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站在十八楼，拉开窗帘，雾蒙蒙的清晨多了些冷色调，灰白。
　　初雪让北京变成魔法城堡——让对面天台变成切片面包，让蓝色拱棚的斜侧散着碎银，让街道两侧的汽车如甲虫，让姜黄草坪像咖啡涂了奶昔，让远处的楼群像手指丛林。一切都静止地消耗着，像一个梦境的素描。在这场浩大仪式之后，冬季之王便正式登上华北平原。这一刻，我的脑际像台灯“啪”地打开，电光石火间亮起一句话——你的城市下雪了。
　　这一刻，何以会闪出这句话？这一刻，我对自身在世界的存在有了强烈意识——那窗外的积雪，愈发显示出我的渺小；那萧瑟的街道，愈发衬托出我的孤单。这偌大的城，像被透明的罩子扣住，我看得见影像，却感受不到热力。这一刻，我被一种孺慕中掺杂了遭遗弃的孤儿情感所裹挟，喉头哽咽。实际上，我和整个外部空间没有任何联系，我只是个躲在有暖气的屋子里，以俯瞰之姿张望的女人，我不过是漂浮在自己的梦中，自娱自乐而已。
　　这一刻，我的瞳孔深处浮现出一条路——莞樟路；一辆车和一个人——我的车和我自己；那车厢里反复回旋着歌声：“北京，北京，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请把我埋葬在这里……”那个我，因陷于苍茫曲调，竟将从市到镇的一小时车程，浓缩成一眨眼。
　　……北京，北京。
　　前天我还为歌声中的你慨叹，昨天我已飞抵你，今晨你便赠我以初雪。在十八楼的洞穴，我悬空注目你的黑白照，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不，我和你从未甘苦与共，这愣怔从何而来？唉，试图回溯是痛苦的，逼近核心是艰难的……我根本，根本不想直视——我不想看清世界，亦不想看清自己，我已预感到我会痛。
　　二
　　北京是一座“母城”。
　　北京是一个寓言——北京不仅是城市的北京，還是名利的北京，新闻联播的北京，老炮儿的北京，王朔的北京。占据了北京就是占据了中国，所以“我爱北京天安门”。然而作为皇城，北京永远都是势利鬼，永远都是成王败寇，永远都既尊贵又凶蛮，既狡猾又伪善。即便它的模样“现代”起来，可那种陈年老木的腐朽味，还是携着时间的纵深感，浓郁地扑来。
　　北京城是中国所有城市的翻版——无论是妖冶旗袍女之上海，混血美少女之乌鲁木齐，高冷时装女之深圳，都在模仿她们的母亲；紫禁城是中国所有建筑的原型——无论是政府机关大楼，法院或海关，学校或医院，都是微型紫禁城；普通话是中国所有人的表达方式——无论广场舞大妈、出租车司机，在话筒前都能侃侃而谈。
　　然后，你当真来到那个核心那个原点，你当真看到那最大的城，最红的墙，最高的门时，你不是走在街市上，而在试图穿越一个由门和墙组成的迷宫。你以为你看见了紫禁城、中央电视台、簋街、潘家园，你就离北京人差不多，可你根本无法看清内里的沟壑，深处的玄关。嗨，关于帝国的核心秘密，你根本一无所知。你只能闻到一股味——皇家味，从宫墙里飘出。你和此前在家乡看电视的你一模一样，无任何改变。
　　在这个貌似宽松疏阔、纵横挥洒的帝都京城，你若没有足够的才能和技巧，相当的背景和资历，漂的时间再长，也不过是尘埃一粒。你在北京注定会收获失望，因你的妄念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所以汪峰慨叹——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一个人要在怎样的城市生活，才能感到爽和嗨？每个有志者都在追赶着一座城——鲍勃·迪伦追赶着纽约，巴尔扎克追赶着巴黎，奈保尔追赶着伦敦。那座城已被神圣化，已成为那个人的宗教。
　　北京不是“我城”——我出生在新疆哈密；北京也不是“此城”——我是东莞市民；北京只是“他城”——我是北京生活的隔岸观火者。我从未试图在这里定居，更不敢奢望买房，拥有它的户口。我未当过“京漂”，不会像年轻人在简历里滚烫地写出“蚁居北京”。我是这个城市的游客，无爱无恨。从一开始，我就深感底气不足。我看着它，心里却隔着块玻璃——这是别人的城市。我的双眸曾充满沙漠的黄色，后来又充满岭南的绿色，可我注定和这宫墙的朱红无缘无分。
　　北京是一场梦，北京是一种毒。雾霾盘旋，此地已变成狄更斯的雾都。雪后，一位网络编辑在微信中写到：北京，首都，首堵。雾霾笼罩，毒气之城。作为一个外地人，北漂一族，感觉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另一位文学杂志编辑写到：从此得少买书或不买书了，买不起了。因为，“有了房贷”。
　　坦白地说，我在北京最不想干的事是——挤地铁。每一个进入地铁的人，都是自动降级的人——混在一堆同类中，像被鞭子抽打着，挤挤挨挨，乌乌泱泱。没有比在那个地下巢穴中被推搡时，更让人明白自己身处底层。原谅我，北京——我已不想在你的子宫中寻求活路。我那脆弱的身体，已不愿蜷缩成沙丁鱼。
　　走上街头，在陌生之地我居然嗅到股熟悉的味道。
　　无比清晰的，那股味——清冷的空气里裹挟着泥土和植物的生鲜——不由分说地，愣往我体内钻、钻、钻。像拔掉了每一颗细胞的塞子，我浑身一抖，肌肤如乱针刺绣般尖锐起来。这一刻，我渴望帽子、围巾和手套。是不是太矫情了？我曾接受过零下二十八度的淬炼，怎会如此脆弱？难道，珠江水已柔化了我的筋骨？这一刻，我变成南国之人，站在大冰柜里。
　　初雪让北京变成了大舞台，正上演音乐剧《凋零》——每一栋楼，每一辆车，每一个人，都瑟瑟发抖，如道具似囚徒。雪像大砍刀，削下掌形叶片，“啪嗒啪嗒”。落叶密密麻麻，黄绿色上粘着晶莹雪粒，被扫进编织袋，运往垃圾场。啊，京城之中，普通人的命运就如这落叶——随便一阵风，就坠落而下，就碾碎成泥？
　　突然，一只手拍打到我的肩头，令我大惊。
　　——回头，却是落叶。
　　原来，天地间转瞬变得肃杀，一股旋风刮来，粗糙而凶悍，将叶子吹得直立起来，像长出了双腿。那场景真是令人惊诧——片片枯叶僵尸还魂，奋起奔跑，你追我赶，紧绷成一条条扇面，朝前方目标逼近。“刺啦啦，刺啦啦”——那是直立叶片与柏油路在摩擦、较劲和对抗。我发现，在这分离的决然中，居然飘荡着一丝隐秘的快感。 　　这些白杨树、霜冻、呼啸的风、瑟缩发抖的叶片，我并不陌生，我曾生活在它们组成的北方世界，我的少女时代被那世界锻造和塑形。如果我按部就班，我应该在每年的初雪后，都迎接这样的冷风，这样的落叶，这样的萧瑟。然而，我却选择了逃。我想要逃——我真的逃了——我在逃了之后居然还活着！
　　伫立街头，风一更雪一更。陡然间，像从空中传来一声断喝，让我头皮一紧——我和北京并非毫无关系！像从某个晦暗不明的地方被推到前台，眼前一片光亮。恍惚中，我看到她——我那至亲的奶奶。她曾生活在朝阳区（从青年到老年），然而，我却完全不了解她的北漂史。在潜意识中，我很抗拒了解她的一切，我已预感到那其中蕴含着太多的惨烈。她是很老了之后才来哈密找儿子的。她在弥留之际的表现，令少女时期的我惊诧不已。天哪，她真如《北京，北京》所唱——“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请把我埋在这里”——她，强烈要求回北京！
　　她说，她要死在北京……
　　于是我的亲生父母被迫用担架抬着她，坐火车穿行过吐哈盆地、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最终抵达北京城的朝阳区。可事实上，这地方于她有何干系！她不过曾在这里打过工！除了几个认识的老人外，她根本无立锥之地。我生父租了间屋子住下后，便开始等待。一把钝锈的锯子割裂着三个人的神經。他们一起等待，再等待。终于，她呼吸着朝阳区的空气，慢慢闭上了双眼。
　　我不知我的生父是如何跳上西行的火车，在新疆哈密下车，与我那来自甘肃天水的母亲相遇；我亦不知我的生父母，如何在某个夜晚做出决定，将三个月大的我过继出去。我的命运那样吊诡：我来到了另一户人家，姓了别人的姓，过上一种本不属于我的生活。所以我何止对我的奶奶陌生，我对我的亲生父母都不熟悉。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家族史。甚至，有点儿赌气，我也故意不去询问。由于奶奶在弥留之际的行为乖戾至极，不断被亲戚传说，我才略知一二。
　　此时此刻，我的心头潮涌澎湃——那情绪混合了悲愤、羞耻、苍凉和空寂。若奶奶弥留的那一幕只是个电影情节，我该多轻松，然而，那场景却成了我的心头债。是的，我曾抱怨过她——抱怨她从未正眼看我，没和我说过体己话，更别说送小礼物。没有。自始至终，她都端着北京人的架子。然而此刻，我却心生懊悔——我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吗？我明白她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吗？唉，彼时的我实在太过年轻，故而不知、不懂、不解，等我能体察世事沧桑时，她已不在人世。
　　想到那双执拗的眼眸，我浑身一抖。她走了，她同时带走了另一部分的我——她把属于我的历史带走了，把一个空空荡荡的皮囊留在了人间。她不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温情，试图像寒风砍削下落叶，用一把遗忘的铡刀，切断我和这座城的全部联系。
　　——空白，大片大片的空白，如宣纸一般。
　　此刻，我手指僵硬，脚趾发麻，眼里止不住溢出液体。唉，那股裹挟着泥腥味的气息，是从她的坟墓里吹出来的吗？此刻，我做不了任何事，只能任由液体溢出，再溢出。疼痛一跳一跳的，像手术后拆线。难道她是害怕子孙来这里重复受苦，才那样决绝？难道我是另一个变形的她，那样不安分地僭越常规，替她了结那个不圆满的都市梦？
　　北京，北京……
　　三
　　乌鲁木齐是我的“弃城”。
　　1993年，我离开故乡哈密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这次迁徙并无实质性改变，我只是从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绿洲迁往大绿洲，环绕着两座城的地形地貌、历史文化都极为相似。我在这个号称“亚洲中心”“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生活了17年。2010年我离开乌鲁木齐时，已被汹涌的岁月彻底风蚀——瘦削的体型变得丰润，明亮的眼神变得沉郁。唉，1993年的我和2010年的我，根本是两个陌生人。没有谁会出来做证，好像我一来到乌鲁木齐，就已人到中年。
　　乌鲁木齐——这座“优美的牧场”，它实在太像“边城”。虽然身居其中时，并不觉得它偏远，然而年深日久，它作为“边城”的底色便日渐明显。如果这是我离开的隐性原因，那显性原因便是，我的创作进入瓶颈，落笔甚艰，几如镌琢。甚至，从2009年7月至2010年的7月间，我没能写下一个字！
　　——这何其惊悚！
　　我那样痴迷于写作，热爱每一个词语及其含义，喜欢通过安插和编排，组成一幅属于我的文字图画。而在乌鲁木齐，我像被囚在树脂中的蝴蝶，双眼怵惧。2010年8月，我飞往深圳宝安机场，至现在，已过去六年多。蓬山此去无多路，此间，我也曾多次返回乌鲁木齐，但却从未后悔。不，那一刻，当飞机离开地窝堡机场时，我像中年妇女拼命离了婚，怀里揣着“死在外面都不会复婚”的念头。
　　如果重新再来，我依然会选择离开。我当然失去了很多——而且，那些失去是以极残酷的方式进行的。六年间，我不仅告别了青春的自己，也送别我的养父母，还目睹着我曾居住的老屋变成废墟。所有和我成长有关的那些温情记忆，一点点地被抽空，变得无迹可寻。然而，什么都无法阻止我离开的脚步。
　　也许我注定漂泊、孤独，一个人敲打键盘……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选择了远行，心里的行李还是越少越好。我在旅途中不断地删除再删除——我忘记别人，别人也忘记我。而我分明已爱上了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我最终要找寻什么，但我一直在路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啊。我投入了那样持久的热情，那样巨大的精力，来创造另一个我——那个新我，我更爱的“我”。我在纸上建筑着我的巢穴，而不在乎现实场域中的一切。
　　六年过去了。时光冲洗掉尖锐的恨意，我不再做噩梦——那只当头罩下的蝙蝠，终于松开了它的指爪。当我和乌鲁木齐的关系变得松弛，我的评价是否能更客观些？我悲哀地发现——乌鲁木齐号称自己是“亚洲中心”，其实，对整个中国，它不过是个边地城邦。作为偏远省区的首府城市，它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的美，它的混血和复杂，和北京的纯正与明朗恰恰相反。它的美食美景美女，让游客感觉已接近天堂，然而，那表演出的广告片已让我厌倦。
　　一个外地人来到北京，会为那整齐的东西南北所惊诧，而在乌鲁木齐，街道是狭长的、混乱的、无序的。北京是阔大的，空气里飘荡着豪雄浩荡的王者气；而乌鲁木齐是局促的，空气里盘旋着烤羊肉的孜然味。在北京，你特别注意自己的发音——因你还没能掌握儿话音，每一次张嘴，都感觉笨拙、疏远和不精确。你要在紫禁城边漂多久，才能变成真正的北京人？在乌鲁木齐，你最大的障碍也是语言。各种语言在你身旁响起时，你根本听不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你不可能通过矫正发音进入别人的圈子。那些圈子像一个个家庭，任何外来者都异常明显。你根本没有机会。你一直是那个说着家乡话的人。 　　如果北京的代表建筑是墙与门，那乌鲁木齐就是清真寺。你可以在不同街区，以不同方式，看到不同的清真寺——那新月一直在闪光。尤其是雪后，猛一抬头，你和它对视时，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乌鲁木齐既不是中心城市，这座城市也没有明确的中心点——这里太偏太冷，根本不适合“漂”，甚至连活着，也格外费劲。
　　乌鲁木齐是一座坟，埋葬了我的青春。
　　2009年是我青春的分水岭——这一年的夏天让我知道我所认识的世界已然消失。当其时，我却那样混沌，根本不知一年后，自己会毅然离开。那时，我欣喜于天气变暖，瓜果铺陈，裙摆飞扬。夏季结束后，属于我的乌鲁木齐也走到了尽头。那种熟悉的感觉不翼而飞，像被不明之力撤换掉，我被困在一个胶稠梦境中不能自拔，完全丧失了书写能力。我的脑袋像坏掉的电视屏幕，光点沙沙乱闪。夜半时分，我能清晰地聆听到血液里的尖叫。那尖叫膨胀着，不断涌向喉头。我努力地咽着唾沫，生怕石破天惊后，自己已越界到疯人行列。
　　冬雪不断地坠落、坠落。
　　站在五星路家中的阳台，窗外一片苍白，天地鬼哭神嚎，盘旋着难以拭去的阴鸷。我被痛苦、愤怒和难过所裹挟，感觉生活的热量已降低到最低点。太冷了。因为这冷，我的大脑变得停滞，部分的我已然死去。房间像监狱的牢笼，说不出哪里不对劲，但绝望却覆盖在每一个物体之上：绝望的水壶，绝望的床单，绝望的窗帘。最后，连呼吸都变得绝望，听起来像丛林里的母兽。
　　我离开屋子，在街头兀自行走。此刻的边城，完全丧失了观光客所热爱的状态（那被摆平的，被捋顺的，没有毛边的状态），没有歌舞，没有水果，没有姑娘，只剩下寒冷的冬夜，迷宫似的街道，游荡的黑影。鞋底和积雪摩擦着，“咯吱咯吱”，我不断地向前走。我走过一条又一条雪路，走得上气不接下气，肌肤冰凉，像要溺毙。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却又找不到开关在哪里，可那些冰霜确确实实从我的身体里夺走了什么，让我和从前不一样。
　　我和这个城市打了个死结：一个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又引起了另一个矛盾。死结越打越紧，越打越多。我对这座城的归属感已荡然无存，这里已变成忧伤之地。雪夜的行走更让我绝望：这里不是巴黎，不是纽约和伦敦，甚至不是北京和上海，难道我将注定困守此城，在这里发疯？
　　突然，我醒悟了过来——我和这座城紧密相连的爱意已然消失，我不爱它了。
　　是的，不爱了。
　　这不爱那样强烈，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这简直是任凭谁都做不了主的。我动了那个念头——离开？那可怕的召唤已被我听到，像蛇听到弄蛇人的笛音。我知道，试图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将整个人生重写一遍，根本是一种冒险！也许别处会让我更失望更伤心，又何必折腾？这无助的一刻，我期望这座城能对我进行挽留，然而，大雪层层覆下，让我因绝望而决绝。
　　我们早已不爱了，不过是惯性维持着一种同居的状态。现在，厌倦如白雪撒满各处——街道上是厌倦的煤灰，天空中是厌倦的惨白，瞳孔里是厌倦的棕黄。我已成为自己的幽灵，困守在冰冷的废墟城堡，身体僵硬，细胞闭合。我厌倦这个城的同时，也深深地厌倦着自己——那周遭的一切，其实，都是我的一部分啊。
　　想到可以和一座城“离婚”，我竟又轻松起来。坐在床边整理衣服时，手指不时停顿。我要带这些织物去哪里？我根本不知道。往前走一步，可能是一个灵巧的转身，但也隐含着一脚踏空的危险……这行为的难度系数太大，很可能万丈深渊，很可能粉身碎骨……可那女人還是将衣服塞进了箱子。从此，咫尺天涯；从此，鲽离鹣背。
　　四
　　深圳是我的“幻城”——我居然，爱上了它。
　　深圳不是任何省会的缩影，城市的翻版，它实在是酷呆了，它是一场夏季嘉年华，它是它自己的，它倨傲地宣布——我的生活和你无关。和单纯质朴的哈密相反，深圳是多变多意，多元多样的。它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时髦女，最具现代意识，浑身崭新。然而我很快就发现，那闪光的玻璃大厦有种过度曝光的味道，在它貌似宽敞的内部，有着生涩的钢筋和尖锐的铁钉。
　　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我租住在南山区桃园村的一间屋子中。走出小区，迎面看到公交车站上贴着——“来了就是深圳人”。后来我才恍然顿悟，只有穷人才坐公交车。深圳女郎伸展双臂，貌似亮出拥抱——“来了就是深圳人”，可一个坐公交车的人想变成深圳人，何其之难。
　　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果然准备好了心胸，拥抱所有的迁徙者？想成为它的市民，门槛高得很呢！深圳接纳坐公交的人时，拿他们当打工者，而并非真正的市民。那么多的外地人大量拥入，已让它周身不舒服。然而，工厂要运转，流水线需要工人，所以这城市便一忍再忍。只是到了临近春节，各小区保安的眼神会变得格外严苛，紧蹙的眉间流露出极度的厌恶与不屑——那些灰头土脸者，各个形迹可疑，是潜伏的抢劫者、小偷、骗子。
　　一个人来到陌生之地，总带着股异乡人的慌张味。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唉，试图定居的过程，就是心灵不断遭受磨损的过程。迁徙者如同遭神遗弃，没有话语权，总处于被压抑状。没有人会认真听你诉说——在深圳，你叫“打工者”；在新疆，你是“别的民族的人”。我惊诧地发现——原来深圳是一间北京的样板房。当北环大道悬挂起红灯笼时，比长安街还要“更中国”。从外表看，北京古深圳洋，然而，北京的城门宫墙和深圳的摩天大厦，一样冰冷威严，一样不得随便入内。
　　深圳一年，我总被一种不安定感所侵扰。
　　现实如一张逐渐紧缩且严峻的网，让我陷入隐秘慌张，呼吸艰涩。各种开销算下来，一个月要花七八千。细细算账，能算得人背脊生寒，头皮发麻。钱像一声咒语，能生出可怕的、侵蚀骨髓的魔力。我逐渐变得乖戾，神经质，常没来由地发脾气。焦虑充斥半空。我像一颗搅拌机里的石子，被四处袭来的压力挤得周身剧痛——没钱，没户口，没职业，没朋友。
　　北京和深圳都是竞技场，前者竞争的是官，后者竞争的是钱，都铁面无情，翻脸不认人。能在这两个地方长袖善舞者，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在北京你要“漂”，在深圳你要“捞”——北京像个大煎饼，不断地向四周扩散，你可以从东漂到西；深圳像个大蜂窝，自上而下闪光，你要用力才能掬起一捧。 　　虽然深圳处处是笔直的大道，干净的咖啡馆，怒放的勒杜鹃，然而，我却悲哀地发现——那些事物越美好，越映照出我的贫穷和拘谨。看看房产中介标出的数字，想想自己的碎银，我很快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即便我拼命写作，节俭度日，稿费也不足以维持正常运转。太可怕了——一个穷人想定居深圳，生活陡然变成了林黛玉的大观园：风霜雨雪严相逼。
　　另一种不安感来自深圳书城。在那个巨无霸之地，我惊悚地发现，自己虽写作多年，却还是个半成品，处于尚未完成状态。这种尴尬与痛心，和在超市囊中羞涩一模一样。我必须正视这残酷现实——我从文学少妇变成文学老妇……我感觉自己的魂被抽走，像一粒散了黄儿的鸟蛋。
　　站在2010年秋季的国贸大厦旋转餐厅，窗外的深圳是幅巨型水墨，山雨欲来，楼丛点点，然而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看起来，那景色根本不像是真的。那些麇集的楼房让我害怕。那些云层下的车辆和行人，像一组组微小的岛屿，它们在呼唤——来呀，来。我感觉那幻觉之声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我要努力地拘住心脏，才不至让它从喉咙中跃出。
　　——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啊。
　　秃鹰翱翔，野狼奔窜。即便把自己变成野人，茹毛饮血，也未必能跑出一条生路啊。原来证券交易所和紫禁城一模一样，都有着另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那个由行话、隐喻、表情和风俗凑成的世界，外人不得入内。
　　我是到了深圳后才发现，原来乌鲁木齐根本算不得大城市，而只是个地方化的都市——乌鲁木齐是养子，完全处于游离状态。因为鞭长莫及的地理位置，它便更专注于自己。深圳虽大喊大叫“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但其实，它和中心的关系热络至极，简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对我来说——北京太大，乌鲁木齐太偏，深圳太洋，都不是写作的理想场域，那么，我该生活在哪里？唉，想想年年远走三千公里，只为一方水草而险渡马拉河的非洲角马，它们到底是送死还是重生？唉，多年来，国人一直生活在局促空间，现在可相对自由地选择，却反而被难住了。也许，我最该做的不是反问而是自问——不是问哪座城更大更美，而是问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写作。
　　我想要进入一种真正的写作——凝神屏息、大规模、背水一战、不计任何报酬。我希望我的生活为我的写作服务，所以哪里适合我写作，我就应住在哪里。现在，如果我试图变成深圳人，那写作的可能性就會变窄，甚而枯竭。要当机立断。即便现在的深圳还未变成波德莱尔眼中“地狱般的巴黎”，但它已有了城市巨兽的雏形。我害怕在这里苟且经年，到头来依旧两手空空。我清楚地明白，离开深圳意味着我的“第二段婚姻”也失败了。然而，我却逃意已决。
　　再见吧，深圳。如果我在乌鲁木齐的生活，是由伤痕累累的记忆堆叠而成，那我必须承认，深圳的生活是一曲华尔兹，干净优雅，处处显示着现代文明的美好。当我面对这些美好时，难免会变得怯懦，会陷入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女人，对时髦社会中男士的单恋。
　　写作是件极落伍的事，需要的工具那样简陋，操作的过程那样单调，却又需要平和的心境、大量的时间来调剂。我既然不愿住在五星路上，也就无须住在万象城旁。我变得越来越清醒——若要从复数的“我们”中抽离变成单数的“我”，我必将战胜虚荣。若我过于执拗，我便会像陷入乌鲁木齐的“冰霜阵”般，陷入深圳的“阳光阵”。
　　在宝安区见到小说家D，发现他神情黯淡，心情沉郁。从纸媒辞职后，他便启动了自由写作的生活模式。我深知靠稿费过活的惊悚——作家原本就比常人敏感，若生存压力大如磨盘，整个人便会像饼干般薄脆。我建议他不如来东莞，说那谁谁谁在东莞过得不错啊。他摇摇头——“唉，我不想去。”须臾，他的眼神亮亮地望过来，轻轻吐出：“其实，我最喜欢的城市还是……北京。”
　　我倒抽一口凉气。
　　我对他坦言——若当初我没有离开深圳，我也会写，但不会写得这么多。之后，却无力继续说下去。深圳和东莞的地形地貌相像，气候饮食亦无差异，最大的差别就是房价。这两年深圳房价洪流般狂飙，裹挟着东莞的房价也涨了起来。那种涨让普通人心惊肉跳：一不小心，你就可能会丧失栖身之地。太可怕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房，你就永远没有房”。
　　然而，离开深圳意味着放弃最前沿城市里最闪光的诱惑，他能舍得掉吗？那间位于樟木头宝山的小屋，其实是间僧房，供我打坐念经。那样枯燥凄清的日子，他能忍得住吗？日复一日，像写遗书般写作，他能耐得住吗？对一颗年轻而活跃的心脏来说，小镇的日夜都太过简陋，他能扛得住吗？
　　人生本是场对弈，必有所弃亦有所守——我是对自己下了狠手的。想起五年前我问自己——逃吗？逃吧！我反复念叨着，好像要用“逃”这个激烈又刺耳的字眼，来提醒自己，鞭挞自己。当初，是我自己追赶着来，如今，又落荒而逃？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吗？果然要推倒那座层叠堆砌严丝合缝的积木吗？然而，我却逃不脱“逃”的控制。“逃”像一帖挥之不去的魔咒——黑暗的闸门轰然关上，我又陷入到初始的原点。一个小人物从一个大城的离场，如一只斑蝶迁徙时发出的沙沙声。我张开翅膀，挂挡到“R”，后退，后退，再后退。
　　五
　　东莞是我的“此城”——我终于成熟，将自己又“嫁”了出去。
　　深圳是光滑的，然而冰凉；东莞是粗糙的，但却温暖。深圳是洋女郎，眼角眉梢都带着猫科动物的凶猛与妖娆；东莞是农民，刚换上西装学做城里人，笨手笨脚，行事不免僵硬，但却淳朴憨厚、实打实。够了；足够了。关于这个男人的谣言已足够多，但我还是和他“领了证”。
　　在成功者看来，从深圳搬到樟木头，是退而求其次的“失败之路”。我搬迁再搬迁，原只为寻找一处适合写作的居所。一路上我走得起伏跌宕，旁观者看得惊险连连，自己却浑然不觉。这一次搬到小镇，我不知是命运的恶意玩笑，还是另一个转机，只按动物求生的本能，顺着直觉往前走——也许会输，全盘皆输。然而我又有什么可输的？作为迁徙者，我是双重无产者——没有钱；不会方言。在我的行李里，只有沉甸甸的漂泊感。对我，身居哪城都是身居“他乡”，所以，樟木头又何妨？ 　　定居小镇，只保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却怡然无不平之意。日子可安闲处置——能写时写，写不动了晒晒太阳也好，不必小心翼翼，步步惊心。原来承认失败并非那样羞耻，居然，还获得了意外松绑。因为失败，那些颓唐、放诞和软弱的行为，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原谅；分分秒秒敲打太阳穴的钟摆，亦变得失效。身体还在，壅塞的内里却空了。因为空，麻木的心又重新找到了尖锐的痛。这痛一针一针，催逼着我去写、去写。
　　我慢慢领悟到——深圳一年对我至关重要。若没有经历那样的繁复华丽，我便不会明白素朴古雅的好。也许根本没有通往“远方”的甬道，而只有自己内心的顿悟——经过自我损毁、自我羞愧、自我感伤，再进入到自我修复，自我重建——我终于想通了。那些门和墙其实根本不存在，我是我自己的中心，我是我的神。
　　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诞生了——半山居、半都市。
　　宝山的小屋，被我誉为“桃花源”——茂盛的植物彼此挤挨，明朗得不得了的蓝天，夜来香浓郁，潺潺溪水声中混合着鸟鸣，一条羊肠山道蜿蜒迤逦。我是仙人，过着女版王维的生活。夜晚躺在床上，山风掠过全身，我禁不住慨叹——这是仙气啊。午后眺望青山，那是多么“嗨”的场面——像置身体育馆或剧场，万树丛丛伫立，然而，一切杂音都被消除，只有山风瑟瑟。我终于明白，原来安静才是更大的热情，更深切的幸福——大音希声；原来，最绝望之时才是最好的转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原来，没有更远的远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个孤单、落寞、闲散、黯淡的女人，正好可以简居、冥想、深思。生活删除掉多余、杂芜、增生，变得不能再简——写作、阅读、做饭、散步、睡觉。每日静坐，简洁安然，幡不动心也不动。心落入潺潺河水，一直沉一直沉，直沉到最底。
　　像鲁滨逊在荒岛，一个人在一间屋，空空荡荡。然而我并非空坐等老，而是空坐等字。等文字降临，如等绿豆发芽，昙花盛开，一树擎天。诡异的是，我身上那种古老的创作激情，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活跃。表面看，我每天写作四五小时，但事实上，一天的其余时间都在为这“黄金时间”做准备。第二天凌晨，像把U盘插入电脑，我能迅速地把思路接起来。
　　我几乎每天都写——凝神屏息、专心致志。当我打开电脑，类同将自己身体的隐形天线同时打开。魔法被启动后，我开始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暗示，将“无”变成“有”。北京辐射着压抑，乌鲁木齐辐射着偏狭，深圳辐射着焦躁，我那颗躁动的心，终于在樟木头的宝山安定了下来。虽然此城非彼城，但我终于明白，我的窗外不仅是山林和清泉，还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意境——是这些意境帮我过滤掉混沌，还原出生命的原色。
　　2012年年初，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写作调门。在北京我曾努力聆听京剧，在乌鲁木齐我试图嘶吼草原牧歌，在深圳我又被嘻哈环绕，我糊涂而迷茫，直至现在才明白——我属于阴性，我来自边疆。我像个孕妇，注意力变得无比敏锐，能清晰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心跳。我根本不敢相信，那胚胎会发展壮大，直至临盆。我每日敲打再敲打，像用柴火烧饭，一点一滴。这样的写作，谈不上历经寒暑堪破玄黄，但某种开阔还是徐徐显现。当我有意识地用直面现实的方式来描述人物时，我发现自己日渐慈柔。
　　我在这里写下了《工厂女孩》和《工厂男孩》。如果写作是一种舞蹈，它完全不是出自严密的构思，也没有预设的剧本，灵感的启动，完全是在一种不可预测的气氛中进行。事实上，当我创作《工厂女孩》时，根本没有清晰的目的，我只是写下了我此前从未体验、出乎自己意料，然而又多年在意念中向往的东西，我被新鲜感所牵引和裹挟，不断地敲打键盘，走火入魔。表面上，我写的是女工和男工，实质上，透露的是自己的观察、体会和质疑——这种写作让我着迷。这些作品并非靠一种智慧和理性可以获得，它们的到来更多是因为虔诚。
　　我是到了樟木头后，才廓清哈密对我的意义。
　　这两个小城都具有谣曲般质朴的魅力——樟树是植物，哈密瓜是果实。当我在樟木头回望哈密时，发现我的出生地简直是座不可思议的金矿，而在此前的记忆里，它只是座晦涩的，隐语般的空城。
　　当年离开哈密，我只是随大流地向往大城市，根本不具备乔伊斯反抗都柏林那样的深邃眼光。现在，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来处——哈密位于亚洲腹地边缘，是个绿洲小城，在它的地貌中，有大片大片的荒裸（没有一棵树，什么都没有，只是铺满石子的戈壁滩）。当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这个小城便如珍珠蒙尘般暗淡下去，但它确实有过辉煌的前史，绝非它现在所显现的那样寒酸。
　　渐渐地，我确定下写作的两个核心词——哈密、樟木头。我并未觉得它们的“小”是局限，相反，东天山的雪松、黄泥小屋、寡言的农人，莞樟路上的厢式貨车、大排档、穿工装的人 ，每一样，都让我充满热爱，充满书写欲望。
　　我发现，在深圳体验的绝望其实是个视觉骗局，当我把镜头转过来，放大自己而非缩小自己时，我便看到了更多。在和同龄写作者比较时，我还发现了自己的宽泛性——啊，在我那喝冰川水吃烤肉串，在葡萄园游荡的生活里，蕴藏着多少写作胚胎！
　　凌晨伊始，天光晦涩，我打开电脑，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外部的桎梏变得越来越轻——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无挂碍，无所求，只安静书写。手指翻飞时，世界开始旋转。六年过去了，虽然我的创痛史并未终结，但我的灵魂却慢慢壮大起来，一个“新我”在逐渐完成——“我”不再只是被身体豢养的躯壳，而有了自己的信仰，笃定的方向。我敲打再敲打，直至天色泛白。
　　原乡变成异乡，家乡变成故乡。
　　六
　　我的奶奶没有任何记忆留给我，让我总感觉自己恍如鬼魂，但我却比她幸运——我可以记录下我所身处的时代，厘清我将要去哪里，由此来确立我作为“人”的尊严。我写下自己的经历，同时也写下他人的，这些文字让我赢得了一些奖励，但我敢肯定地说，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离开哈密、乌鲁木齐和深圳，我将不会赢得它们。
　　2016年11月21日凌晨，北京朝阳区，十八层楼，我拉开窗帘，外面一片灰白。这一刻，我的脑海如闪电般亮起一行字——你的城市下雪了。
　　——是你的，不是我的……
　　我有我的空山明月，我的芙蓉青苔……
　　责任编辑 许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