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将向何处去？这是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休戚相关的大問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极具战略远见的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力图使由霸权国家操控下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有所改变，为广大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政治权益。
　　其后，我国在坚定坚持这一主张的基础上，也同时将自己融入到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中去，走“与狼共舞”、“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的合作共赢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新的重大变化，不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简直是“满川风雨看潮生”。对此，要发挥我们新兴大国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和担当，就必须要深入研究世界秩序的走向和趋势，做到见微知著，才能赢得先机和主动。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回过头去，再来看赫德利·布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世界秩序走向的独到分析，当对我们不无借鉴和启发。
　　布尔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仍将是构成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虽然随着经济和信息的日趋全球化（他虽然未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权力格局的日趋多极化和分散化，国家体系和非国家体系的话语权会发生一些此消彼长的变化，但尚远不足以改变以国家体系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大厦。
　　为此，他通过严谨而详尽的论证，坚决否定了国家体系过时论的观点，不认为通过一个全面裁军的世界就可以替换由国家体系构成的世界；不认为出现一个众多核国家并存的世界就更有利于维持世界秩序和实现世界正义；不认为当今世界会出现所有国家都信奉相同意识形态的情势；不认为有超越国家体系譬如只有体系，没有社会，或只有国家，没有体系，或没有主权国家，成立世界政府，或效法欧洲中世纪建立类似基督教世界那样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来取代国家体系，这些都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之想。

　　布尔在书中引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一个在苏格兰某处迷路的人向一个农夫问路，他怎样才能到爱丁堡去。农夫回答说：先生，假如我是您的话，我就不会从这里开始走！从国家体系走向永久和平的非国家体系，一定是一条极为漫长而曲折的路，而现实却是你无法像农夫所说的那样，选择别的出发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当前建筑在国家体系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只能消极适应，完全不能改革和重塑。布尔罗列了几个改革方案：
　　一个是“大国一致”的所谓“基辛格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大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大国之间保持合作，就能实现大国之间的和平，它虽然还不是世界和平，但起码可以避免世界战争，维持基本的世界秩序。以大国的均势来维持世界秩序，这是基辛格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一个是“全球中心主义”的模式。主张对全球事务进行集中管理，有步骤地强化联合国、国际法院等现有的中心制度，强化国际性非国家组织治理世界、调配资源的职能，并使“主要世界行为体”进行非正式合作，同时也要关照贫穷国家的变革要求。这虽然看到了超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性治理机构来予以解决，但所开的药方却是一个“一切从头开始”的走不通的路。
　　再一个是“地区主义”模式。让介于国家和全球性组织之间的地区性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则是革命的模式，发动被压迫阶级起义以实现国内正义，发动被压迫民族起义以实现国家间正义，最后达于世界大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这要看是否具备革命的形势和条件。
　　所有这些改革路径和世界秩序发展趋势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无疑最具创新性，最能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和国际社会要和平、要合作、要发展的呼声和大势，由此建立起的世界新秩序，也必将是最有生命力的世界秩序。“看试手，补天裂”，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是该听听中国的声音，试试中国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