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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受制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
在拥有中国最高的摩天大楼、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磁悬浮列车之后，上海又马不停蹄地奔向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谁也不会怀疑上海的雄心壮志。1949年以前，这里曾经是东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现在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中国主板市场，以及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所等。各类专业金融业务处理机构也大批落户上海。
“上海将来当然要发展成为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在去年4月对当地媒体表示。目前，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分为全球性和地区性两类。前者仅有伦敦和纽约，后者以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为代表。
这个目前服务于中国内陆的金融城市，10年后会成为继伦敦、纽约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吗？
受限制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很长，需长期努力。”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6月18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候表示，在人民币还不能国际化的背景下，上海的金融中心仍是以内地市场为主。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8年底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了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四点要素：第一要有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的环境，第二要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第三要有能够大量、实时、客观反映市场和产品变化信息的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第四要有能够聚集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能力。
刘明康认为，就此标准来看，无论上海还是其他中国城市，目前离国际金融中心尚有很大的距离。
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局限性，暴露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强大的本国货币做支撑。”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伦敦和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本国货币英镑和美元都是通行的国际货币，而美元为世界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也受制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说，人民币非自由兑换则使得外汇市场的创新受到制约，同时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对外开发速度与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机构拓展国际业务的能力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热情。此外，利率非市场化使得货币市场发展以及以利率水平为标的的金融产品创新直接受到约束。
海外舆论一直批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缓慢。例如，上海早在2006年，就创建了金融期货交易所，但迄今仍未交易任何产品，业界翘首以盼的股指期货一直难产。此外，虽然监管人士几个月前就宣布将启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但迄今毫无进展，导致上交所和深交所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缺乏做空机制的股市。
回溯到上世纪30年代，作为当时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却已经呈现出高度的国际化和开放性——没有外汇管制，货币自由兑换，投资环境宽松，并形成了信贷、同业拆借、票据、外汇等各类与国际对接的金融市场。
当时，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债券、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发行的金币公债等都可以在上海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机构和居民都可以进入买卖；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仅低于伦敦、纽约，而超过巴黎和东京；伦敦白银市场的定价经常根据上海银市的交易状况调整.
民国时期，上海是当时的中央银行所在地，这里不仅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大型金融企业，也有“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这样的私人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这一时期的上海金融机构对于政府的财政与全国资金运转亦具有支配权，上海的银行持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公债，全国工矿企业五分之一的信贷资金来自上海。
1949年后，中国的金融决策和管理中心从上海北移到北京。这也是上海当前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另一外部劣势。如今，“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国有企业总部均设在北京。
在2008年5月初，北京市政府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将北京的未来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尽管国际上也有金融决策和交易中心相分离的先例，比如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就是如此。不过，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认为，北京的这一优势上海短期内难以替代。
服务的挑战
另一挑战来自上海政府自身的服务。
“为什么让工商局盖个章就这么难？”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激动地说。6月中旬，李振宁的一个客户做赴深交所上市前期准备工作时，需上海某区工商局在该企业的工商执照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但跑了三趟工商局，章也没能盖下来。李振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行政部门应增强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去除“官本位”思想。
美国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著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描述上海政府之前对待资本的不同态度，“上海政府对跨国公司大献殷勤，却刻意冷落本地的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家也多认为，上海应该提升营商环境。
在今年7月18日上海召开的“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咨询座谈会”上，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称，民企进入上海门槛较高，让它们望而却步。他呼吁上海应改变“国强民弱”的格局。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则认为，上海在金融、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准入，开放得还不够。事实上，就在今年上半年，上海市低调地将该市大部分民营高速公路收归国有。
自2006年6月以来，有7000余家民营企业撤离上海。
上海市外资委2007年针对上海投资环境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有超过4成接受调查公司认为法律规章不健全、政策透明度不够，是影响上海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最大两个问题。
黄亚生认为，要想建设金融中心，上海需要回到一些基本原则上：减少政府干预，在发放执照、融资和监管待遇方面消除对企业的歧视，然后努力提高监管质量，抑制腐败并增加透明度。
舆论也普遍担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是否也会延续制造业的“国强民弱”的格局。
作为中国东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一直离不开政府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支持。上海统计局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上海国有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地区生产总值约四分之一，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上海国资委系统职工平均工资也略高于该市职工平均水平。
在金融领域，上海国资优势更为明显。如果不算中央级金融企业，在地方性金融国资中，上海的实力当列全国首位。截至2008年，上海金融国资总资产达2.4万亿余元，有20多家金融企业。
此前，上海市政府一直试图将国资背景的上海国际集团打造成金融巨无霸。2000年，上海市曾以行政划拨的手段，集中了全市金融国资30%的股权，造就了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际集团目前控股浦发银行、上海证券、上海国际信托公司等，并参股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及上海证券等大批金融企业，牌照门类齐全。
中国首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日前已获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通过，近期即将正式对外公布。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建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改革目标是做大做强上海金融国资。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曾表示，欢迎外资、外地企业和民企加入上海金融国资整合。不过，目前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还有各种明的或暗的制度性障碍。尽管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原则上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并未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条例。目前，政府对外资持股商业银行比例上限为20%、券商和基金的上限为33%。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说，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市场壁垒比外资更高。
在拥有中国最高的摩天大楼、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磁悬浮列车之后，上海又马不停蹄地奔向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谁也不会怀疑上海的雄心壮志。1949年以前，这里曾经是东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现在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中国主板市场，以及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所等。各类专业金融业务处理机构也大批落户上海。
“上海将来当然要发展成为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在去年4月对当地媒体表示。目前，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分为全球性和地区性两类。前者仅有伦敦和纽约，后者以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为代表。
这个目前服务于中国内陆的金融城市，10年后会成为继伦敦、纽约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吗？
受限制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很长，需长期努力。”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6月18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候表示，在人民币还不能国际化的背景下，上海的金融中心仍是以内地市场为主。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8年底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了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四点要素：第一要有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的环境，第二要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第三要有能够大量、实时、客观反映市场和产品变化信息的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第四要有能够聚集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能力。
刘明康认为，就此标准来看，无论上海还是其他中国城市，目前离国际金融中心尚有很大的距离。
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局限性，暴露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强大的本国货币做支撑。”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伦敦和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本国货币英镑和美元都是通行的国际货币，而美元为世界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也受制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说，人民币非自由兑换则使得外汇市场的创新受到制约，同时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对外开发速度与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机构拓展国际业务的能力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热情。此外，利率非市场化使得货币市场发展以及以利率水平为标的的金融产品创新直接受到约束。
海外舆论一直批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缓慢。例如，上海早在2006年，就创建了金融期货交易所，但迄今仍未交易任何产品，业界翘首以盼的股指期货一直难产。此外，虽然监管人士几个月前就宣布将启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但迄今毫无进展，导致上交所和深交所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缺乏做空机制的股市。
回溯到上世纪30年代，作为当时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却已经呈现出高度的国际化和开放性——没有外汇管制，货币自由兑换，投资环境宽松，并形成了信贷、同业拆借、票据、外汇等各类与国际对接的金融市场。
当时，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债券、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发行的金币公债等都可以在上海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机构和居民都可以进入买卖；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仅低于伦敦、纽约，而超过巴黎和东京；伦敦白银市场的定价经常根据上海银市的交易状况调整.
民国时期，上海是当时的中央银行所在地，这里不仅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大型金融企业，也有“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这样的私人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这一时期的上海金融机构对于政府的财政与全国资金运转亦具有支配权，上海的银行持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公债，全国工矿企业五分之一的信贷资金来自上海。
1949年后，中国的金融决策和管理中心从上海北移到北京。这也是上海当前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另一外部劣势。如今，“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国有企业总部均设在北京。
在2008年5月初，北京市政府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将北京的未来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尽管国际上也有金融决策和交易中心相分离的先例，比如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就是如此。不过，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认为，北京的这一优势上海短期内难以替代。
服务的挑战
另一挑战来自上海政府自身的服务。
“为什么让工商局盖个章就这么难？”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激动地说。6月中旬，李振宁的一个客户做赴深交所上市前期准备工作时，需上海某区工商局在该企业的工商执照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但跑了三趟工商局，章也没能盖下来。李振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行政部门应增强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去除“官本位”思想。
美国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著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描述上海政府之前对待资本的不同态度，“上海政府对跨国公司大献殷勤，却刻意冷落本地的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家也多认为，上海应该提升营商环境。
在今年7月18日上海召开的“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咨询座谈会”上，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称，民企进入上海门槛较高，让它们望而却步。他呼吁上海应改变“国强民弱”的格局。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则认为，上海在金融、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准入，开放得还不够。事实上，就在今年上半年，上海市低调地将该市大部分民营高速公路收归国有。
自2006年6月以来，有7000余家民营企业撤离上海。
上海市外资委2007年针对上海投资环境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有超过4成接受调查公司认为法律规章不健全、政策透明度不够，是影响上海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最大两个问题。
黄亚生认为，要想建设金融中心，上海需要回到一些基本原则上：减少政府干预，在发放执照、融资和监管待遇方面消除对企业的歧视，然后努力提高监管质量，抑制腐败并增加透明度。
舆论也普遍担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是否也会延续制造业的“国强民弱”的格局。
作为中国东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一直离不开政府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支持。上海统计局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上海国有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地区生产总值约四分之一，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上海国资委系统职工平均工资也略高于该市职工平均水平。
在金融领域，上海国资优势更为明显。如果不算中央级金融企业，在地方性金融国资中，上海的实力当列全国首位。截至2008年，上海金融国资总资产达2.4万亿余元，有20多家金融企业。
此前，上海市政府一直试图将国资背景的上海国际集团打造成金融巨无霸。2000年，上海市曾以行政划拨的手段，集中了全市金融国资30%的股权，造就了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际集团目前控股浦发银行、上海证券、上海国际信托公司等，并参股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及上海证券等大批金融企业，牌照门类齐全。
中国首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日前已获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通过，近期即将正式对外公布。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建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改革目标是做大做强上海金融国资。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曾表示，欢迎外资、外地企业和民企加入上海金融国资整合。不过，目前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还有各种明的或暗的制度性障碍。尽管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原则上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并未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条例。目前，政府对外资持股商业银行比例上限为20%、券商和基金的上限为33%。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说，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市场壁垒比外资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