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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爱国将军杨虎城，因与张学良联手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而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千古功臣”。他毕生与中国共产党坦诚相交，堪称为中共的真挚朋友。在杨虎城37年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始终有一批共产党员在他的左右，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就是其中之一。在两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每逢危难之际，杨虎城总是挺身而出，竭力保护南汉宸。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成为杨虎城将军与共产党友好合作的一个缩影。
一
南汉宸，1895年出生于山西赵城县，青年时期就跟随山西著名的同盟会领导人李岐山、续范亭等人积极为革命奔走，并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17日，通过联共的帮助，自苏联归来的冯玉祥、于右任在绥远五原誓师，组织了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决定出兵策应北伐战争。国民军即日挥师经宁夏越甘肃，进入陕西，击溃北洋军阀刘镇华部，解救了被围困长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随冯进入西安的国民军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的南汉宸第一次与镇守该城的陕军副总司令的杨虎城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经过整编，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后改军）总司令，奉命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并兼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受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节制。此时，南汉宸任东路军总部政治部部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与杨虎城过从甚密。大革命失败后，因冯实行清党，其部属中的南汉宸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员便纷纷转而投入拒不执行清党命令的杨虎城旗下，并随杨的第十军辗转移师皖北太和。
为了进一步充实革命力量，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杨虎城在太和对所部进行了整顿：一是调整人事，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二是力图改造第十军，筹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任命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政治指导员。该校学员都是从部队基层军官中挑选出来的思想进步者和从地方上招收的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南汉宸等共产党员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首先在第十军中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积极吸纳进步青年军官，使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到近200人，其次又建立健全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等各种组织。不久，以曾晓渊、魏野畴、南汉宸等人为核心，在太和、蒙城一带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别委员会，曾晓渊、魏野畴先后任特委书记。
长期与共产党人的密切接触与友好合作，尤其在南汉宸、魏野畴等人的积极影响和大力帮助下，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久，杨进一步向南等人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并曾几度要求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皖北特委当即将此情况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但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以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左”倾路线主宰全党，由此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共产党的中间力量排斥在革命的大门之外，杨的入党申请自然也如石沉大海，未获批准。但上级仍要求皖北特委继续执行关于动员杨率部暴动起义，然后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计划。
遵照指示，皖北特委与杨虎城进行多次磋商，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因是杨既不愿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起义，又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为了顾全与共产党的合作大局，避免自己留在军中而对起义产生不利影响，杨便向特委表示自己可离开部队。
自从第十军进驻皖北太和后，在皖北特委领导下的兵运、农运工作蓬勃开展，声势浩大，使得当地几支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和地方豪绅感到如芒在背、威胁多多。于是，他们一面伺机反扑，一面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求予以镇压。南京方面遂以劳军为名，派反共大同盟成员韩振声携款2万元来到皖北，试图乘机离间杨虎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将杨拉入蒋介石的麾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督促杨清除其部属中的所有共产党人。当时，杨正在亳州，韩即径自来见。通过四处侦察，韩振声了解到自己的同乡、早年曾一道随冯去过苏联的南汉宸就在杨手下供职，便以解决第十军的编制经费等为砝码，诱使杨将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抓起来押送南京，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结果遭到杨虎城的拒绝。杨虎城斩钉截铁地对韩振声说道：“你我都和汉宸是朋友，而你和他的朋友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然后，立即暗中告知魏野畴，要南汉宸暂时躲避。为了引开韩振声，不影响起义大计，经过与特委几位负责人商量后，杨虎城决定假意答应韩振声去面见蒋介石的要求，由自己随他去南京。
杨虎城走后，由于第十军的党组织中出现叛徒，供出了该部共产党员名单，致使这些党员无法继续在杨部活动。迫于压力，代管该部全面工作的军参谋长孙蔚如只得按照杨虎城临行前的嘱托，给该部中包括南汉宸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员（因魏野畴不在，不在礼送之列）分别发给路费，然后押送至豫皖交界处释放出境。
在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以及地方各种反动武装等的联合围攻下，由皖北特委发动的皖北暴动很快就失败了，魏野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此后，第十军内部矛盾重重，其中的保守势力公开表示了对杨的不满，使一直游历于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杨虎城不便返回部队。此时，陕军将领岳维峻、田玉洁等正酝酿着联合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统治的事宜，他们千方百计拉杨虎城入伙。杨虎城既无意于反冯，又不好自外于这些靖国军时期的战友。为了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便避居日本，一走了之。
二
随着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名义上隶属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杨虎城第十军，便成为蒋、冯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在蒋、冯电报的迭次催促以及第十军先后两次派员来请的情况下，杨虎城于1928年11月中旬由日本回到国内。随后，第十军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就任师长，并奉冯之命，率部开往胶东，剿灭地方匪患。蒋、冯关系破裂后，杨虎城决定离冯附蒋，所部被蒋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陆军第十七师。1930年夏，当他率领第十七师在河南舞阳的北舞渡与冯部激战正酣时，南汉宸再次归来，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二度合作。
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的中原混战行将结束之际，杨虎城因屡立战功，于同年10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在此重大关头，杨虎城同南汉宸一道，分析研究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由第十七师扩编而成的第十七路军的前途等重大问题，并进而确定了今后主持陕西军政的施政方针和人事安排。不久，南汉宸被提携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成为杨虎城的得力智囊和臂膀之一。
杨虎城以民主政治为其指导思想，刚一进西安，他就宣布释放了一批在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在省府的人事安排上，他又不顾蒋介石的阻挠，重用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并继续与中共秘密党组织保持良好关系，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在对日态度上的严重分歧，杨、蒋之间的矛盾迅速加剧。1932-1933年之际，蒋一面电令杨虎城撤销南汉宸的职务，一面先后派黄杰部兵压潼关，派胡宗南部进驻天水，在军事上对杨构成夹击包抄之势。形势所迫，杨虎城只得护送南汉宸秘密离陕，任其逃亡日本。随之，国民政府发布了对南汉宸的通缉令，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销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他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之职。
三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后，为了积极争取与杨虎城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特派员的汪锋于1935年12月奉命潜赴西安，向杨虎城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在谈话中具体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宣传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而此前不久从日本归来的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特科负责人的南汉宸也一直与杨虎城保持着秘密联系。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开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南汉宸即通过第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给杨虎城送去一份，使杨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基本了解，并产生了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的意愿。杨、汪初次洽谈之后，杨虎城在安排汪锋长住西安以备续谈的同时，又派人赴天津去邀请南汉宸速来会商有关事宜。南汉宸即派华北特科系统书记王世英秘密来到西安与杨会晤，双方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初步谈妥了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合作的四项原则。然后，汪锋、王世英一道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并获得同意。此后，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合作即进入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新阶段。东北军张学良部被调驻陕西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努力与其共结同盟、友好相处。同时，张、杨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即西北军）亦渐走渐近、相互靠拢。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主导，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的“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格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全国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乘蒋介石亲到西安坐镇督战之机，于1936年12月12日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将蒋扣押起来，随即通电全国，颁布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迅速采取了军事、政治和对外联络的九条措施。其中之一是：西北军成立以杨虎城为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孙蔚如、赵寿山、王炳南等人参加领导工作，同时，杨虎城又派人从天津请来了南汉宸，以便于加强与共产党的联系。此后，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导、斡旋以及各方面的协同努力下，终于迫使蒋介石做出了联共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
但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仅将礼送其返回南京的张学良扣留、软禁起来，对杨虎城等人也予以撤职留任处分，而且还运用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手段，企图破坏和搞垮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使西北军和东北军内部在主战和主和问题上争执不下，两支部队的关系也出现裂痕。特别是因为张学良不在，一时没了主心骨，东北军便泾渭分明地分化为主战、主和两派，其中主战的少壮派中下级军官四处搞串联签名活动，并一再找杨和中央代表团哭诉、请愿，强烈要求与进逼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决战，以迫使蒋释放张学良；他们甚至还扬言，对主和派将实施极端手段。这使在张学良临走之时被其指定为代理总指挥的杨虎城也深感力不从心、左右为难，他一度陷于彷徨、苦闷之中。尽管杨始终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和平解决主张，中央代表团也对主战派做了大量的劝解工作，但却收效甚微。
1937年1月26日晚，当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听到南汉宸已被主战的一些人列入拟枪杀名单的风声时，便规劝南汉宸不要回自己九府街的住所，以防不测。南却语气坚定地说：“我不怕！”仍旧回住地不误。28日上午，杨虎城又亲赴南汉宸的住所，将其从睡梦中唤起来，然后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了。”
南汉宸却掷地有声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便去向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中央代表团周恩来等人做了汇报。而此前数小时，东北军少壮派首领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人也曾来向周恩来等人提出过请红军全力帮其击败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迫切要求。在反复解释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经征得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有关负责人同意，周恩来即答复少壮派，如果其内部上下以及西北军能够协商一致，都主张打，那么红军就鼎力相助。但经过东北军、西北军召集的有关会议研究讨论后，少壮派的开战主张被否决，从而导致了主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等人被少壮派暗杀的“二二事件”，并由此又引发了东北军部分元老派的恶性报复行动。
尽管杨虎城最终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并于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但是，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仍最终形成，由杨虎城一手缔造的西北军之相当一部分也浴血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劲旅，其中的赵寿山、孔从洲和刘威诚等一些高中级将领后来还率部发动起义，毅然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杨虎城将军生前纵然未能亲眼见到这一切，亦当笑慰九泉了，而他三护南汉宸的经历，也成为其与中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一
南汉宸，1895年出生于山西赵城县，青年时期就跟随山西著名的同盟会领导人李岐山、续范亭等人积极为革命奔走，并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17日，通过联共的帮助，自苏联归来的冯玉祥、于右任在绥远五原誓师，组织了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决定出兵策应北伐战争。国民军即日挥师经宁夏越甘肃，进入陕西，击溃北洋军阀刘镇华部，解救了被围困长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随冯进入西安的国民军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的南汉宸第一次与镇守该城的陕军副总司令的杨虎城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经过整编，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后改军）总司令，奉命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并兼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受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节制。此时，南汉宸任东路军总部政治部部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与杨虎城过从甚密。大革命失败后，因冯实行清党，其部属中的南汉宸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员便纷纷转而投入拒不执行清党命令的杨虎城旗下，并随杨的第十军辗转移师皖北太和。
为了进一步充实革命力量，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杨虎城在太和对所部进行了整顿：一是调整人事，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二是力图改造第十军，筹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任命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政治指导员。该校学员都是从部队基层军官中挑选出来的思想进步者和从地方上招收的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南汉宸等共产党员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首先在第十军中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积极吸纳进步青年军官，使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到近200人，其次又建立健全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等各种组织。不久，以曾晓渊、魏野畴、南汉宸等人为核心，在太和、蒙城一带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别委员会，曾晓渊、魏野畴先后任特委书记。
长期与共产党人的密切接触与友好合作，尤其在南汉宸、魏野畴等人的积极影响和大力帮助下，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久，杨进一步向南等人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并曾几度要求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皖北特委当即将此情况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但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以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左”倾路线主宰全党，由此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共产党的中间力量排斥在革命的大门之外，杨的入党申请自然也如石沉大海，未获批准。但上级仍要求皖北特委继续执行关于动员杨率部暴动起义，然后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计划。
遵照指示，皖北特委与杨虎城进行多次磋商，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因是杨既不愿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起义，又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为了顾全与共产党的合作大局，避免自己留在军中而对起义产生不利影响，杨便向特委表示自己可离开部队。
自从第十军进驻皖北太和后，在皖北特委领导下的兵运、农运工作蓬勃开展，声势浩大，使得当地几支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和地方豪绅感到如芒在背、威胁多多。于是，他们一面伺机反扑，一面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求予以镇压。南京方面遂以劳军为名，派反共大同盟成员韩振声携款2万元来到皖北，试图乘机离间杨虎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将杨拉入蒋介石的麾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督促杨清除其部属中的所有共产党人。当时，杨正在亳州，韩即径自来见。通过四处侦察，韩振声了解到自己的同乡、早年曾一道随冯去过苏联的南汉宸就在杨手下供职，便以解决第十军的编制经费等为砝码，诱使杨将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抓起来押送南京，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结果遭到杨虎城的拒绝。杨虎城斩钉截铁地对韩振声说道：“你我都和汉宸是朋友，而你和他的朋友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然后，立即暗中告知魏野畴，要南汉宸暂时躲避。为了引开韩振声，不影响起义大计，经过与特委几位负责人商量后，杨虎城决定假意答应韩振声去面见蒋介石的要求，由自己随他去南京。
杨虎城走后，由于第十军的党组织中出现叛徒，供出了该部共产党员名单，致使这些党员无法继续在杨部活动。迫于压力，代管该部全面工作的军参谋长孙蔚如只得按照杨虎城临行前的嘱托，给该部中包括南汉宸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员（因魏野畴不在，不在礼送之列）分别发给路费，然后押送至豫皖交界处释放出境。
在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以及地方各种反动武装等的联合围攻下，由皖北特委发动的皖北暴动很快就失败了，魏野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此后，第十军内部矛盾重重，其中的保守势力公开表示了对杨的不满，使一直游历于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杨虎城不便返回部队。此时，陕军将领岳维峻、田玉洁等正酝酿着联合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统治的事宜，他们千方百计拉杨虎城入伙。杨虎城既无意于反冯，又不好自外于这些靖国军时期的战友。为了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便避居日本，一走了之。
二
随着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名义上隶属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杨虎城第十军，便成为蒋、冯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在蒋、冯电报的迭次催促以及第十军先后两次派员来请的情况下，杨虎城于1928年11月中旬由日本回到国内。随后，第十军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就任师长，并奉冯之命，率部开往胶东，剿灭地方匪患。蒋、冯关系破裂后，杨虎城决定离冯附蒋，所部被蒋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陆军第十七师。1930年夏，当他率领第十七师在河南舞阳的北舞渡与冯部激战正酣时，南汉宸再次归来，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二度合作。
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的中原混战行将结束之际，杨虎城因屡立战功，于同年10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在此重大关头，杨虎城同南汉宸一道，分析研究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由第十七师扩编而成的第十七路军的前途等重大问题，并进而确定了今后主持陕西军政的施政方针和人事安排。不久，南汉宸被提携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成为杨虎城的得力智囊和臂膀之一。
杨虎城以民主政治为其指导思想，刚一进西安，他就宣布释放了一批在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在省府的人事安排上，他又不顾蒋介石的阻挠，重用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并继续与中共秘密党组织保持良好关系，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在对日态度上的严重分歧，杨、蒋之间的矛盾迅速加剧。1932-1933年之际，蒋一面电令杨虎城撤销南汉宸的职务，一面先后派黄杰部兵压潼关，派胡宗南部进驻天水，在军事上对杨构成夹击包抄之势。形势所迫，杨虎城只得护送南汉宸秘密离陕，任其逃亡日本。随之，国民政府发布了对南汉宸的通缉令，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销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他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之职。
三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后，为了积极争取与杨虎城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特派员的汪锋于1935年12月奉命潜赴西安，向杨虎城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在谈话中具体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宣传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而此前不久从日本归来的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特科负责人的南汉宸也一直与杨虎城保持着秘密联系。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开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南汉宸即通过第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给杨虎城送去一份，使杨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基本了解，并产生了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的意愿。杨、汪初次洽谈之后，杨虎城在安排汪锋长住西安以备续谈的同时，又派人赴天津去邀请南汉宸速来会商有关事宜。南汉宸即派华北特科系统书记王世英秘密来到西安与杨会晤，双方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初步谈妥了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合作的四项原则。然后，汪锋、王世英一道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并获得同意。此后，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合作即进入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新阶段。东北军张学良部被调驻陕西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努力与其共结同盟、友好相处。同时，张、杨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即西北军）亦渐走渐近、相互靠拢。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主导，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的“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格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全国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乘蒋介石亲到西安坐镇督战之机，于1936年12月12日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将蒋扣押起来，随即通电全国，颁布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迅速采取了军事、政治和对外联络的九条措施。其中之一是：西北军成立以杨虎城为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孙蔚如、赵寿山、王炳南等人参加领导工作，同时，杨虎城又派人从天津请来了南汉宸，以便于加强与共产党的联系。此后，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导、斡旋以及各方面的协同努力下，终于迫使蒋介石做出了联共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
但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仅将礼送其返回南京的张学良扣留、软禁起来，对杨虎城等人也予以撤职留任处分，而且还运用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手段，企图破坏和搞垮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使西北军和东北军内部在主战和主和问题上争执不下，两支部队的关系也出现裂痕。特别是因为张学良不在，一时没了主心骨，东北军便泾渭分明地分化为主战、主和两派，其中主战的少壮派中下级军官四处搞串联签名活动，并一再找杨和中央代表团哭诉、请愿，强烈要求与进逼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决战，以迫使蒋释放张学良；他们甚至还扬言，对主和派将实施极端手段。这使在张学良临走之时被其指定为代理总指挥的杨虎城也深感力不从心、左右为难，他一度陷于彷徨、苦闷之中。尽管杨始终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和平解决主张，中央代表团也对主战派做了大量的劝解工作，但却收效甚微。
1937年1月26日晚，当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听到南汉宸已被主战的一些人列入拟枪杀名单的风声时，便规劝南汉宸不要回自己九府街的住所，以防不测。南却语气坚定地说：“我不怕！”仍旧回住地不误。28日上午，杨虎城又亲赴南汉宸的住所，将其从睡梦中唤起来，然后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了。”
南汉宸却掷地有声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便去向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中央代表团周恩来等人做了汇报。而此前数小时，东北军少壮派首领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人也曾来向周恩来等人提出过请红军全力帮其击败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迫切要求。在反复解释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经征得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有关负责人同意，周恩来即答复少壮派，如果其内部上下以及西北军能够协商一致，都主张打，那么红军就鼎力相助。但经过东北军、西北军召集的有关会议研究讨论后，少壮派的开战主张被否决，从而导致了主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等人被少壮派暗杀的“二二事件”，并由此又引发了东北军部分元老派的恶性报复行动。
尽管杨虎城最终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并于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但是，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仍最终形成，由杨虎城一手缔造的西北军之相当一部分也浴血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劲旅，其中的赵寿山、孔从洲和刘威诚等一些高中级将领后来还率部发动起义，毅然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杨虎城将军生前纵然未能亲眼见到这一切，亦当笑慰九泉了，而他三护南汉宸的经历，也成为其与中共合作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