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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今撤销了卢湾区和黄浦区，建成了新的黄浦区。地域范围扩大了，但是新建成的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没有征土地、造新楼，而是将两座废弃的旧楼，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加以利用。院方的抉择不仅是一个公共资源节约的问题，它还体现了该院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和追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旧楼，它是见证中国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两幢重要历史建筑，其中建国中路20号是原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建国中路22号则是原法租界警务处旧址。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移民和来自海外英、美、法、俄等国的移民共同建起了一座中西交汇的繁荣发展的新兴城市。中国各地和西方各国的文化在此融合，孕育出上海特有的文化氛围、催生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审判制度也受到了西方现代司法制度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列强不断蚕食中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中国也在逐步吸纳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先进部分。新的法规和审判方式在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的不断博弈中逐渐成形。1869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后法租界也相继成立了会审公廨，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均由租界领事与上海道台各派一人主持会审。在这个特殊的混合法庭中，法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他们的产生方式、文化背景、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各不相同。会审公廨审案时由多名法官共同坐堂听讼，不再由县太爷一人定案；当事人不用跪堂，还有律师辩护；证人要到庭接受交叉询问；对被告人不能当庭打屁股或使用刑讯方式取得口供等等，这些改变意味着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纳了西方现代司法体系的精髓，将自身的审判体制由“升堂”走向了“开庭”。 正如法学专家所说，“会审公廨的研究非常重要，会审公廨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最先产生于上海，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上海，研究会审公廨意义就在于探究其在西法东渐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应结合西方列强在中国确立的领事裁判权研究它们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黄浦检察院的新址便是当年法租界警务处办案、起诉及会审公廨进行审判的原址。此处历史上还曾经是法租界芦家湾捕房、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汪伪时期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芦家湾分局、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及上海地方检察署；民国时期上海特别市警察局芦家湾分局、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新中国建立以后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卢湾区人民法院等机构的办公地址。
这两幢建筑是当年法租界当局整体规划建造的一个建筑群的一部分。该建筑群包括警务处的辅助用房：马厩（当年法国巡警拴马的铁环保留至今）、采暖用房、巡捕营房以及警务处公寓、洋房等，这些建筑在设计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庭院绿化、透空栏杆围墙等构成了欧陆风格的街景。特别是会审公廨建造的巴洛克风格的楼梯具有相当的建筑艺术价值。
黄浦区检察院新址所在的建国中路及其周边在1949年以前，还曾设有公董局马思南路监狱、急重病犯监狱、法警务处西捕宿舍、违禁巡捕羁押所、法国兵营（现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驻地）、法警务总监住宅、最高法院上海特区分庭、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法国驻沪陆军总部、警察俱乐部、警察博物馆、安南巡捕家属居住小区、上海律师公会等机构。这些建筑大多还保留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很多都被政法机关继续使用着。所以，这里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都是上海司法机构云集的地区。这些机构的运行历史从一个方面见证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由初露端倪到发展演变的进程。
这里作为法租界以及汪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政法中心，曾进行过许多镇压人民、镇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许多革命者利用法租界特殊的政治坏境，在此开展革命活动，然而一旦被公董局警务处逮捕，经会审公廨审判交由北洋军阀处置的，一些便被杀害了，如中华革命党人萧美成、尹神武等人。据《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仅1934年，法捕房以共产党罪名义捕押了70人，经会审公廨判决，有的被移解国民党当局，有的被判处关押，有的受到其他处罚，仅四人被直接释放。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曾于1921年和1922年两次于环龙路渔阳里2号家中被法捕房逮捕，第一次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由于社会各界的抗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请法籍律师辩护以及蔡元培、李石曾等致电法国驻沪总领事斡旋，最后经法租界会审公廨庭审，被捕人员仅被处以罚款、销毁被抄书籍文稿及交保释放等处理。曾被关押在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后称第二特区法院监狱）的革命志士还有李启汉、刘晓、刘季平、江丰、艾青、邓中夏、熊瑾玎、李士英、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所以，这里还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对我们了解上海革命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上海新的黄浦区检察院选择了一个好的院址，其修缮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被各时期新增建筑湮没了的历史建筑将重现其庐山真面目，我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充满法制品味的独特的检察院建筑光鲜面世。相信黄浦检察院的干警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对中国法制演变进程以及公正执法理念会有更深的理解，执法水平会进一步地提高。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建国中路区域，择处建设一个介绍上海司法机构演变的陈列馆，让市民了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的信心，该馆也可作为法学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一个点和法学学生的考察、学习基地。
（本文作者系上海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理事长，参考资料由原黄浦区档案馆许洪新先生提供。）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移民和来自海外英、美、法、俄等国的移民共同建起了一座中西交汇的繁荣发展的新兴城市。中国各地和西方各国的文化在此融合，孕育出上海特有的文化氛围、催生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审判制度也受到了西方现代司法制度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列强不断蚕食中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中国也在逐步吸纳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先进部分。新的法规和审判方式在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的不断博弈中逐渐成形。1869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后法租界也相继成立了会审公廨，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均由租界领事与上海道台各派一人主持会审。在这个特殊的混合法庭中，法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他们的产生方式、文化背景、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各不相同。会审公廨审案时由多名法官共同坐堂听讼，不再由县太爷一人定案；当事人不用跪堂，还有律师辩护；证人要到庭接受交叉询问；对被告人不能当庭打屁股或使用刑讯方式取得口供等等，这些改变意味着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纳了西方现代司法体系的精髓，将自身的审判体制由“升堂”走向了“开庭”。 正如法学专家所说，“会审公廨的研究非常重要，会审公廨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最先产生于上海，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上海，研究会审公廨意义就在于探究其在西法东渐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应结合西方列强在中国确立的领事裁判权研究它们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黄浦检察院的新址便是当年法租界警务处办案、起诉及会审公廨进行审判的原址。此处历史上还曾经是法租界芦家湾捕房、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汪伪时期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芦家湾分局、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及上海地方检察署；民国时期上海特别市警察局芦家湾分局、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新中国建立以后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卢湾区人民法院等机构的办公地址。
这两幢建筑是当年法租界当局整体规划建造的一个建筑群的一部分。该建筑群包括警务处的辅助用房：马厩（当年法国巡警拴马的铁环保留至今）、采暖用房、巡捕营房以及警务处公寓、洋房等，这些建筑在设计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庭院绿化、透空栏杆围墙等构成了欧陆风格的街景。特别是会审公廨建造的巴洛克风格的楼梯具有相当的建筑艺术价值。
黄浦区检察院新址所在的建国中路及其周边在1949年以前，还曾设有公董局马思南路监狱、急重病犯监狱、法警务处西捕宿舍、违禁巡捕羁押所、法国兵营（现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驻地）、法警务总监住宅、最高法院上海特区分庭、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法国驻沪陆军总部、警察俱乐部、警察博物馆、安南巡捕家属居住小区、上海律师公会等机构。这些建筑大多还保留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很多都被政法机关继续使用着。所以，这里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都是上海司法机构云集的地区。这些机构的运行历史从一个方面见证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由初露端倪到发展演变的进程。
这里作为法租界以及汪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政法中心，曾进行过许多镇压人民、镇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许多革命者利用法租界特殊的政治坏境，在此开展革命活动，然而一旦被公董局警务处逮捕，经会审公廨审判交由北洋军阀处置的，一些便被杀害了，如中华革命党人萧美成、尹神武等人。据《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仅1934年，法捕房以共产党罪名义捕押了70人，经会审公廨判决，有的被移解国民党当局，有的被判处关押，有的受到其他处罚，仅四人被直接释放。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曾于1921年和1922年两次于环龙路渔阳里2号家中被法捕房逮捕，第一次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由于社会各界的抗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请法籍律师辩护以及蔡元培、李石曾等致电法国驻沪总领事斡旋，最后经法租界会审公廨庭审，被捕人员仅被处以罚款、销毁被抄书籍文稿及交保释放等处理。曾被关押在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后称第二特区法院监狱）的革命志士还有李启汉、刘晓、刘季平、江丰、艾青、邓中夏、熊瑾玎、李士英、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所以，这里还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对我们了解上海革命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上海新的黄浦区检察院选择了一个好的院址，其修缮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被各时期新增建筑湮没了的历史建筑将重现其庐山真面目，我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充满法制品味的独特的检察院建筑光鲜面世。相信黄浦检察院的干警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对中国法制演变进程以及公正执法理念会有更深的理解，执法水平会进一步地提高。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建国中路区域，择处建设一个介绍上海司法机构演变的陈列馆，让市民了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的信心，该馆也可作为法学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一个点和法学学生的考察、学习基地。
（本文作者系上海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理事长，参考资料由原黄浦区档案馆许洪新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