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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84岁的慰安妇,两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她坚称“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她一生走不出那段历史的阴影,晚年贫病交加,又遭身边人的歧视,这让她生活在另一种现实的阴影里。可她仍然坚强、乐观、爱美……
她被称作“日本娘”
84岁的陈金玉老人,一生不曾学会识文断句。她更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书卷的一部分。
即使是大特写,也很难辨识出老人脸上的那几道伤疤。60多年的光阴,已将它们融为皱纹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伤疤始终刻在老人的心上——她是位慰安妇。
当地人把慰安妇称作“日本娘”,意即日本人的新娘。对陈金玉来说,这是最侮辱人的一种称呼。
陈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的北赖下村。她一生的头75年里,几乎没有到过家门口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慰安妇服务处”,也距她家门口不过数公里。她常常“一不小心”就路过那里。如今,那里拆了,建起了一片商铺。
然而,有些东西是永远拆不掉的。几十年来,陈金玉经常做噩梦,梦里日本兵追她,她不停地跑,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兵,到处是光秃秃的,没有躲藏的地方。惊醒之后,她常常“吓得心怦怦乱跳,全身都在颤抖”。
“那时,我才14岁!”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4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没有被放过。”
如今,她的大腿、脸上、口腔,有好几处日本人留下的伤痕。
这些伤痕伴随了她大半个世纪,可她从没想过去讨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协组织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一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这个满口黎语的瘦小的老妇人。
她的生活半径一下子超出了这个到处是椰林的海岛。这个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开始了她与时间的一场马拉松赛跑。
2001年7月,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一审败诉。几年间,4位老人相继离世。
2008年12月,骨瘦如柴的陈金玉终于走出家乡,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费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审中出庭。
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腰已经弯曲成大钝角。小儿子好几次看见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滚,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这位病弱的老人给当庭的60多位旁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法官问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况时,老人在讲了一半之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时,我才14岁呀!”
因为过于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律师们为阿婆请来保健医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次年,老人的背弯得更厉害了,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再赴日本。
她说:“就是爬,也要爬去讨回一个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头发梳了又梳,戴上一顶航空公司送给她的新帽子。
“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这个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说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诉讼主体、海牙公约这些词,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赢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说:“要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
二审再次败诉。这位倔强的老人用土语嚷道:“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可只有这位八旬老人自己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随着身体越来越差,她甚至害怕出门,担心一走远就再也回不了家。
从日本返回海口的当晚,由于广州下大雨导致老人乘坐的航班备降珠海,待航班飞到广州时已经是深夜12点。航空公司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愿意为她安排免费食宿,可老人执意要回海口。她说,自己“只想回家,再晚也得回家”。航空公司不得不让她乘坐最后一个航班回到了海南。
老人如此惦念自己的家,其实在很多人眼里,那简直不像一个家。
两间矮小的破黑屋,没有一扇窗子,屋里唯一称得上电器的,是5瓦的灯泡。屋里唯一能看到色彩鲜艳的东西,是陈金玉20多年前为自己织的一条麻布筒裙,筒裙上红、绿、黄线条相间组成美丽的图案,只有在节日,老人才会穿上它。
小屋前摆放着老人的棺材,因为没有油漆,又经10多年的风雨侵蚀,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
偶尔,老人也会看着棺材,伤感地自言自语:“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了。”
老伴是一生中最亲的人
在老人的一生中,相伴她最久的除了那些伤疤,就是一只镯子了。
她说:“这个镯子是20多年前,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取下废弃的暖水瓶上的铝,我给它弯成了一个镯子,老伴帮着打磨光滑,一直戴到了现在。”
在老人眼里,已经离世10多年的老伴,是她一生中最亲的人。“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尽管知道她的那段经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
在儿子文大英的眼里,母亲是个极会享受生活的人。“妈每天4点多就起床了,现在是冬天,她会先烤烤火,然后做自己最喜欢吃的饭菜,把粥煮得烂烂的。”
文大英说,身体好时,她在小屋前纺棉花,做筒裙,晒萝卜干,每天下午4点多,她就会自己抱着一小捆柴禾,烧上热水,慢慢擦洗自己的身体,然后舒舒服服躺下睡觉。
当然,“日本娘”的称呼还是会时不时从她家门口飘过。她说,这么多年来,甚至路边的小孩都为此奚落她。有人嘲讽她:“以前干过那样的事,干嘛不干脆嫁给日本人,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为此,陈金玉从不愿意去邻里家串门,她受不了邻居们偶尔暴露出来的异样眼光,也受不了有时无话可说的冷场。
最让她难过的是,自己的孙辈也这样看她。有一次,她的孙女对她说,不应该站出来去指控日军的种种暴行,更不应该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再拿出来给别人说。
这位天性乐观的老人,如今爱上了看电视。偶尔,她会乐颠颠地去一个有小彩电的孙子家呆会儿,她听不懂电视里的话,可她很喜欢“花花绿绿”的色彩,但很快,她的眼睛就会疼,簌簌地掉泪,她感叹自己“实在太老了”。
只有跟5岁的重孙在一起,她才会忘掉自己的年龄。她弓着腰,跟着小屁孩,一丝不苟地学说普通话“吃饭”、“你好”。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1.13
她被称作“日本娘”
84岁的陈金玉老人,一生不曾学会识文断句。她更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书卷的一部分。
即使是大特写,也很难辨识出老人脸上的那几道伤疤。60多年的光阴,已将它们融为皱纹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伤疤始终刻在老人的心上——她是位慰安妇。
当地人把慰安妇称作“日本娘”,意即日本人的新娘。对陈金玉来说,这是最侮辱人的一种称呼。
陈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的北赖下村。她一生的头75年里,几乎没有到过家门口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慰安妇服务处”,也距她家门口不过数公里。她常常“一不小心”就路过那里。如今,那里拆了,建起了一片商铺。
然而,有些东西是永远拆不掉的。几十年来,陈金玉经常做噩梦,梦里日本兵追她,她不停地跑,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兵,到处是光秃秃的,没有躲藏的地方。惊醒之后,她常常“吓得心怦怦乱跳,全身都在颤抖”。
“那时,我才14岁!”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4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没有被放过。”
如今,她的大腿、脸上、口腔,有好几处日本人留下的伤痕。
这些伤痕伴随了她大半个世纪,可她从没想过去讨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协组织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一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这个满口黎语的瘦小的老妇人。
她的生活半径一下子超出了这个到处是椰林的海岛。这个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开始了她与时间的一场马拉松赛跑。
2001年7月,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一审败诉。几年间,4位老人相继离世。
2008年12月,骨瘦如柴的陈金玉终于走出家乡,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费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审中出庭。
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腰已经弯曲成大钝角。小儿子好几次看见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滚,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这位病弱的老人给当庭的60多位旁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法官问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况时,老人在讲了一半之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时,我才14岁呀!”
因为过于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律师们为阿婆请来保健医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次年,老人的背弯得更厉害了,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再赴日本。
她说:“就是爬,也要爬去讨回一个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头发梳了又梳,戴上一顶航空公司送给她的新帽子。
“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这个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说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诉讼主体、海牙公约这些词,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赢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说:“要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
二审再次败诉。这位倔强的老人用土语嚷道:“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可只有这位八旬老人自己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随着身体越来越差,她甚至害怕出门,担心一走远就再也回不了家。
从日本返回海口的当晚,由于广州下大雨导致老人乘坐的航班备降珠海,待航班飞到广州时已经是深夜12点。航空公司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愿意为她安排免费食宿,可老人执意要回海口。她说,自己“只想回家,再晚也得回家”。航空公司不得不让她乘坐最后一个航班回到了海南。
老人如此惦念自己的家,其实在很多人眼里,那简直不像一个家。
两间矮小的破黑屋,没有一扇窗子,屋里唯一称得上电器的,是5瓦的灯泡。屋里唯一能看到色彩鲜艳的东西,是陈金玉20多年前为自己织的一条麻布筒裙,筒裙上红、绿、黄线条相间组成美丽的图案,只有在节日,老人才会穿上它。
小屋前摆放着老人的棺材,因为没有油漆,又经10多年的风雨侵蚀,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
偶尔,老人也会看着棺材,伤感地自言自语:“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了。”
老伴是一生中最亲的人
在老人的一生中,相伴她最久的除了那些伤疤,就是一只镯子了。
她说:“这个镯子是20多年前,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取下废弃的暖水瓶上的铝,我给它弯成了一个镯子,老伴帮着打磨光滑,一直戴到了现在。”
在老人眼里,已经离世10多年的老伴,是她一生中最亲的人。“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尽管知道她的那段经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
在儿子文大英的眼里,母亲是个极会享受生活的人。“妈每天4点多就起床了,现在是冬天,她会先烤烤火,然后做自己最喜欢吃的饭菜,把粥煮得烂烂的。”
文大英说,身体好时,她在小屋前纺棉花,做筒裙,晒萝卜干,每天下午4点多,她就会自己抱着一小捆柴禾,烧上热水,慢慢擦洗自己的身体,然后舒舒服服躺下睡觉。
当然,“日本娘”的称呼还是会时不时从她家门口飘过。她说,这么多年来,甚至路边的小孩都为此奚落她。有人嘲讽她:“以前干过那样的事,干嘛不干脆嫁给日本人,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为此,陈金玉从不愿意去邻里家串门,她受不了邻居们偶尔暴露出来的异样眼光,也受不了有时无话可说的冷场。
最让她难过的是,自己的孙辈也这样看她。有一次,她的孙女对她说,不应该站出来去指控日军的种种暴行,更不应该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再拿出来给别人说。
这位天性乐观的老人,如今爱上了看电视。偶尔,她会乐颠颠地去一个有小彩电的孙子家呆会儿,她听不懂电视里的话,可她很喜欢“花花绿绿”的色彩,但很快,她的眼睛就会疼,簌簌地掉泪,她感叹自己“实在太老了”。
只有跟5岁的重孙在一起,她才会忘掉自己的年龄。她弓着腰,跟着小屁孩,一丝不苟地学说普通话“吃饭”、“你好”。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