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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已然筑底但未来走向复杂多变
当前经济形势，既不是期望立马康复、彻底好转之际，也不是继续加大药量刺激治疗之时，最需要的是继续维持原来的治疗，静观其变。因此，既不必过分不安和忧虑，也不能盲目乐观，而应保持淡定。说到底，增速高低是次要问题，关键还要看增长质量究竟如何。
看近期披露的数据，当前我国经济和2009年一季度形势非常相似，那就是经历一场大病和吃过对症之药后所呈现的复苏迹象，只不过大病的程度和药量不同而已。对于当下有关经济能否像2009年那样筑底回升的争论，笔者的意见是：我国经济确实已经筑底，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拉动；在制造业持续走低、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同时，非制造业保持活力，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在东部增速放缓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等，这些都是多年来所期盼的。但是，前景依旧不容乐观，眼下既不是期望立马康复、彻底好转之际，也不是继续加大药量刺激治疗之时，最需要的是继续维持原来的治疗，静观其变，再做考虑。
至于经济筑底后，究竟是像2009年那样实现“V”型彻底反转，还是呈现“L”型平稳增长，或又继续掉头而下，呈现“N”字型走势，要作这样的大趋势判断，笔者觉得应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内生增长潜力、外部增长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和产能缺口，例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由此带动巨大的投资需求。加入WTO，使我国的外贸需求大增，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2000年至2009年平均增速达到10.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经济受损严重，外部需求急剧减少，加上我国经济内伤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虽然在2009年至2010年4万亿大规模投资计划的猛药刺激暂时回升，但还是难以改变经济处于下降的通道的格局。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在经历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呈现台阶式下降的特征，我国也不例外。从当前一些经济现象判断，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已经或即将显现：
其一，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渐趋消退，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仍然不能弥补劳动力人数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其二，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正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近年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西方消费借贷型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储蓄率有所下降。
其三，随着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有了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依靠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将逐渐消失，受到的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将会越来越加大。近年多个地方因担心环境问题而反对重化工业落户就是最直接的反应。
其四，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而受到的经济全球化红利逐步衰减。目前，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接近大国经济发展的极限，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再加上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而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期望通过增大出口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非常大。
环视全球，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即使有一些有利因素，但全球经济仍将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之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连续出台了再投资法案、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救市措施，通过税收优惠和信贷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实现扩张总需求和增加就业。同时加大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力度，并采用延长失业保险和失业者医疗保险期限等方式加强对失业者的援助力度。此外，美国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技术作為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借助新产业创造就业岗位。
欧元区根本的制度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欧盟短期内无法从债务危机中脱身，“增长”与“紧缩”的两难选择和政策摇摆使欧洲重债国经济表现不确定性较大。日本因人口老龄化造成的需求不足使经济难有大的起色，而且日本经济增长对外尤其对中国依存度高，近期它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相继爆发领土争端，并带来经济贸易趋冷，使得其区域经济环境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资源供给、资源和劳动力价格、没有或少有自主创新技术，以及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原因，很难再保持过去的高增长速度。
由于2008年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我国政府不会再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和放宽货币，而是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房地产行业，限购、限贷等强有力的行政措施还会持续下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我们既不必过分不安和忧虑，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保持淡定的心态。说到底，经济增速高低是次要问题，关键还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究竟如何。
（据《上海证券报》）
当前经济形势，既不是期望立马康复、彻底好转之际，也不是继续加大药量刺激治疗之时，最需要的是继续维持原来的治疗，静观其变。因此，既不必过分不安和忧虑，也不能盲目乐观，而应保持淡定。说到底，增速高低是次要问题，关键还要看增长质量究竟如何。
看近期披露的数据，当前我国经济和2009年一季度形势非常相似，那就是经历一场大病和吃过对症之药后所呈现的复苏迹象，只不过大病的程度和药量不同而已。对于当下有关经济能否像2009年那样筑底回升的争论，笔者的意见是：我国经济确实已经筑底，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拉动；在制造业持续走低、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同时，非制造业保持活力，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在东部增速放缓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等，这些都是多年来所期盼的。但是，前景依旧不容乐观，眼下既不是期望立马康复、彻底好转之际，也不是继续加大药量刺激治疗之时，最需要的是继续维持原来的治疗，静观其变，再做考虑。
至于经济筑底后，究竟是像2009年那样实现“V”型彻底反转，还是呈现“L”型平稳增长，或又继续掉头而下，呈现“N”字型走势，要作这样的大趋势判断，笔者觉得应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内生增长潜力、外部增长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和产能缺口，例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由此带动巨大的投资需求。加入WTO，使我国的外贸需求大增，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2000年至2009年平均增速达到10.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经济受损严重，外部需求急剧减少，加上我国经济内伤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虽然在2009年至2010年4万亿大规模投资计划的猛药刺激暂时回升，但还是难以改变经济处于下降的通道的格局。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在经历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呈现台阶式下降的特征，我国也不例外。从当前一些经济现象判断，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已经或即将显现：
其一，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渐趋消退，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仍然不能弥补劳动力人数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其二，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正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近年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西方消费借贷型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储蓄率有所下降。
其三，随着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有了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依靠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将逐渐消失，受到的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将会越来越加大。近年多个地方因担心环境问题而反对重化工业落户就是最直接的反应。
其四，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而受到的经济全球化红利逐步衰减。目前，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接近大国经济发展的极限，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再加上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而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期望通过增大出口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非常大。
环视全球，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即使有一些有利因素，但全球经济仍将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之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连续出台了再投资法案、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救市措施，通过税收优惠和信贷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实现扩张总需求和增加就业。同时加大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力度，并采用延长失业保险和失业者医疗保险期限等方式加强对失业者的援助力度。此外，美国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技术作為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借助新产业创造就业岗位。
欧元区根本的制度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欧盟短期内无法从债务危机中脱身，“增长”与“紧缩”的两难选择和政策摇摆使欧洲重债国经济表现不确定性较大。日本因人口老龄化造成的需求不足使经济难有大的起色，而且日本经济增长对外尤其对中国依存度高，近期它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相继爆发领土争端，并带来经济贸易趋冷，使得其区域经济环境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资源供给、资源和劳动力价格、没有或少有自主创新技术，以及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原因，很难再保持过去的高增长速度。
由于2008年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我国政府不会再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和放宽货币，而是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房地产行业，限购、限贷等强有力的行政措施还会持续下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我们既不必过分不安和忧虑，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保持淡定的心态。说到底，经济增速高低是次要问题，关键还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究竟如何。
（据《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