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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夏天，国立青岛大学考试成绩发布，一位20多岁的考生数学零分，作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位考生铁定无法录取。不过，这位考生却幸运地碰上了一位慧眼识金的主考人。这位主考人就是国文系主任闻一多。闻一多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在的才气，便打破常规，一锤定音破格录取了他。他就是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纪诗翁”臧克家。
一天，闻一多把臧克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了拍他的肩膀，无比亲切地说：“从你的《杂感》，我看到了你的才华，看到了你的前途，看到了中国诗坛的希望。努力吧，诗的春天是属于你们青年人的。”
临走时，闻一多拿出自己新出版的诗集《死水》，并在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了臧克家。臧克家手捧着诗集，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努力学习，写出好的作品来。
从此，臧克家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他不但把《死水》中的每一首诗背诵得滚瓜烂熟，还潜心研究它的表现手法和遣词造句等。不仅如此，臧克家还时常来到闻一多的办公室和宿舍，虚心向他学习文学知识，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并以难民、洋车夫、妓女等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描摹对象，写出了一首又一首诗作。在闻一多的精心指导、极力引荐下，臧克家于1933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处女诗集《烙印》。《烙印》很快被抢购一空，并有好几家书店争夺其再版权。许多名重一时的评论家特意为其撰写文章。茅盾认为臧克家是当时青年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个”。朱自清评论说：“从臧克家开始，我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王统照说：“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今日的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看到学生骄人的成绩，闻一多按捺不住无比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赞美道：“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意义。”臧克家与艾芜、沙汀等另外五人一同成为了“1933年文坛新人”、“最耀眼的星”。
在以后的日子里，臧克家与闻一多的交往更加频繁起来。当闻一多写出《杜甫交游录》时，交给臧克家说：“我们过去是师生，现在已变成文朋诗友了。请你阅后提出修改意见。”臧克家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几天后，他就把这本书郑重地放在了闻一多的办公桌上，并诚恳地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闻一多看后，心悦诚服地说：“提得好！提得好！”并当场下笔修改。
在诗歌创作方面，闻一多非常赞赏臧克家的出众才华。当他看到臧克家《炭鬼》诗中把挖炭夫的眼睛比作“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时，就很兴奋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外国人写的诗集，翻到其中的一页说：“美国诗人把炭夫额上的灯比喻成太阳，而你把炭夫的眼睛比作月亮，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从此，臧克家在诗歌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名声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愈加深厚。
1932年夏天，闻一多要调到清华大学任教了。在宿舍里，臧克家与闻一多倾心相谈，一直谈到黎明。在青岛火车站分别时，臧克家紧紧攥住闻一多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闻一多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说：“请回去吧！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徐徐开动了，闻一多从车窗里伸出手挥别，而臧克家也不停地挥着手，向着火车驶去的方向追了好远、好远……
到北平三天后，闻一多便给臧克家来了信，信中说：“人生难得一知己。我无憾的是，在青岛，我找到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知己——臧克家。因此，我一生足矣！”
臧克家细细地读着闻一多的来信，泪水不由得滚落下来。
由于战乱，臧克家与闻一多曾一度失去联系。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时候，臧克家更加挂念闻一多。当他获悉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消息时，激动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连同1942年出版的《我的诗生活》一书，一起寄给了闻一多。闻一多于1943年11月25日给臧克家写了回信。他在信中首先肯定了臧克家这本书的优点，但也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不能刻意追求诗的表现技巧。当臧克家读到这里时，一种无比敬佩、思念之情自心底油然而生。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面主持民盟的领导工作。7月15日，在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闻一多作了公开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造谣、污蔑等卑劣行径，指出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当晚，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这位血性的诗人、正直的学者、民主战士暗下毒手，枪杀于昆明。而这次讲演，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讲演”。
那时，正在南京的臧克家，从当日报纸上看到闻一多被害的不幸消息，顿时，悲愤交加，脑袋像被炸开，天旋地转，差点摔倒。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与夫人郑曼说明此事，两人便抱头放声大哭起来。当晚，臧克家含泪写下了《我的先生闻一多》一文，深深表达了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无限追思和悼念之情。
臧克家又手书了他那首献给鲁迅先生的名诗《有的人》，献给他敬爱的老师闻一多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死了，他还活着……”
编辑刘炳龙
E-mail:lbl9119@sohu.com
（插图：张弘）
一天，闻一多把臧克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了拍他的肩膀，无比亲切地说：“从你的《杂感》，我看到了你的才华，看到了你的前途，看到了中国诗坛的希望。努力吧，诗的春天是属于你们青年人的。”
临走时，闻一多拿出自己新出版的诗集《死水》，并在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了臧克家。臧克家手捧着诗集，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努力学习，写出好的作品来。
从此，臧克家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他不但把《死水》中的每一首诗背诵得滚瓜烂熟，还潜心研究它的表现手法和遣词造句等。不仅如此，臧克家还时常来到闻一多的办公室和宿舍，虚心向他学习文学知识，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并以难民、洋车夫、妓女等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描摹对象，写出了一首又一首诗作。在闻一多的精心指导、极力引荐下，臧克家于1933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处女诗集《烙印》。《烙印》很快被抢购一空，并有好几家书店争夺其再版权。许多名重一时的评论家特意为其撰写文章。茅盾认为臧克家是当时青年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个”。朱自清评论说：“从臧克家开始，我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王统照说：“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今日的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看到学生骄人的成绩，闻一多按捺不住无比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赞美道：“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意义。”臧克家与艾芜、沙汀等另外五人一同成为了“1933年文坛新人”、“最耀眼的星”。
在以后的日子里，臧克家与闻一多的交往更加频繁起来。当闻一多写出《杜甫交游录》时，交给臧克家说：“我们过去是师生，现在已变成文朋诗友了。请你阅后提出修改意见。”臧克家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几天后，他就把这本书郑重地放在了闻一多的办公桌上，并诚恳地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闻一多看后，心悦诚服地说：“提得好！提得好！”并当场下笔修改。
在诗歌创作方面，闻一多非常赞赏臧克家的出众才华。当他看到臧克家《炭鬼》诗中把挖炭夫的眼睛比作“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时，就很兴奋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外国人写的诗集，翻到其中的一页说：“美国诗人把炭夫额上的灯比喻成太阳，而你把炭夫的眼睛比作月亮，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从此，臧克家在诗歌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名声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愈加深厚。
1932年夏天，闻一多要调到清华大学任教了。在宿舍里，臧克家与闻一多倾心相谈，一直谈到黎明。在青岛火车站分别时，臧克家紧紧攥住闻一多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闻一多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说：“请回去吧！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徐徐开动了，闻一多从车窗里伸出手挥别，而臧克家也不停地挥着手，向着火车驶去的方向追了好远、好远……
到北平三天后，闻一多便给臧克家来了信，信中说：“人生难得一知己。我无憾的是，在青岛，我找到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知己——臧克家。因此，我一生足矣！”
臧克家细细地读着闻一多的来信，泪水不由得滚落下来。
由于战乱，臧克家与闻一多曾一度失去联系。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时候，臧克家更加挂念闻一多。当他获悉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消息时，激动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连同1942年出版的《我的诗生活》一书，一起寄给了闻一多。闻一多于1943年11月25日给臧克家写了回信。他在信中首先肯定了臧克家这本书的优点，但也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不能刻意追求诗的表现技巧。当臧克家读到这里时，一种无比敬佩、思念之情自心底油然而生。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面主持民盟的领导工作。7月15日，在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闻一多作了公开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造谣、污蔑等卑劣行径，指出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当晚，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这位血性的诗人、正直的学者、民主战士暗下毒手，枪杀于昆明。而这次讲演，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讲演”。
那时，正在南京的臧克家，从当日报纸上看到闻一多被害的不幸消息，顿时，悲愤交加，脑袋像被炸开，天旋地转，差点摔倒。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与夫人郑曼说明此事，两人便抱头放声大哭起来。当晚，臧克家含泪写下了《我的先生闻一多》一文，深深表达了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无限追思和悼念之情。
臧克家又手书了他那首献给鲁迅先生的名诗《有的人》，献给他敬爱的老师闻一多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死了，他还活着……”
编辑刘炳龙
E-mail:lbl9119@sohu.com
（插图：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