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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奇的想法
笔者在撰写《雨果和圆明园》（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版）一书期间，对法国作家雨果钟爱中国艺术、关注远在东方的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运深为感动。在整理雨果和中国艺术的关系时，常常会从思想深处冒出一个好奇的问号来，形成一个萦绕头脑的问题：其他法国作家又对雨果关心的中国问题会作何想法呢？
相对来说，中国读者熟悉的法国作家，大都是19世纪的作家。英法远征军1860年8月从北塘登陆，接着攻陷塘沽炮台，一路打到北京，10月6日，法军最先到达圆明园，由此开始了圆明园横遭劫掠、继而被焚毁的悲惨历史。以法军司令蒙托邦为首的法国军队，把整整500件圆明园的珍宝，于1861年初运回法国，于1861年2月23日至4月10日，在当年的皇宫杜伊勒里宫的马尔桑馆（距今天的卢浮宫仅寸步之遥）公开展出，前后将近两个月。巴黎的市民，包括身在巴黎的法国作家，都有机会在市中心的杜伊勒里宫看到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稀世珍宝。
如果以圆明园被毁的1860年为标杆，我们不计作曲家、画家和雕塑家等艺术家，不计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仅仅只考虑狭义的作家，大致分析如下：
《红与黑》的作者斯汤达已于1842年逝世，老一辈的作家夏多布里昂于1848年逝世，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巴尔扎克于1850年谢世，诗人缪塞于1857年逝世。同时，莫泊桑太小，年仅13岁，诗人马拉美年仅18岁，左拉和都德两人刚满20岁，尚未出道。
我们看到，生活历练丰富、创作成熟的作家，50岁以上、60岁以下年龄段的作家，有雨果、大仲马、乔治·桑、梅里美、圣伯夫；而福楼拜、波德莱尔和小仲马三人，都在30岁以上不到40岁的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段。
尤其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如58岁的大仲马，57岁的梅里美，56岁的乔治·桑，56岁的圣伯夫，39岁的福楼拜，39岁的波德莱尔，36岁的小仲马，他们中间是否有人看到新闻报刊上的时政报道，甚至到杜伊勒里宫马尔桑馆里观看展出的东方艺术品？又会有什么感想吗？我很好奇。
除雨果外，几乎有10个人以上，是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的作家，如果他们中间有某个人，正好走进杜伊勒里宫，看到正在展出的中国圆明园的艺术品，他们头脑里会闪过一些念头吗？他们对艺术品本身会感到好奇吗？他们面对从战争中掠夺来的珍宝会提出疑问吗？我在《雨果和圆明园》一书中对雨果和中国艺术、中国历史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作家未必是思想家，未必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思想天地里，也许不会有对当代历史的兴趣，但是对近在杜伊勒里宫中的艺术展览，难道不会有一点好奇吗？现在，如果这几个作家也能对圆明园的遭遇和历史，有一点公开或私下里的想法，岂不可以为中国历史留下一点见证的文字？
这些，仅仅是凭空的假设。即使这些法国作家有想法，也未必见诸文字。即使这些法国作家留下文字，对中国读者而言，能看到他们私下里对圆明园悲剧留下文字记录的机会也几乎是没有的。所谓私下里的想法，一是日记，二是书信。作家未必都写日记，而作家的书信可有也可无，身后整理出版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有著名作家的日记和书信出版，也是面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普通读者很难有机会看到；而中国人看到的机会，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总之，法国作家对圆明园被毁的想法，不时萦绕在笔者的心头。
意外发现的三封信
事出意外，事出相当的意外，而且是接二连三的意外，笔者竟然读到一位法国作家私下里对圆明园历史的想法，这是作家私下里的真想法。这不是日记，而是书信，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接连发出的三封书信，有写信的日期、地点，有收信人的抬头，有写信人的签名，真情实感，白纸黑字，不由你不信。这三封信的写信时间，是1860年12月12日、13日和18日。写信的地点是法国南方城市戛纳。从内容看，应该是1860年10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英法军事远征的战况报道，当年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到达欧洲，成为法国的报刊新闻。
第一封信
【1860年】12月12日晚，于戛纳
致爱德华·埃利斯（Edward Ellice，1783-1863，英国政治家）：
……攻占北京和抢劫皇宫的事情，你作何想法？我很遗憾，当时不在现场，不能拿几件纪念品，不能砸烂家具。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很严重。我们处于西班牙议会（Cortes）在墨西哥城的处境，这区别在于北京的居民人口和伦敦的居民人口相当或更多。一万士兵要看管这么多人又如何过冬？我们又如何做到叫人偿还我们的费用？不管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1759-1833，英国著名的慈善家，力主废除买卖黑人）先生怎么说，我主张最明智的办法，可以是把几百万的中国人事先涂成黑色，作为黑奴，卖给美国人。请相信，不会找不到买主……
第二封信
1860年12月13日于戛纳
致戈比诺伯爵（le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作家，著有《论种族的不平等》。）
……让我对欧洲的事情感到安慰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很遗憾当时不在北京，不能抢一点什么东西，不能砸烂很多的瓷器，不能试试强奸中国的皇后。其次，我为中国人抓住《泰晤士报》的记者感到欣慰。但我怕的是回来。首先，我觉得很难偿还我们的费用，因为中国已经没有政府，因此再无人付钱？也很难想得明白：一万士兵在一座有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如何以征服者的身份过冬。如果我们不做慈善家，只按逻辑办事，最明智的办法可以是把大批的中国人漆上颜色，每个定个价钱，作为黑奴卖给美国佬……
第三封信
【1860年】12月18日于戛纳
致蒙蒂霍夫人（Madame de Montijo，即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也妮皇后）
……我对我们在中国的事情很苦恼。可我又感到中国人当时比我更害怕，中国人的样子是决定要付钱。我很遗憾当时在皇帝的宫里没有找到陛下的众妻子。我倒愿意让她们向我们的朱阿夫士兵（zouaves，指法国的非洲籍士兵）学一点法兰西调情的招式。我很高兴中国人抓住了《泰晤士报》的记者。真应该同样对待他们的巴黎记者…… 这三封信的摘录不长，合计500多字，内容只有一个：作家看到圆明园被毁新闻后的即时反应。反应很快，很及时，很直接很粗鲁。文字没有修饰，没有推敲，温文尔雅、冠冕堂皇。
作家的遗憾：不能在北京的现场参与抢掠，参与砸毁中国的瓷器，甚至强奸中国的皇后。
作家的担心：一万名占领军如何在寒冷的冬天在北京管理好三百万北京的百姓。
作家最大的担心：中国政府无力偿付战争赔款。
作家的建议：把数百万中国百姓涂上黑色，作为黑奴，卖给美国佬。
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措辞，这样的语气，似乎和作家的职业，作家的品格，作家的才思，作家的语言，是格格不入的。太格格不入了。
这三个收信人，都是欧洲很有身份的达官贵人。爱德华·埃利斯是英国的政府大臣，戈比诺伯爵是作家和艺术家，而蒙蒂霍夫人更贵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
能不能说，正因为是私人信件，才是没有伪装的真情流露。
御用文人梅里美
写下这三封信件的法国作家是谁？
这个法国作家是中国读者相当熟悉的梅里美——小说《嘉尔曼》作者梅里美。
1956年，法国Privat出版社出版了由莫里斯·帕尔图里耶（Maurice Parturier）校订和注释的《梅里美书信全集》。以上三封信正是从《梅里美书信全集》摘录出来的文字。
我在《雨果和圆明园》里，详细介绍了欧也妮皇后用圆明园的珍贵文物，于1864年在枫丹白露城堡里创办她的“中国陈列馆”。梅里美是欧也妮皇后的知己，我很想知道梅里美对“中国陈列馆”里的圆明园珍宝有什么感觉、有何种看法。可惜，《梅里美书信全集》里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内容。
梅里美是法国作家，也是考古专家。梅里美的文学创作和他的考古事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梅里美还有中年的从政经历。他于1850年认识时年仅24岁的西班牙贵族欧也妮·德·蒙蒂霍小姐，成为朋友，甚至是挚交。3年后，欧也妮·德·蒙蒂霍嫁给拿破仑三世，成为法国人的皇后。梅里美立即被封为贵族院议员。官方的荣誉纷至沓来，出入宫门，成为御用学者和皇帝夫妇的座上客。1870年9月3日，拿破仑三世在前线被俘，第三帝国垮台，9月23日，梅里美病逝。对待第三帝国，梅里美的道路和雨果的道路，正好背道而驰。这是我们理解梅里美三封信的基本出发点。对待中国和中国文化，梅里美和雨果的态度，更是背道而驰。
梅里美是很受读者欣赏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写作风格鲜明，文字朴素简洁。我们读他的代表作《嘉尔曼》，对吉卜赛女郎拼死追求独立自由的性格印象十分深刻。我们读他早年的《塔曼戈》，深感作者对非洲黑奴悲惨命运抱有深深的同情。如何理解梅里美的作家身份和他御用文人的身份，这可以是一个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承认作家梅里美文学创作的成就，现在，我们又看到梅里美从政后御用文人的一个侧面。需要不需要，能够不能够，调和这两个方面？也许，这并不容易。
（本文编辑 宋文佳）
笔者在撰写《雨果和圆明园》（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版）一书期间，对法国作家雨果钟爱中国艺术、关注远在东方的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运深为感动。在整理雨果和中国艺术的关系时，常常会从思想深处冒出一个好奇的问号来，形成一个萦绕头脑的问题：其他法国作家又对雨果关心的中国问题会作何想法呢？
相对来说，中国读者熟悉的法国作家，大都是19世纪的作家。英法远征军1860年8月从北塘登陆，接着攻陷塘沽炮台，一路打到北京，10月6日，法军最先到达圆明园，由此开始了圆明园横遭劫掠、继而被焚毁的悲惨历史。以法军司令蒙托邦为首的法国军队，把整整500件圆明园的珍宝，于1861年初运回法国，于1861年2月23日至4月10日，在当年的皇宫杜伊勒里宫的马尔桑馆（距今天的卢浮宫仅寸步之遥）公开展出，前后将近两个月。巴黎的市民，包括身在巴黎的法国作家，都有机会在市中心的杜伊勒里宫看到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稀世珍宝。
如果以圆明园被毁的1860年为标杆，我们不计作曲家、画家和雕塑家等艺术家，不计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仅仅只考虑狭义的作家，大致分析如下：
《红与黑》的作者斯汤达已于1842年逝世，老一辈的作家夏多布里昂于1848年逝世，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巴尔扎克于1850年谢世，诗人缪塞于1857年逝世。同时，莫泊桑太小，年仅13岁，诗人马拉美年仅18岁，左拉和都德两人刚满20岁，尚未出道。
我们看到，生活历练丰富、创作成熟的作家，50岁以上、60岁以下年龄段的作家，有雨果、大仲马、乔治·桑、梅里美、圣伯夫；而福楼拜、波德莱尔和小仲马三人，都在30岁以上不到40岁的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段。
尤其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如58岁的大仲马，57岁的梅里美，56岁的乔治·桑，56岁的圣伯夫，39岁的福楼拜，39岁的波德莱尔，36岁的小仲马，他们中间是否有人看到新闻报刊上的时政报道，甚至到杜伊勒里宫马尔桑馆里观看展出的东方艺术品？又会有什么感想吗？我很好奇。
除雨果外，几乎有10个人以上，是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的作家，如果他们中间有某个人，正好走进杜伊勒里宫，看到正在展出的中国圆明园的艺术品，他们头脑里会闪过一些念头吗？他们对艺术品本身会感到好奇吗？他们面对从战争中掠夺来的珍宝会提出疑问吗？我在《雨果和圆明园》一书中对雨果和中国艺术、中国历史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作家未必是思想家，未必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思想天地里，也许不会有对当代历史的兴趣，但是对近在杜伊勒里宫中的艺术展览，难道不会有一点好奇吗？现在，如果这几个作家也能对圆明园的遭遇和历史，有一点公开或私下里的想法，岂不可以为中国历史留下一点见证的文字？
这些，仅仅是凭空的假设。即使这些法国作家有想法，也未必见诸文字。即使这些法国作家留下文字，对中国读者而言，能看到他们私下里对圆明园悲剧留下文字记录的机会也几乎是没有的。所谓私下里的想法，一是日记，二是书信。作家未必都写日记，而作家的书信可有也可无，身后整理出版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有著名作家的日记和书信出版，也是面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普通读者很难有机会看到；而中国人看到的机会，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总之，法国作家对圆明园被毁的想法，不时萦绕在笔者的心头。
意外发现的三封信
事出意外，事出相当的意外，而且是接二连三的意外，笔者竟然读到一位法国作家私下里对圆明园历史的想法，这是作家私下里的真想法。这不是日记，而是书信，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接连发出的三封书信，有写信的日期、地点，有收信人的抬头，有写信人的签名，真情实感，白纸黑字，不由你不信。这三封信的写信时间，是1860年12月12日、13日和18日。写信的地点是法国南方城市戛纳。从内容看，应该是1860年10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英法军事远征的战况报道，当年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到达欧洲，成为法国的报刊新闻。
第一封信
【1860年】12月12日晚，于戛纳
致爱德华·埃利斯（Edward Ellice，1783-1863，英国政治家）：
……攻占北京和抢劫皇宫的事情，你作何想法？我很遗憾，当时不在现场，不能拿几件纪念品，不能砸烂家具。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很严重。我们处于西班牙议会（Cortes）在墨西哥城的处境，这区别在于北京的居民人口和伦敦的居民人口相当或更多。一万士兵要看管这么多人又如何过冬？我们又如何做到叫人偿还我们的费用？不管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1759-1833，英国著名的慈善家，力主废除买卖黑人）先生怎么说，我主张最明智的办法，可以是把几百万的中国人事先涂成黑色，作为黑奴，卖给美国人。请相信，不会找不到买主……
第二封信
1860年12月13日于戛纳
致戈比诺伯爵（le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作家，著有《论种族的不平等》。）
……让我对欧洲的事情感到安慰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很遗憾当时不在北京，不能抢一点什么东西，不能砸烂很多的瓷器，不能试试强奸中国的皇后。其次，我为中国人抓住《泰晤士报》的记者感到欣慰。但我怕的是回来。首先，我觉得很难偿还我们的费用，因为中国已经没有政府，因此再无人付钱？也很难想得明白：一万士兵在一座有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如何以征服者的身份过冬。如果我们不做慈善家，只按逻辑办事，最明智的办法可以是把大批的中国人漆上颜色，每个定个价钱，作为黑奴卖给美国佬……
第三封信
【1860年】12月18日于戛纳
致蒙蒂霍夫人（Madame de Montijo，即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也妮皇后）
……我对我们在中国的事情很苦恼。可我又感到中国人当时比我更害怕，中国人的样子是决定要付钱。我很遗憾当时在皇帝的宫里没有找到陛下的众妻子。我倒愿意让她们向我们的朱阿夫士兵（zouaves，指法国的非洲籍士兵）学一点法兰西调情的招式。我很高兴中国人抓住了《泰晤士报》的记者。真应该同样对待他们的巴黎记者…… 这三封信的摘录不长，合计500多字，内容只有一个：作家看到圆明园被毁新闻后的即时反应。反应很快，很及时，很直接很粗鲁。文字没有修饰，没有推敲，温文尔雅、冠冕堂皇。
作家的遗憾：不能在北京的现场参与抢掠，参与砸毁中国的瓷器，甚至强奸中国的皇后。
作家的担心：一万名占领军如何在寒冷的冬天在北京管理好三百万北京的百姓。
作家最大的担心：中国政府无力偿付战争赔款。
作家的建议：把数百万中国百姓涂上黑色，作为黑奴，卖给美国佬。
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措辞，这样的语气，似乎和作家的职业，作家的品格，作家的才思，作家的语言，是格格不入的。太格格不入了。
这三个收信人，都是欧洲很有身份的达官贵人。爱德华·埃利斯是英国的政府大臣，戈比诺伯爵是作家和艺术家，而蒙蒂霍夫人更贵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
能不能说，正因为是私人信件，才是没有伪装的真情流露。
御用文人梅里美
写下这三封信件的法国作家是谁？
这个法国作家是中国读者相当熟悉的梅里美——小说《嘉尔曼》作者梅里美。
1956年，法国Privat出版社出版了由莫里斯·帕尔图里耶（Maurice Parturier）校订和注释的《梅里美书信全集》。以上三封信正是从《梅里美书信全集》摘录出来的文字。
我在《雨果和圆明园》里，详细介绍了欧也妮皇后用圆明园的珍贵文物，于1864年在枫丹白露城堡里创办她的“中国陈列馆”。梅里美是欧也妮皇后的知己，我很想知道梅里美对“中国陈列馆”里的圆明园珍宝有什么感觉、有何种看法。可惜，《梅里美书信全集》里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内容。
梅里美是法国作家，也是考古专家。梅里美的文学创作和他的考古事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梅里美还有中年的从政经历。他于1850年认识时年仅24岁的西班牙贵族欧也妮·德·蒙蒂霍小姐，成为朋友，甚至是挚交。3年后，欧也妮·德·蒙蒂霍嫁给拿破仑三世，成为法国人的皇后。梅里美立即被封为贵族院议员。官方的荣誉纷至沓来，出入宫门，成为御用学者和皇帝夫妇的座上客。1870年9月3日，拿破仑三世在前线被俘，第三帝国垮台，9月23日，梅里美病逝。对待第三帝国，梅里美的道路和雨果的道路，正好背道而驰。这是我们理解梅里美三封信的基本出发点。对待中国和中国文化，梅里美和雨果的态度，更是背道而驰。
梅里美是很受读者欣赏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写作风格鲜明，文字朴素简洁。我们读他的代表作《嘉尔曼》，对吉卜赛女郎拼死追求独立自由的性格印象十分深刻。我们读他早年的《塔曼戈》，深感作者对非洲黑奴悲惨命运抱有深深的同情。如何理解梅里美的作家身份和他御用文人的身份，这可以是一个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承认作家梅里美文学创作的成就，现在，我们又看到梅里美从政后御用文人的一个侧面。需要不需要，能够不能够，调和这两个方面？也许，这并不容易。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