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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早在先秦诸子百家都有所论述。老子主张天法道，认为天是一种气。墨子提倡以天意行赏罚。阴阳家注重利用五行来谈“天人之际”。孔子也曾讲到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只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可见，先秦思想家早就注意到探讨“天”这一哲学思想问题，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简单的、零散的、未成系统的，不过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却成为董仲舒关于“天人感应”说的重要借鉴和渊源。
董仲舒“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的新儒学体系。”以“天”为最高范畴和“天人感应”说为该体系的核心，在他看来：
一、“天”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群物之祖”“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天创造万物目的是为了养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天不但养人，还使人知仁义、廉耻、好荣憎辱，与动物有别，“天之为人性命，使仁义而羞可耻……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同时又指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立了一个君主，作为天的儿子，以天的意志来治理人类社会。
二、天的构建
在董仲舒看来，构成天的最基本因素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加上人共十个元素。“天有十端”和“天之数毕也”中的“天”是指整个自然万物的总和。作为十个元素排在第一的“天”是相对“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是万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十个元素之间关系是：“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天气和地气混合在一起，就是“合而为一”，转为阴和阳，“阳，天气也；阴，地气也。”由阴阳再而演变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出阳入阴；秋，出阴而如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最为重要的是，他把阴阳应用在人和社会上，构成社会上人伦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因为在董仲舒看来“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是天的安排，从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三纲。
关于五行，《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间关系是“比相生，间相胜”，“比相生”意思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间相胜”则为，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金胜木、水胜火。这种相生相胜以致构成了相互循环一体。
于是利用五行来附会社会人事，他把五行分别与时序、方位、五官、五常、五声、无色、五味、五事、五脏想对应。
根据《春秋繁露》中的《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顺逆》、《五行变救》、《五行五事》、《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九篇，可以制作如下表格：
在他看来，世上万物都与五行有着衍生的关联，而五行的生、顺都是“天次之序”，是不可颠倒和混淆的，“逆之则乱，顺之则治”。因此世人要遵循天的旨意，同时这也是有关自然和国家治乱的大事，不可疏忽。
“人”是排在“十端”的最后一个，但并不意味着人在“十端”中地位的低下，相反人最为天下贵也。“圣人何其贵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所投贵之端，而不在其中。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才能和天相互感应。
三、人与万物之本的“天”相感应
人与天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因此，人们一定要顺应天意。
那么，君主作为天的儿子，更要遵循天意，否则就会出现灾异。正如面对汉武帝的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回答道：“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其实董仲舒建立一套以“天”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主要是两个作用：一是“君权神授”，皇帝代表天意统治民众；二是“敬天保民”，限制专制皇帝肆无忌惮的私欲。相对而言，为君主服务是他这一“天”哲学体系更为深层的作用。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种灾异警告在他看来是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以及改过自新和勉励，毕竟人君为天之子也，皇天佑之。
“天人感应”说对皇帝的警悟作用，确实使少数比较开明的君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劝告，当灾异发生时，便“修德”、“弭过”，号召人们起来提意见，如西汉时，宣元成哀几个皇帝在出现月食、地震等灾异时，都下诏罪己。但是，绝大多数统治者而是以灾异而册免三公。“凡三公以灾异册免，始自防也。”正是应了董子那句“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相反，出现祥瑞，则大书特书，文过饰非，宣扬君主的功劳，从而走向谶纬迷信。“谶纬迷信使”天人感应’说发展到顶峰，同时也是使它走向衰亡的关键”。
董仲舒“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的新儒学体系。”以“天”为最高范畴和“天人感应”说为该体系的核心，在他看来：
一、“天”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群物之祖”“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天创造万物目的是为了养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天不但养人，还使人知仁义、廉耻、好荣憎辱，与动物有别，“天之为人性命，使仁义而羞可耻……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同时又指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立了一个君主，作为天的儿子，以天的意志来治理人类社会。
二、天的构建
在董仲舒看来，构成天的最基本因素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加上人共十个元素。“天有十端”和“天之数毕也”中的“天”是指整个自然万物的总和。作为十个元素排在第一的“天”是相对“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是万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十个元素之间关系是：“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天气和地气混合在一起，就是“合而为一”，转为阴和阳，“阳，天气也；阴，地气也。”由阴阳再而演变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出阳入阴；秋，出阴而如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最为重要的是，他把阴阳应用在人和社会上，构成社会上人伦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因为在董仲舒看来“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是天的安排，从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三纲。
关于五行，《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间关系是“比相生，间相胜”，“比相生”意思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间相胜”则为，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金胜木、水胜火。这种相生相胜以致构成了相互循环一体。
于是利用五行来附会社会人事，他把五行分别与时序、方位、五官、五常、五声、无色、五味、五事、五脏想对应。
根据《春秋繁露》中的《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顺逆》、《五行变救》、《五行五事》、《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九篇，可以制作如下表格：
在他看来，世上万物都与五行有着衍生的关联，而五行的生、顺都是“天次之序”，是不可颠倒和混淆的，“逆之则乱，顺之则治”。因此世人要遵循天的旨意，同时这也是有关自然和国家治乱的大事，不可疏忽。
“人”是排在“十端”的最后一个，但并不意味着人在“十端”中地位的低下，相反人最为天下贵也。“圣人何其贵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所投贵之端，而不在其中。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才能和天相互感应。
三、人与万物之本的“天”相感应
人与天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因此，人们一定要顺应天意。
那么，君主作为天的儿子，更要遵循天意，否则就会出现灾异。正如面对汉武帝的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回答道：“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其实董仲舒建立一套以“天”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主要是两个作用：一是“君权神授”，皇帝代表天意统治民众；二是“敬天保民”，限制专制皇帝肆无忌惮的私欲。相对而言，为君主服务是他这一“天”哲学体系更为深层的作用。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种灾异警告在他看来是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以及改过自新和勉励，毕竟人君为天之子也，皇天佑之。
“天人感应”说对皇帝的警悟作用，确实使少数比较开明的君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劝告，当灾异发生时，便“修德”、“弭过”，号召人们起来提意见，如西汉时，宣元成哀几个皇帝在出现月食、地震等灾异时，都下诏罪己。但是，绝大多数统治者而是以灾异而册免三公。“凡三公以灾异册免，始自防也。”正是应了董子那句“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相反，出现祥瑞，则大书特书，文过饰非，宣扬君主的功劳，从而走向谶纬迷信。“谶纬迷信使”天人感应’说发展到顶峰，同时也是使它走向衰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