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历来是北京的宁和静谧之地。1937年的这个夏日，清华园的宁静却被打破了。
　　“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蛰，鸣不绝响……”“七七事变”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日记里写下清华园的如此景象——枪炮声中，他多次冒险回校，流连忘返。清华的师生们如此留恋这片净土，但他们都知道，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已不可能在北平继续静心读书了。
　　为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一片净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
　　侵华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厄运，成为日寇摧毁中国文化机构的一个缩影。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毁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日军还劫掠了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1937年7月29日，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焚毁。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随着一座座大学的被占、被毁，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三校南迁，并非当时特有的现象。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中国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此，全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多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
　　而成立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刚刚上完一学期的课，便再次面临战火进逼的困境。再次迁徙被提上日程。
　　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在国仇家恨面前，很多不愿意“逃命”。学校支持那些弃笔从戎、奔赴战场的学子，但学校更认为，日后中国建设需要专业人才，不能让大批的大学生上前线。梅贻琦说：“一个民族，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这不比打仗更艰巨吗？”
　　不悠闲的“旅行团”
　　1938年2月19日，学子们从长沙出发，奔向西南，当时有3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据记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批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用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曾国藩的后人，我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西南联大的校歌，第一句便是关于这次旅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事实上，这些学子们选择的路径，有些的确与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重叠，一路上还能看到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
　　令后人感慨的是，在漫漫长路上，师生们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刘兆吉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外文系学生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行前先在长沙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完全撕光;学美术出身的教师闻一多沿途作了50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两位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经过矿区时，曾昭抡带着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在这200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还出了后来著名的哲学家任继愈、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巨匠屠守锷等人。
　　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作家张蔓菱曾在北大有过一次演讲，在谈到“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有惊无险到达昆明时，她说爱才是中华民族的风尚，当时整个社会，包括下层都是这样。旅行团走到贵州等非常贫困的地方时，发生过很多事情，都有文字、照片记录。比如，当地的“片儿警”，也就是地保会出来敲锣，说：乡民们注意了，今天老师同学们要从这儿路过，今天集市不许涨价，要方便老师同学。还有一个布告，是玉屏县县长写的，说：今有大学师生路过我县，国家危难关头，这些大学生都是未来民族振兴的领袖，所有民众必须予以保护，予以爱护。所以师生一路走来，从来没有什么地方故意抬高物价、不让住等，都是给予方便。即使在匪患屡禁不绝的湘西，学子们也没有受过骚扰，或许连土匪都知道，这一群人，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吧。
　　衣服能丢，书不能丢
　　经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师生们到达昆明。对这批学子们来说，这次“长征”总算走完，而对全国其他一心向学的学子来说，他们的“长征”才刚刚有了方向。
　　邓稼先，北平沦陷时正读中学，在日本人组织的庆祝会上愤怒地撕碎了日本国旗，为避祸逃离北平，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2年，一个瘦弱的16岁少年在江西赣州找到一本关于牛顿定理的大学丛书，他看得入迷，又觉得某个地方不对，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师。老师觉得这少年是疟疾发作了，头脑不清醒。这个少年就是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当时，李政道确实患上了疟疾。他不甘心在日军的刺刀下读书，从上海逃出后，先在浙江嘉兴一个窝棚上学，日军迫近后，他与二哥李崇道一路向西，因患疟疾，半途留在赣州读书。随后又从江西经广东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转入贵州。
　　后来李政道回忆说，他不但感染过疟疾，还患过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每天疟疾发作，如寒流来袭，颤抖不止。高烧、恶心、呕吐又频频泻肚。他无药可服，备受折磨，几致丧命。路程中大家都在逃难，不前进就要掉队，后果难以想象，李政道咬牙坚持。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有时走一天还过不了一座山。进入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更高了，路更难了。可是希望就在前面。
　　这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西进的路上，有两个细节值得后人铭记：其一，李政道给茶馆做过清扫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的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其二，他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4年，李政道终于到达西南联大。
　　何兆武、朱光亚、潘际銮……在时空的长河里，这些个体的上学之路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我们民族而言，足以凝结那个特殊年代最高昂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