮华的世界与他无关。
21世纪之后，学术开始走向娱乐化，学者开始走向明星化。社会公众对大师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而且，迫切的不仅仅是社会公众。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重视程度逐步加深。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成为必要。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
2003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季羡林先生的热心读者的身份登门拜访。
普通、朴素、敦厚，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散文走向公众视野后，季先生从来也不以名人自居。既然其文品与人品无可挑剔，没有争议——这样一个文化符号，适时切合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需要。此后，总理又三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热议。
“季羡林热”背后的精神贫乏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季先生弟子之一的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这个发问，令人深思。而季羡林也曾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 “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三顶帽子。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还充斥在许多报道的大标题里。
其实，有没有三顶桂冠，并不妨碍人们对季羡林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公众的怀念。叔本华曾经有过一段论作家的话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把“作家”换成“大师”，倒很切合自90年代后我们对大师呼唤的实际：自封为大师的流星“一闪而逝”； 而“离我们较近”的季羡林，因为满足了社会公众呼唤大师之切，被三顶桂冠当成了“行星”。
在送季先生远行之际，给他摘下桂冠吧，季先生是行星还是恒星，让后人来判断会更好一些。现在的问题是，季先生归隐后，我们将面临怎样一个时代？★
7月11日开始，悼念季羡林的热潮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公众——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头百姓，“满城争说”季羡林。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公众的悼念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入排辈的行列，更何况，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独力树权威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羡林就决定绝不利用身为中国人的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他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羡林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文革”中蹉跎了。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羡林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羡林在艰难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却只有季羡林一人。
这样的学术成就，季先生理应为学界敬仰。
书斋外：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大众所知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穷经”至晚年，则进入“达”——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晚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走出书斋外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2月25日，季羡林当选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的确如此。“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而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季羡林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公众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提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称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曾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一个学者只有走出书斋，面对公众，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公众尊重有学问的人，更尊重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读书人。书斋里外的季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就不足为奇。
时势造就三顶桂冠
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大致是进入21世纪“季羡林热”以后。
季先生何以会热？上面所分析的季先生“书斋里外”的作为，是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中公众渴望大师的出现。换句话说，是时代需要一个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文化符号。
说到社会思潮，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
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中，整个80年代是思想文化缤纷的年代。那时，国门初开，西方学理被引进中国；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批学者也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号。季羡林的长辈或同辈中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侯仁之、邓广铭、张岱年、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在不同领域如雷贯耳的人，有的耄耋之年依然活跃，而有的还算是“年富力强”。他们或因其自身有被公众接受的成就而为公众所敬仰，如钱钟书、沈从文等；或因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为公众接受后才知其书斋里的学问，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1984年, 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人还创办了一个在社会公众中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担纲，1988年梁去世后由季羡林接任。这些现今须仰视的学界前辈，在当时就已经是公众学者，但无论是公开的媒体还是各种学术会议，对他们好像都没有用过“大师”“泰斗”之类的称呼。
那时，季羡林鉴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屈辱现实，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发起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这个学会所召集的各类学术会议中，季羡林的头衔就是“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年轻人背后还不时以“老季”戏称，因为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
进入90年代以后，思想缤纷的文化年代被甩在身后，代之以是整个社会功利浮躁开始生长，以“大学教授卖茶叶蛋”、季羡林所在的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等一系列事件为发端，学界开始被注入功利，学问开始遭到质疑。学术乃至社会文化就面临着一个“告别的年代”。不要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就是80年代欣欣向荣的西学，也逐渐衰落。那个时候，“大师”就更不会被社会当作标杆了。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喊，复兴国学，拯救传统文化。公众甚至官方都开始觉得，有一个或几个大师的出现是好事，至少公众有了仰视的目标。于是乎，先是沈从文，后来是钱钟书。“大师”不但出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而且开始在公共媒体走俏。
1996年，作为当年的一个精神和文化事件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把人们对大师的热望又向前推了一步。此后，“大师”“国学大师”，从陈寅恪身上开始移向一些在学界有成就的人，或者一些与学界不相干的人；而也有一些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靠近“大师”这个称号。比如，最近遭到道德拷问的文怀沙；再比如，现今自封为大师的余秋雨。
而此时，作为曾经受业于陈寅恪的季羡林，80多岁时，仍然在书斋里，写他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糖史》，和日后引起公众注目的《牛棚杂忆》。季先生有文章写陈寅恪、胡适、冯友兰等，却很惜用“大师”的名号。在写到自己的时候，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外面浮华的世界与他无关。
21世纪之后，学术开始走向娱乐化，学者开始走向明星化。社会公众对大师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而且，迫切的不仅仅是社会公众。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重视程度逐步加深。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成为必要。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
2003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季羡林先生的热心读者的身份登门拜访。
普通、朴素、敦厚，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散文走向公众视野后，季先生从来也不以名人自居。既然其文品与人品无可挑剔，没有争议——这样一个文化符号，适时切合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需要。此后，总理又三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热议。
“季羡林热”背后的精神贫乏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季先生弟子之一的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这个发问，令人深思。而季羡林也曾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 “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三顶帽子。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还充斥在许多报道的大标题里。
其实，有没有三顶桂冠，并不妨碍人们对季羡林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公众的怀念。叔本华曾经有过一段论作家的话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把“作家”换成“大师”，倒很切合自90年代后我们对大师呼唤的实际：自封为大师的流星“一闪而逝”； 而“离我们较近”的季羡林，因为满足了社会公众呼唤大师之切，被三顶桂冠当成了“行星”。
在送季先生远行之际，给他摘下桂冠吧，季先生是行星还是恒星，让后人来判断会更好一些。现在的问题是，季先生归隐后，我们将面临怎样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