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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在继续，研究也在继续
社会是否和谐可以通过一个指标体系被测算出来——10月12日，在力倡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次日，北京市统计局《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出炉。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将在每年9月公布北京市社会和谐指数。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北京市统计局是目前国内多个正研究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政府、研究机构中，第一家完成指标体系建构并拿出测算结果的单位。
验证和谐民意不可或缺
于秀琴所指的测算体系，包括三个大类20个指标，是北京市统计局从去年开始研究，并经国家统计局、北京社科院多方讨论，几次修改后才确定体系框架。
三大类指标中，两大类是反映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的客观指标，包括贫富差距、环境资源、社会保障、舆情反映等子项；另一类是主观指标，包括幸福感、对和谐社会认同度等六个子项。
两类客观指标，来自北京市各政府部门2001到2005年间已有的统计数字，主观指标则来自今年7月，市统计局通过电话对7118位18到70岁的市民(包括外地来京者)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
由于以往缺少对市民的抽样调查，所以这次获得的主观指标并未参与最终指数的计算，但于秀琴表示“要最终验证北京市和谐社会总指数结果的客观性，民意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46．9％的市民认为社会和谐，42．9％的市民认为社会一般和谐。这个结果显示，市民的主观感受基本符合依据两类客观指标所得出的结论：北京社会发展总体和谐，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明显。
10月17日下午，新浪网上一个名为北京统计局的博客在出现了四天后消失，这个博客在13日刊登了北京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的部分内容。新浪网一位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删除博客是应北京市统计局的要求。
于秀琴向本刊表示，要求网站删除，不是因为这个报告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博客的开设未经统计局同意。
前述新浪网负责人表示，“也许现阶段，北京市统计局对这项研究还是希望保持低调。”
“的确，利用这个体系来测算社会和谐程度，对我们来说只是一项刚刚开始的研究工作。”于秀琴说，以后能否产生实际作用，比如加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还需要看一看，所以我们需要低调。
争议正热
只有一成的北京市民认为社会不和谐。“如果社会和谐程度如此之高，中央还需要这样强力地提倡创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吗？”面对北京市的统计结果，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社会学家有些疑惑。
社会和谐程度能否测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国外至今尚无同类研究可资借鉴，国内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还缺乏成熟理论体系的支持，学界内部、政府部门之间争议不小，他们建议各地政府引入和谐社会指数统计需要谨慎。
仅就北京市统计局构建的这套指标体系能否实现其初衷，不同的专家间就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判。
上文提及的那位社会学家认为，这套体系框架还有值得推敲的部分，比如，构成社会冲突的贫富差距、劳资纠纷、干群矛盾三大问题中，仅贫富差距一项被列入社会冲突客观指标的统计，其他两方面未有体现；而舆情反映一栏内信访办接待集体上访批次的数量，反映的是社会冲突的加剧还是社会协调机制的效果？
此外，这个报告对统计结果的解释也存在可商榷之处。这位专家认为，反映社会冲突现况和社会协调机制效果的两类客观指标设计，并不互相对应，从学理上无法得出近五年社会冲突逐渐缓和是相应的社会协调机制在起作用。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齐心，曾到北京市统计局参与过一次讨论，他向本刊表示，这套指标体系设计基本科学，报告分析合理，可以反映北京市社会和谐程度的发展情况。
于秀琴说，这个指标体系从理论出发，经由专家学者讨论决定，数据由权威部门提供，科学性和真实性都可以得到保证。
中央党校社科部主任严书翰的意见是：“这项研究还需要一个逐步探讨完善的过程。”
遍地开花
“如果不纠缠于讨论这种研究是否科学，还是能从中看到执政理念上的可喜变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自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后，各地政府已经逐渐放弃唯GDP论，开始关注更重民生的“软指标”。
“北京做和谐社会指数研究，是希望为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量化的决策依据。”于秀琴向本刊记者表示。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多个地方政府着手进行这些“软指标”的研究工作。
去年，南京市传出一个“社区和谐度”研究：依据包括96项指标的一套评价标准，南京玄武区锁金村街道测出“社区和谐度”达91％。
今年1月，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拿出一个包涵社会发展、公平、保障等六方面39个指标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公开征询意见。10月13日下午，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要求抓紧制订和完善这个体系。
西安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提到要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各地政府准备将和谐社会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构想，被解读为对“民生”的关切。而不少专家则建议应慎行。
严书翰向本刊记者表示，这套指标体系刚投入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持，本身还不成熟，各地政府如果对测算和谐指数一哄而上，可能变成“唯GDP论”的另一种重复，不但研究结果不可信，而且可能“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建议，不如将一些反映民生状况的硬性指标，如社会保障、受教育程度等加入政绩考核体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和谐社会研究的李伟教授认为，有些指标反映的问题不是地方政府自己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空气质量指标，是应立足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考察的因素，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定不适用。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范围的考核体系，中科院的一位社会学家向本刊表示，从这个现实层面看，各地政府依据不同体系得出的和谐指数之间尚不具可比性，还不能用于考核政绩。
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中，还运用了不少主观指标，李伟告诉本刊记者，主观指标不能同步反映科研结果。就幸福感而言，一些调查结果显示，越是闭塞的地区，居民的幸福度就越高，难道说经济越不发达就越幸福吗？“原因在于每个人依据的参照系不同。”
他认为，这些主观指标应用于分析、寻找原因而不是评估出一个结果。
争论在继续，研究也在继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社会发展指标研究，并将此视为社会和谐问题研究发端的中国社科院专家朱庆芳，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11月底，她也要推出一个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涵盖全国范围。
社会是否和谐可以通过一个指标体系被测算出来——10月12日，在力倡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次日，北京市统计局《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出炉。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将在每年9月公布北京市社会和谐指数。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北京市统计局是目前国内多个正研究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政府、研究机构中，第一家完成指标体系建构并拿出测算结果的单位。
验证和谐民意不可或缺
于秀琴所指的测算体系，包括三个大类20个指标，是北京市统计局从去年开始研究，并经国家统计局、北京社科院多方讨论，几次修改后才确定体系框架。
三大类指标中，两大类是反映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的客观指标，包括贫富差距、环境资源、社会保障、舆情反映等子项；另一类是主观指标，包括幸福感、对和谐社会认同度等六个子项。
两类客观指标，来自北京市各政府部门2001到2005年间已有的统计数字，主观指标则来自今年7月，市统计局通过电话对7118位18到70岁的市民(包括外地来京者)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
由于以往缺少对市民的抽样调查，所以这次获得的主观指标并未参与最终指数的计算，但于秀琴表示“要最终验证北京市和谐社会总指数结果的客观性，民意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46．9％的市民认为社会和谐，42．9％的市民认为社会一般和谐。这个结果显示，市民的主观感受基本符合依据两类客观指标所得出的结论：北京社会发展总体和谐，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明显。
10月17日下午，新浪网上一个名为北京统计局的博客在出现了四天后消失，这个博客在13日刊登了北京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的部分内容。新浪网一位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删除博客是应北京市统计局的要求。
于秀琴向本刊表示，要求网站删除，不是因为这个报告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博客的开设未经统计局同意。
前述新浪网负责人表示，“也许现阶段，北京市统计局对这项研究还是希望保持低调。”
“的确，利用这个体系来测算社会和谐程度，对我们来说只是一项刚刚开始的研究工作。”于秀琴说，以后能否产生实际作用，比如加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还需要看一看，所以我们需要低调。
争议正热
只有一成的北京市民认为社会不和谐。“如果社会和谐程度如此之高，中央还需要这样强力地提倡创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吗？”面对北京市的统计结果，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社会学家有些疑惑。
社会和谐程度能否测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国外至今尚无同类研究可资借鉴，国内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还缺乏成熟理论体系的支持，学界内部、政府部门之间争议不小，他们建议各地政府引入和谐社会指数统计需要谨慎。
仅就北京市统计局构建的这套指标体系能否实现其初衷，不同的专家间就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判。
上文提及的那位社会学家认为，这套体系框架还有值得推敲的部分，比如，构成社会冲突的贫富差距、劳资纠纷、干群矛盾三大问题中，仅贫富差距一项被列入社会冲突客观指标的统计，其他两方面未有体现；而舆情反映一栏内信访办接待集体上访批次的数量，反映的是社会冲突的加剧还是社会协调机制的效果？
此外，这个报告对统计结果的解释也存在可商榷之处。这位专家认为，反映社会冲突现况和社会协调机制效果的两类客观指标设计，并不互相对应，从学理上无法得出近五年社会冲突逐渐缓和是相应的社会协调机制在起作用。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齐心，曾到北京市统计局参与过一次讨论，他向本刊表示，这套指标体系设计基本科学，报告分析合理，可以反映北京市社会和谐程度的发展情况。
于秀琴说，这个指标体系从理论出发，经由专家学者讨论决定，数据由权威部门提供，科学性和真实性都可以得到保证。
中央党校社科部主任严书翰的意见是：“这项研究还需要一个逐步探讨完善的过程。”
遍地开花
“如果不纠缠于讨论这种研究是否科学，还是能从中看到执政理念上的可喜变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自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后，各地政府已经逐渐放弃唯GDP论，开始关注更重民生的“软指标”。
“北京做和谐社会指数研究，是希望为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量化的决策依据。”于秀琴向本刊记者表示。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多个地方政府着手进行这些“软指标”的研究工作。
去年，南京市传出一个“社区和谐度”研究：依据包括96项指标的一套评价标准，南京玄武区锁金村街道测出“社区和谐度”达91％。
今年1月，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拿出一个包涵社会发展、公平、保障等六方面39个指标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公开征询意见。10月13日下午，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要求抓紧制订和完善这个体系。
西安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提到要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各地政府准备将和谐社会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构想，被解读为对“民生”的关切。而不少专家则建议应慎行。
严书翰向本刊记者表示，这套指标体系刚投入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持，本身还不成熟，各地政府如果对测算和谐指数一哄而上，可能变成“唯GDP论”的另一种重复，不但研究结果不可信，而且可能“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建议，不如将一些反映民生状况的硬性指标，如社会保障、受教育程度等加入政绩考核体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和谐社会研究的李伟教授认为，有些指标反映的问题不是地方政府自己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空气质量指标，是应立足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考察的因素，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定不适用。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范围的考核体系，中科院的一位社会学家向本刊表示，从这个现实层面看，各地政府依据不同体系得出的和谐指数之间尚不具可比性，还不能用于考核政绩。
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中，还运用了不少主观指标，李伟告诉本刊记者，主观指标不能同步反映科研结果。就幸福感而言，一些调查结果显示，越是闭塞的地区，居民的幸福度就越高，难道说经济越不发达就越幸福吗？“原因在于每个人依据的参照系不同。”
他认为，这些主观指标应用于分析、寻找原因而不是评估出一个结果。
争论在继续，研究也在继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社会发展指标研究，并将此视为社会和谐问题研究发端的中国社科院专家朱庆芳，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11月底，她也要推出一个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涵盖全国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