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滑、宏观政策微调的背景下，民营资本又迎来了一个“纸面上的春天”。
　　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能源、电信、医疗等领域建设。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等部委纷纷发布支持民资进入的相关文件。这被视作是过去“非公经济36条”细则的落实。
　　对于这次的“春天”，从宏观层面上来理解，决策层有将经济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的意图，而并不仅仅是像2008年那样单纯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反而将结构矛盾问题进行了固化。
　　不过，和“调结构”这样的老调重弹一样，这一次的“春天”，看起来依然是口号大于实际。
　　“铁路负债累累，拉民资埋单；医院仅允许非营利的；小贷公司可转村镇银行，但至今没转一个。山西煤矿、陕北油田‘国有化’，过河拆桥，侵犯民间产权，从没有个说法，这让人如何能有信心？”有经济学家质疑。
　　在“稳增长”的宏调基调下，放开民资甚至被怀疑是一场“鸿门宴”。
　　导致这样的怀疑，与过去民资在进入垄断领域时所遇到的一系列“玻璃门”、“弹簧门”有关，是折戟而回的经验总结。
　　以民航领域为例，2005年政策放开后，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曾出现一段小高潮，但很快就死的死，散的散，多数重归国有化。在这其中，黄金航线、机票价格、银行贷款的受限都是重要的原因。民营航空反被国营航空斥为搅局者、低价恶劣竞争者。
　　在铁路领域，也曾有民营公司介入货运领域，但因铁路的运营、定价、结算等环节依然是铁道部管理，最终也是无功而返。在其他一些公用事业领域，民资进入的效果也并不理想，退的退，没有退的，也饱受“逐利提价”的指责。
　　过往的经验予人提醒，所谓竞争格局中的“调结构”，并不是简单地对民资说，你来吧，大门为你敞开，也不是简单在书面政策制定上列出多少细则。改善竞争结构，还在于体制改变的深度。
　　民资之所以进进出出，并非是那些行业涉及“国计民生”，根本不是民资的逐利之地，而主要是因为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还是没有摆脱“审批经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要审批，企业向各级政府要审批，价格审批、牌照审批、贷款审批，各种审批使得民资在进入之后缺乏足够的经营自主权，处处受限。
　　而由于垄断领域长期由国有企业经营，民资进去之后，因为体量小，背景弱，难以和享受政策及财政补贴的大型国企平等竞争，最后或因亏损选择退出，或在夹缝之中生存。
　　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产权保护，民资在进入初期虽能与政府握手言欢，但在碰到困难之时，可能就会面临着政府部门的“清理”，出现像太子奶李途纯、东星航空兰世立这样的悲剧，哀叹自己“夜壶”的命运。
　　这些，才是“非公经济36条”所遭遇的“玻璃门”的真正含义所在。这其实不是玻璃门，而是体制性的“钢门”。
　　如果不改变这些问题，民资在进入前后，只能攀附权力和大国企，而这只会催生新的腐败，再次被贴上权贵资本主义的标签。
　　因此，放开民资，并不仅仅是下几个文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改变这种“审批经济”，破除行政垄断和国企垄断，树立公平竞争的理念。
　　另一方面，对于民资而言，进入垄断行业需要保持健康的心态，这些行业一般投资回报周期长，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急功近利只会助长腐败之风，导致民怨，在道义上，丧失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