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经常感受到常规投资中运用资本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边际收益递减特征非常明显。投资机会成为难以捕捉的特定事项，很多投资者发现大量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了。我们在金融改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是客观地讲，金融改革的任务也只是走到半途，而且在某些具体事项上是“行百里者半九十”。
　　应在“问题导向”之下，提出可行的对策思路和要领。笔者认为在这个方面的理论支撑，首先就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改革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面跟着的则是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在金融改革方面，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搭配，以及对金融的创新深化等，一定要有所作为，并持之以恒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和减负方面，为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要真正抓到要害，在结构性减税的同时，特别要真正有效降低税外负担，特别是那些让企业感受最痛苦的、非常不规则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这是中国要使企业活起来必须抓住不放的真问题。


　　所有这些供给侧的金融改革举措，离不开我们行政、财税、司法、价格、投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设计，如，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是国务院三令五申不断提的改革事项，已经看到中央级行政审批项目缩小到几百项，但是剩下的大都是有关部门看作“命根子”的实权，为在这方面取得改革实效，就应考虑进一步抓住时机，把已经说了多年的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行政架构伤筋动骨、脱胎换骨，以求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实质性地推进审批改革进程。扁平化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加以综合设计，是制度供给里的框架性问题。
　　说到投融资，说到资源、能源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的矛盾问题已经非常具有挑战性了，已经到了攻坚克难阶段。中央不断下发文件，特别强调价格改革，客观地讲，新一轮针对基础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价、税、财联动改革势在必行，以求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以后的投融资，应按照中央的要求，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与PPP机制的对接，这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必须在继续运用必要的需求管理的同时，掌握好以改革为统领、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的方略。为了打造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机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从供给侧入手，化解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从微观主体的创业、创新、创造层面上努力释放潜力活力，通过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来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