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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先富群体”争当“村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显著特点。富人当选“村官”,既是农村精英群体的新追求,也是广大村民致富奔小康的理性选择,标志着村委会干部类型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是农村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能人村官”对于促进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加速农民致富奔小康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作为新生事物,“能人村官”还有很多缺陷和问题,我们要合理看待“能人村官”现象,通过健全法制等措施,将其引导至合理健康的科学发展轨道上去,发挥能人效应,带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基层民主进程。
关键词 能人 村官 贿选 家族势力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一、“能人村官 ”的产生途径
(一)主要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选举”执掌村党支部或村委会的公共权力。
在这里不合理的“选举”主要是指选举过程中的贿选现象。村委会候选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大利益。而深入分析我国近年来村委会贿选问题,可以发现其背后深层原因,就是发生贿选的地方,一般都是因为当选后可以从其权力中获取巨大收益。村委会在现行制度安排中掌握着近乎无限的财权和事权,而这种权利在目前的选举改革中没有得到缩小,反而有所膨胀。村委会成员特别是村委会主任拥有越来越多的实权,村委会拥有集体资产的支配权和建房、生育指标等各种审批权, 通过权力寻租,可获取很多非法收益。地区经济越发达,土地资源的价值越大,贿选也越有可能发生。因此,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积极争取获得村官的“宝座”。而合法的选举能够有效的促进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核心内容,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它不但增强了农民的民主素质,而且推动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趋于有序。,逐步完善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义。而另一方面,通过合法的选举来竞选村官,不仅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当选的村官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所以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选举制度,建立村民自治法律保障机制,注重培养政治素质强和致富能力强、文化素质高和工作水平高的“双强双高”型村级后备干部,逐步消除贿选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二)大学生选调也是能人村官产生的一个途径。
选调生一般都是由省委组织部在全省范围进行的高校优秀学生干部的选拔。
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这些大学生村官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创新精神,能够给农村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来获得村官的职务是能人村官产生的另一种途径。
近年来,许多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中都明确提出了招收乡镇公务员的要求,像今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就大量征召乡镇公务员,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从社会上吸收广大优秀人才当选村官,能有效地促进农村事业的发展。
二、“能人村官”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一)贿选及对策分析。
所谓“贿选”,即贿赂选举,通常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是指候选人或者与候选人相关的其他人员为了达到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目的,在选举期间用财物或其他利益收买选民、其他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行为。贿选既是民主的伴生物,也是民主的畸形产物。在村委会民主选举过程中, 贿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级党委和政府。近年来,贿选现象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出现了新的特点: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多样,间或有暴力活动参与其中; 额度越来越大,一张选票少则百元,多则千元、甚至万元。候选人之间竞争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钱的投入强度。贿选将民主变成一次买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风气,对基层民主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先富起来的精英已经很有钱了,但为什么还热衷于小小的村官呢?因为村官虽小,但权力很大,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是最诱人的蛋糕。这里不排除一部分人参选的高尚动机,但就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运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者来说,看重的是高额预期回报。
避免贿选的最好方法是增强选举过程中的透明度,强化各项制度建设。认真贯彻 “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和“四项权利”(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堵塞漏洞,建立起有效的预防机制,使贿选人感到即使当选,也无法获得原有的预期,甚至感到收益大大低于投入,从而打消行贿的念头。为此必须对贿选人当选后受益的主要对象即集体财产做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二)官商勾结与对策分析。
一些能人村官上任后,为己谋利,保护既得利益。通过参与村务决策获取利益,与商人勾结,至少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们毕竟与上面领导、部门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在了解相关政策、获取有关信息上肯定要便利点,商业机会相应可能会多一点。”持这种观点的参选者为数不少。在当前背景下,“先富群体”在农村政治格局中谋求一定地位,进而争取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承认支持,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在有了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源作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获得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有钱人藉着政治权力牟取非法利益,或者表现为社会某些经济集团使用资金扶植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些政客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其运用社会公众所授予的国家权力,为这些集团的利益服务,谋取由政治垄断带来的巨大利润,损害社会公众福祉。
要想避免官商勾结的出现,主要是加强政治制度建设,要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同时加强监督制度,严厉打击官商勾结的现象,从源头上制止官商勾结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加大民主监督力度,防止官商勾结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三)家族势力与封建迷信复兴及对策分析。
家族势力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复兴,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乡村,但这些都仅仅是形式上的。从现实的家族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并不具备传统家族活动所具有的典型的功能作用和组织特征。从功能上看,家族组织原有的政治统治、社会治安、族内调解及社会保障等功能已经或正在被其它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尤其是完备的国家政权系统和多样化的社会组织所代替执行。如家族完全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代表族民与政府进行直接对话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社会组织——村民小组等,当然更不用说进行治理或统治了。从组织上看,家族活动主要体现在修谱、建祠等方面,家族组织不仅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它已经丧失了惩罚族民的有效权力和制度保障及其合法性,新修的家谱和宗祠已经不再具备往日的神圣和权威。修谱、祭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们追宗念祖的一种方式,对这些活动的参与更多的只是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所以,家族势力正在利用这种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操纵村委会选举,试图通过控制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力来谋求本族的私利,把自身重新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要想有效地防止家族势力的复兴,我们加强新农村中的文化建设。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积淀,一旦形成,就具有持久性、稳定性、连续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的觉悟不断提升,家族势力等传统的腐朽势力终究会逐步消亡的。
三、“能人村官”的未来发展
(一)治理方式更加民主化。
“富人执政”是多数村民的政治诉求。当前,农民关注的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自身利益的实现,经过十几年基层民主的训练,他们并不简单地看待和对待选举,在投票背后是他们对村庄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利益的一种期待与要求。“村官不能只收钱不办事”,这是农民的普遍心声。农民需要一个在社区和乡村范围内为他们提供经济活动方面的服务组织,需要有能力、有经验、有热情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能带领他们致富的领头人。而“先富群体”的某种榜样、示范效应,以及他们在“施政纲领”中强调让大家富起来,这对农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在这种认识下,“先富群体”对普通村民来讲无疑是更具有竞争力和当选资格的群体,这就必然要把“先富群体”推向农村政治舞台的前沿。同时,随着《村民组织法》的实施,农民在参政议政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逐步落实,极大地提高了选举的民主程度,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这就使得“富人”当选村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选择富人为自己“执政”,说明农民们的新政治理念正在形成,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满足现状转变到“富而思进”而不苟安一时,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的发展轨道上。
(二)整体素质提高。
村官整体知识水平与道德素质逐步提高、从带领村民共同富裕走向引领新农村建设潮流,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和谐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能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民的增收致富,需要先富起来的能人带领。从能力和实力上讲,经过多年商海搏击,这些人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显示了他们高出一般农民的能力和水平,这个群体贡献出聪明才智和一部分劳动所得,直接受益的是农民群众。实践表明,多数富人执掌村政后,村子的名气大增,村民的收入增加,村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并没有违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也没有违背选民的意愿。富人由于经济实力获得某些天然优势,只要这种优势不成为操纵的力量,危害到民意民心,都不是问题。对于村民而言,选择“富人为村官”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的考虑,而且还关系到谁来管理村落发展、村落资源开发与保护等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层面的考虑。这说明村委会干部在农村发展中地位日益重要,村委会干部类型也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在村民选择的意义上看,这是主流,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富人”本身而言,“当上‘村官’,既是荣耀更是责任,既有权力也有约束。”
总之,“能人村官”这一新生事物在不断成长的同时,必然也会出现许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我们要合理看待能人村官这一现象的出现,通过健全法制等措施,将其引入合理健康的轨道上去,发挥能人的效应,带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的繁荣昌盛。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高福生. 能人治村值得期待.新西部, 2006,(07) .
[2]黄位刘. 政治善事不应鼓励 . 当代广西 , 2005,(06) .
[3]贺士敬等. 春风催开花千树_响水县培育经济能人村官纪实. 江苏农村经济 , 2003,(08).
[4]包永辉,姚晓娜. 大胆起用农村能人当村官. 瞭望新闻周刊 , 2002,(04).
[5]刘须忠. 让黑头村官下岗.乡镇论坛 , 2003,(12).
关键词 能人 村官 贿选 家族势力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一、“能人村官 ”的产生途径
(一)主要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选举”执掌村党支部或村委会的公共权力。
在这里不合理的“选举”主要是指选举过程中的贿选现象。村委会候选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大利益。而深入分析我国近年来村委会贿选问题,可以发现其背后深层原因,就是发生贿选的地方,一般都是因为当选后可以从其权力中获取巨大收益。村委会在现行制度安排中掌握着近乎无限的财权和事权,而这种权利在目前的选举改革中没有得到缩小,反而有所膨胀。村委会成员特别是村委会主任拥有越来越多的实权,村委会拥有集体资产的支配权和建房、生育指标等各种审批权, 通过权力寻租,可获取很多非法收益。地区经济越发达,土地资源的价值越大,贿选也越有可能发生。因此,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积极争取获得村官的“宝座”。而合法的选举能够有效的促进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核心内容,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它不但增强了农民的民主素质,而且推动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趋于有序。,逐步完善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义。而另一方面,通过合法的选举来竞选村官,不仅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当选的村官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所以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选举制度,建立村民自治法律保障机制,注重培养政治素质强和致富能力强、文化素质高和工作水平高的“双强双高”型村级后备干部,逐步消除贿选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二)大学生选调也是能人村官产生的一个途径。
选调生一般都是由省委组织部在全省范围进行的高校优秀学生干部的选拔。
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这些大学生村官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创新精神,能够给农村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来获得村官的职务是能人村官产生的另一种途径。
近年来,许多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中都明确提出了招收乡镇公务员的要求,像今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就大量征召乡镇公务员,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从社会上吸收广大优秀人才当选村官,能有效地促进农村事业的发展。
二、“能人村官”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一)贿选及对策分析。
所谓“贿选”,即贿赂选举,通常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是指候选人或者与候选人相关的其他人员为了达到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目的,在选举期间用财物或其他利益收买选民、其他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行为。贿选既是民主的伴生物,也是民主的畸形产物。在村委会民主选举过程中, 贿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级党委和政府。近年来,贿选现象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出现了新的特点: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多样,间或有暴力活动参与其中; 额度越来越大,一张选票少则百元,多则千元、甚至万元。候选人之间竞争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钱的投入强度。贿选将民主变成一次买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风气,对基层民主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先富起来的精英已经很有钱了,但为什么还热衷于小小的村官呢?因为村官虽小,但权力很大,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是最诱人的蛋糕。这里不排除一部分人参选的高尚动机,但就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运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者来说,看重的是高额预期回报。
避免贿选的最好方法是增强选举过程中的透明度,强化各项制度建设。认真贯彻 “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和“四项权利”(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堵塞漏洞,建立起有效的预防机制,使贿选人感到即使当选,也无法获得原有的预期,甚至感到收益大大低于投入,从而打消行贿的念头。为此必须对贿选人当选后受益的主要对象即集体财产做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二)官商勾结与对策分析。
一些能人村官上任后,为己谋利,保护既得利益。通过参与村务决策获取利益,与商人勾结,至少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们毕竟与上面领导、部门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在了解相关政策、获取有关信息上肯定要便利点,商业机会相应可能会多一点。”持这种观点的参选者为数不少。在当前背景下,“先富群体”在农村政治格局中谋求一定地位,进而争取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承认支持,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在有了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源作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获得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有钱人藉着政治权力牟取非法利益,或者表现为社会某些经济集团使用资金扶植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些政客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其运用社会公众所授予的国家权力,为这些集团的利益服务,谋取由政治垄断带来的巨大利润,损害社会公众福祉。
要想避免官商勾结的出现,主要是加强政治制度建设,要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同时加强监督制度,严厉打击官商勾结的现象,从源头上制止官商勾结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加大民主监督力度,防止官商勾结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三)家族势力与封建迷信复兴及对策分析。
家族势力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复兴,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乡村,但这些都仅仅是形式上的。从现实的家族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并不具备传统家族活动所具有的典型的功能作用和组织特征。从功能上看,家族组织原有的政治统治、社会治安、族内调解及社会保障等功能已经或正在被其它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尤其是完备的国家政权系统和多样化的社会组织所代替执行。如家族完全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代表族民与政府进行直接对话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社会组织——村民小组等,当然更不用说进行治理或统治了。从组织上看,家族活动主要体现在修谱、建祠等方面,家族组织不仅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它已经丧失了惩罚族民的有效权力和制度保障及其合法性,新修的家谱和宗祠已经不再具备往日的神圣和权威。修谱、祭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们追宗念祖的一种方式,对这些活动的参与更多的只是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所以,家族势力正在利用这种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操纵村委会选举,试图通过控制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力来谋求本族的私利,把自身重新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要想有效地防止家族势力的复兴,我们加强新农村中的文化建设。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积淀,一旦形成,就具有持久性、稳定性、连续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的觉悟不断提升,家族势力等传统的腐朽势力终究会逐步消亡的。
三、“能人村官”的未来发展
(一)治理方式更加民主化。
“富人执政”是多数村民的政治诉求。当前,农民关注的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自身利益的实现,经过十几年基层民主的训练,他们并不简单地看待和对待选举,在投票背后是他们对村庄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利益的一种期待与要求。“村官不能只收钱不办事”,这是农民的普遍心声。农民需要一个在社区和乡村范围内为他们提供经济活动方面的服务组织,需要有能力、有经验、有热情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能带领他们致富的领头人。而“先富群体”的某种榜样、示范效应,以及他们在“施政纲领”中强调让大家富起来,这对农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在这种认识下,“先富群体”对普通村民来讲无疑是更具有竞争力和当选资格的群体,这就必然要把“先富群体”推向农村政治舞台的前沿。同时,随着《村民组织法》的实施,农民在参政议政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逐步落实,极大地提高了选举的民主程度,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这就使得“富人”当选村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选择富人为自己“执政”,说明农民们的新政治理念正在形成,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满足现状转变到“富而思进”而不苟安一时,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的发展轨道上。
(二)整体素质提高。
村官整体知识水平与道德素质逐步提高、从带领村民共同富裕走向引领新农村建设潮流,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和谐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能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民的增收致富,需要先富起来的能人带领。从能力和实力上讲,经过多年商海搏击,这些人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显示了他们高出一般农民的能力和水平,这个群体贡献出聪明才智和一部分劳动所得,直接受益的是农民群众。实践表明,多数富人执掌村政后,村子的名气大增,村民的收入增加,村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并没有违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也没有违背选民的意愿。富人由于经济实力获得某些天然优势,只要这种优势不成为操纵的力量,危害到民意民心,都不是问题。对于村民而言,选择“富人为村官”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的考虑,而且还关系到谁来管理村落发展、村落资源开发与保护等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层面的考虑。这说明村委会干部在农村发展中地位日益重要,村委会干部类型也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在村民选择的意义上看,这是主流,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富人”本身而言,“当上‘村官’,既是荣耀更是责任,既有权力也有约束。”
总之,“能人村官”这一新生事物在不断成长的同时,必然也会出现许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我们要合理看待能人村官这一现象的出现,通过健全法制等措施,将其引入合理健康的轨道上去,发挥能人的效应,带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的繁荣昌盛。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高福生. 能人治村值得期待.新西部, 2006,(07) .
[2]黄位刘. 政治善事不应鼓励 . 当代广西 , 2005,(06) .
[3]贺士敬等. 春风催开花千树_响水县培育经济能人村官纪实. 江苏农村经济 , 2003,(08).
[4]包永辉,姚晓娜. 大胆起用农村能人当村官. 瞭望新闻周刊 , 2002,(04).
[5]刘须忠. 让黑头村官下岗.乡镇论坛 , 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