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周三，儿子在体育课上被老师“提小鸡”了，就是违反某个指令，被老师抓住胳膊像抓小鸡一样提到一边去。儿子说，他当时真想抓起跳绳抽一下老师。还说，以后不想上体育课了，很多同学无论男生女生都被提过小鸡。
　　我问他原因，他自然不会一下子告诉我。看我态度温和，确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会批评他，他才断断续续告诉我，因为长跑三圈，第一圈他跑下来觉得胸口不舒服，他停下来，老师就惩罚他。
　　“那你告诉老师你身体不舒服啊。”
　　“老师不会听我说的。”
　　“那你给老师写成书面的，过后解释一下也行，总之不要让老师误会你是故意捣蛋。”我是告诉他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沟通总是有办法的。结果儿子说，如果老师知道了他身体不舒服，就会送他去校医务室。
　　“那好啊，老师很关心学生啊。”
　　“可是，我这也不严重，也不想这么费事。好吧，下次我争取不被老师惩罚吧。”
　　周四，儿子早上就不想去上学，因为有体育课。他说，那个跳绳他总搞不好。我明白了，但不跟他“妥协”：“你先去，等到周末我们一起来练习跳绳吧。”
　　当天晚上他就病了，呕吐，周五早上一口饭没吃。看出我没有让他不上学的意思，就提出能否给他请体育课的假。我以他的名义给老师写了说明，他轻松地上学去了。但是那天，体育课恰好取消了，大概觉得自己白请假了有点失落，周五晚上，他继续呕吐。
　　儿子今年就病了一两回。上次是吃多了冰激凌，这次，没有多少饮食生理上的失误，大概就是精神紧张了。精神紧张也是孩子呕吐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了解儿子，三岁时候，磕掉牙之后老生病，一年没有长身体，医生说，除了门牙磕掉影响进食之外，受了惊吓也是原因。他刚出生被误诊为没有听力，常常去做听力测试，受过很多惊吓，我们恐怕已经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我想，体育课的事情必须得想想办法。我对丈夫说，儿子现在睡着了，但心里压着东西，小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敏感脆弱，而天真和蛮横往往又掩盖了这些。
　　周六早上，儿子到我的床边来，我就对他说：“我做梦了，梦见上体育课，体育老师来提小鸡，结果他的胳膊太累，掉在地上了，像商场里掉了胳膊的模特儿那样。”儿子开心地笑起来：“搞惩罚的人自己也被惩罚了，这不是你的坏事，是他的坏事。”接着他问，“是你小时候的体育老师还是我的体育老师？”我说，“是我小时候的体育老师。”他问，“那你被提过小鸡吗？”我说：“被提过呀，五六次呢，我因为近视眼，体育太差。”我又夸他体育课表现比我好多了。他正在看一本《看历史》杂志，我就给他讲了一点文革时期学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学生可以随便打老师，可以当白卷英雄。“儿子，你说，究竟老师管学生合理一点，还是学生打老师合理一点？”儿子自然选择了前者。
　　到此为止，似乎让他发泄完了在体育课上受到的委屈，回归到了应有的理性。
　　然后，我就给他讲，我们在体育课上犯点小错误，体育老师处理学生的方法有点小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就像你这次生病，生点小病好啊，可以调动身体的免疫系统操练一下，还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健康，这样就可以不得大病了。人不怕小病和小错，就怕大病和大错。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能力更大的人，就要不断从小错中总结，以免犯大错。大人物犯大错是非常可怕的，小人物犯大错也是可怕的。但，人又不能不犯错误，所以，小错小病很好啊。
　　儿子听完了，又跟我说：“某位女老师在课堂上说某位调皮同学是傻蛋。”我问他，“大家都听见了吗？”他说他听见了。我对这件事的真实性有所怀疑，我担心孩子可能会臆想或者用童话手法来表达内心曲折的东西。于是我不深究，只是告诉他不必再去讲给别人。我告诉他，在文革年代，当学校都不让学生学习的时候，还有人偷偷学习，比如那些北大的老师。我就点了几位儿子认识的北大老师的名字，我说，“几十年之后，我们就知道每个人对自己行为选择的结果是什么了。”
　　我告诉儿子，不管同学捣乱也好，老师说傻蛋也好，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一个人自己要有定力。一个人，既需要体育课上好好配合老师指令，完成动作，也需要在另外一些时候，和他人的行为不动声色划清界线，就算是老师、父母有不当行为，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身上自然有好的东西归你学习。总之，隐恶扬善，见贤思齐吧。
　　儿子似乎一下豁然了。问我：“法国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美国女权运动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他心里的疙瘩大概不存在了。
　　果然，早上，吃了饭，他自己上钢琴课去了。这次儿子生病，没有吃药，我给他的“方子”，就是这些琐碎的谈话。漫不经心的处心积虑的谈话，像针灸一样，打通他情绪的穴道。
　　但是，为了让他下周轻松去上体育课，恐怕这个周末还要做些实事：陪他练好跳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