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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紧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针对无产阶级政党使用“执政党”概念。列宁、斯大林首先在苏联一党制条件下确认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党”概念使用的曲折过程，与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有关，也与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发展密切相关。今天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是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和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执政党 概念 源流 革命党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5-0108-05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萌芽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论述相当谨慎，论述很少。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之后的政党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未作出什么预见性论述。但是，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主张共产党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结成政治联盟的。但是，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中如何处理政党关系，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这是他们未曾考虑的。
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提到过“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恩格斯预言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来“出来执政”，可能犯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这可以说是针对无产阶级政党最早提出的“执政”概念，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思想的萌芽。后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最初实践，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是它失败的一个教训，自然谈不上共产党执政的任何东西。
列宁斯大林首先确认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共产党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组织者。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成为共产党必须面对处理的重大课题。列宁、斯大林正是在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中提出“执政党”概念的。
一是执政条件下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密切党群关系。俄共(布)八大决议提出在1919年5月至9月底重新进行党员登记，俄共(布)中央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重新登记的“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这是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4卷中《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的注释，是可见的最早把俄共(布)称为“执政党”的文献记载。1972年版中的注释使用的是“党取得统治地位”而没用“执政地位”。两个版本说法不一，显然这是翻译问题，可以存疑不论。但是，1919年10月11日，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这是列宁首次使用“执政党”概念，也是针对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第一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是不存疑义的。1919年12月4日，列宁在《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在谈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谈到执政党地位对党员质量的影响时还多次提到“执政党”概念，如“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即1920年4—5月写成的，当时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这部著作是针对一些没有执政的革命政党阐述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其中没有使用“执政党”概念，而使用的是“革命政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后来在其他地方列宁又用过“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政党”。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使用“执政党”概念的一个重要意思是相对于“革命党”而言的，是针对党的地位、任务的变化来讲的。这部著作是毛泽东阅读并在党内推荐的列宁的重要著作之一。毛泽东对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有关执政和建设的著作关注不多，不太注意甚至可能没有读过像《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等列宁谈论执政的文章，这不能不对他的革命党思维惯性产生影响。
二是执政条件下如何处理党政关系。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在谈到党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存在的问题时再一次提到“执政党”概念。列宁指出，“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针对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正常现象，列宁做自我批评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同时他又说，“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惟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惟一的执政党。”
三是执政条件下如何处理党际关系。列宁在回答一些人攻击布尔什维克党是“一党专政”的时候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为此，他提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
斯大林从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别角度讲到“执政党”的概念。1929年4月，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说：“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 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
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与邓小平的“执政党”思维
从现有文献看，毛泽东使用“革命党”概念直到1957年3月18日的一次讲话，但他一生都没有公开、明确使用过“执政党”概念。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1948年2月27日他在《关于工商业政策》中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最典型的是1948年11月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论文(发表于该刊1948年第21期)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段248个字的话用了5个“革命党”、11个“革命”。毛泽东对“革命党”理念之强烈，由此可见一斑。
1955年5—6月，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说：“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中把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称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而对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地位的变化是这样说的：“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可以看作八大召开前关于党的地位变化的正式的权威表述。在这里，无论是对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一概不用“执政党”概念，连资产阶级政党也被称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而不称为“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提法，显然可以代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正面态度。
从现有文献上看，我们党内，“执政党”概念是周恩来在1954年处理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率先使用的，他提出：“我们的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邓小平在1956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称我们党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八大之后，刘少奇曾经使用过一次“执政党”概念。毛泽东对“执政党”提法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他亲自审阅了邓小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稿。而修改党章的报告鲜明地提出“执政党地位”问题，政治报告中却没有使用“执政党”概念，最后用的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样一个提法。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曾经隐隐约约地用“领导党”和“执政党”来定位我们党，但是政治报告最终定下来的提法却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审阅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前，而对政治报告的修改一直持续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即9月15日上午。即使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注意到并基本认同关于“执政党地位”的提法，但在审阅和修改政治报告稿过程中，认识又有所改变，最终把提法定位在“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执政党”概念的，虽然两个提法不同的报告都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但是从毛泽东的思路看，政治报告中的提法更能代表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
毛泽东一直忌讳用“执政”和“执政党”来称谓我们党。1957年3月10日，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从语境上“解放”一词应该换成“执政”是最合适的，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说“我们执政七年”。几天之后，即1957年3月18日，他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有的干部争名誉、闹地位的现象提出批评，并且说：“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这是可见文献资料中毛泽东最后一次使用“革命党”的概念。在这以后，毛泽东就不再使用“革命党”概念了，但他直到去世也没有使用八大提出的“执政党”概念。这说明毛泽东是非常慎重地思考和对待“执政党”这个提法的。
上述现象决不能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关于“执政党”的提法来解释，而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他并不赞同急于用“执政党”概念。毛泽东为什么不赞同急于使用“执政党”的概念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毛泽东有强烈的根深蒂固的“革命党”意识，因而对“执政党”这样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概念有本能的排斥和警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他特别强调革命胜利后“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二是在理论上、认识上，革命胜利后，对于共 产党到底是称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还是称为“执政党”，一直是有争议的，至今仍有人认为，把共产党称为执政党是不科学的。“执政”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一个古老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多处使用过“执政”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掌握国家政权，其主体是个人。而“执政党”从本源上说，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他反映的是一个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状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存在概念。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执政党”不是法定不变的，是指两党制、多党制运行中政党竞争的目标和一种结果状态，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只能是“现在时”。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或反对党而言的，按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没有在野党或反对党对执政党地位的竞争，即使多党存在，仍然称为“一党专政”，这个党也不能称为执政党。在这个本意上说，共产党作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与“执政党”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或许，这正是毛泽东从不使用“执政党”来说明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地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是从反对到不反对。这反映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定位的矛盾心态。而在当时社会上和民主党派中，也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是这么一种心态，要么取消民主党派，要么就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后来“反右”中“轮流坐庄”的说法就是表现。因此，毛泽东对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下的“执政党”概念，能不能用来称谓领导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心存疑虑，持保留态度，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当时党内外普遍的一个认识水平，理论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认为，“执政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如1986年4月出版的由熊复主编的《世界政党辞典》就把“执政党”解释为：“指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选举掌握国家权力、负责组阁的政党，也称政府党。主要是内阁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政治概念。”
三是现实政治考虑。在我国政党关系格局中，从明确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关系，到进一步明确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权中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经过几年酝酿才在八大前夕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至于民主党派与政权的关系定位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1949年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制度上的解决。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提出“执政党”概念的周恩来、邓小平，都还没有成熟的答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在概念上怎么定位民主党派在政权中的地位与政权的关系。如果单纯提出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对民主党派与政权的关系没有一个对应的科学概念，就如一幅对联有上联缺下联一样。共产党的“执政党”定位，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的重要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
从八大提出“执政党”概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党内高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作为领导集体核心、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执政党”概念不置可否的态度，使关于“执政党”的声音逐步消失。尽管邓小平、刘少奇偶尔还在强调“执政党”的地位、特点，但由于作为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的态度，而不可能成为主导思想。毛泽东的态度有正确合理的一面，那就是要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和作风，革命在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坚持“两个务必”，当然也有“革命党”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意识惯性的负面影响的一面。毛泽东的“革命党”意识在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极端。1969年党的九大制定的党章总纲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表述正好50个字，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1973年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则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写进了总纲。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革命党”意识的负面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概念的重新提出及执政理论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大觉醒、执政理论的逐步丰富和发展，是从“执政党”概念的重新提出发端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以陈云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会议讲话中率先使用“执政党”概念，紧接着，在党的正式文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公开使用“执政党”概念。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影响很大，并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出现了“执政党”概念。之后，从十二大开始，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都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十二大党章的制定和十二大之后的整党，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叫合格，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特别是他指示并在江泽民主持下，1989年我们党制定和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最终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可以说，“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执政意识”、“执政水平”、“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规律”等一系列概念相继提出，标志着党的执政理论的不断丰富。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一个统一命题提出，可以说是对毛泽东“革命党”思维的科学成分和邓小平“执政党”思维的继承和发展，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革命党”思维的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面。
研究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执政大党，执政理论这棵大树可谓枝繁叶茂、生机昂然。可是，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党”和“执政党”两个概念在理论上的由来沉浮对执政理论发展的特殊作用。终其一生来看，毛泽东都没有使用“执政党”概念，而具体来说，毛泽东对党的称谓上经历了这么一个轨迹：1957年前是“革命党”概念，1957年后“革命党”和“执政党”概念都不使用。这和八大邓小平提出的“执政党”特点和考验的理论看似矛盾，反差很大。而理论界对此并未有人注意并作出合理的解释。理论界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对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的含义、八大后毛泽东对“执政党”概念的态度及原因不作历史的分析，就对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全盘否定，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使我们党迟迟没有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这未免有失公允。研究今天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不能不联系“执政党”概念的变迁，而“执政党”概念的确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和成熟过程，这又是与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相联系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商品”开始的。研究执政党建设和共产党执政理论，不能不对作为共产党定位的“执政党”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考察。
从历史角度看，对1956年八大邓小平提出“执政党”概念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使用“革命党”概念这一矛盾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今天的标准而作出今是昨非、此是彼非、邓是毛非的结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党的理论准备的不足和不成熟的一面。比如，列宁、斯大林在苏联一党制条件下使用“执政党”概念和我国多党长期共存条件下使用“执政党”概念的针对性就有所不同。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八大提出的“执政党”提法不置可否，未必就表明他不赞同这个提法，而是表明他更多考虑的是执政党永葆革命精神和作风，把“执政党”概念和与之联系的我国政党制度联系起来的深层思考。
今天我们研究执政理论，要吸取历史经验，要有世界眼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条件下的执政党、西方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条件下的执政党和原苏联一党制条件下的执政党，这三种政党制度下的执政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是值得加以比较和研究的。本文只是对“执政党”概念的源流作一个大致的文献梳理，兼谈点看法，提出问题，以供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文心]
[关键词]执政党 概念 源流 革命党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5-0108-05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萌芽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论述相当谨慎，论述很少。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之后的政党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未作出什么预见性论述。但是，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主张共产党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结成政治联盟的。但是，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中如何处理政党关系，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这是他们未曾考虑的。
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提到过“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恩格斯预言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来“出来执政”，可能犯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这可以说是针对无产阶级政党最早提出的“执政”概念，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思想的萌芽。后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最初实践，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是它失败的一个教训，自然谈不上共产党执政的任何东西。
列宁斯大林首先确认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共产党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组织者。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成为共产党必须面对处理的重大课题。列宁、斯大林正是在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中提出“执政党”概念的。
一是执政条件下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密切党群关系。俄共(布)八大决议提出在1919年5月至9月底重新进行党员登记，俄共(布)中央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重新登记的“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这是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4卷中《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的注释，是可见的最早把俄共(布)称为“执政党”的文献记载。1972年版中的注释使用的是“党取得统治地位”而没用“执政地位”。两个版本说法不一，显然这是翻译问题，可以存疑不论。但是，1919年10月11日，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这是列宁首次使用“执政党”概念，也是针对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第一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是不存疑义的。1919年12月4日，列宁在《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在谈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谈到执政党地位对党员质量的影响时还多次提到“执政党”概念，如“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即1920年4—5月写成的，当时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这部著作是针对一些没有执政的革命政党阐述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其中没有使用“执政党”概念，而使用的是“革命政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后来在其他地方列宁又用过“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政党”。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使用“执政党”概念的一个重要意思是相对于“革命党”而言的，是针对党的地位、任务的变化来讲的。这部著作是毛泽东阅读并在党内推荐的列宁的重要著作之一。毛泽东对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有关执政和建设的著作关注不多，不太注意甚至可能没有读过像《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等列宁谈论执政的文章，这不能不对他的革命党思维惯性产生影响。
二是执政条件下如何处理党政关系。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在谈到党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存在的问题时再一次提到“执政党”概念。列宁指出，“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针对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正常现象，列宁做自我批评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同时他又说，“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惟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惟一的执政党。”
三是执政条件下如何处理党际关系。列宁在回答一些人攻击布尔什维克党是“一党专政”的时候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为此，他提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
斯大林从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别角度讲到“执政党”的概念。1929年4月，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说：“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 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
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与邓小平的“执政党”思维
从现有文献看，毛泽东使用“革命党”概念直到1957年3月18日的一次讲话，但他一生都没有公开、明确使用过“执政党”概念。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1948年2月27日他在《关于工商业政策》中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最典型的是1948年11月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论文(发表于该刊1948年第21期)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段248个字的话用了5个“革命党”、11个“革命”。毛泽东对“革命党”理念之强烈，由此可见一斑。
1955年5—6月，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说：“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中把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称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而对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地位的变化是这样说的：“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可以看作八大召开前关于党的地位变化的正式的权威表述。在这里，无论是对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一概不用“执政党”概念，连资产阶级政党也被称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而不称为“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提法，显然可以代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正面态度。
从现有文献上看，我们党内，“执政党”概念是周恩来在1954年处理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率先使用的，他提出：“我们的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邓小平在1956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称我们党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八大之后，刘少奇曾经使用过一次“执政党”概念。毛泽东对“执政党”提法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他亲自审阅了邓小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稿。而修改党章的报告鲜明地提出“执政党地位”问题，政治报告中却没有使用“执政党”概念，最后用的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样一个提法。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曾经隐隐约约地用“领导党”和“执政党”来定位我们党，但是政治报告最终定下来的提法却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审阅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前，而对政治报告的修改一直持续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即9月15日上午。即使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注意到并基本认同关于“执政党地位”的提法，但在审阅和修改政治报告稿过程中，认识又有所改变，最终把提法定位在“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执政党”概念的，虽然两个提法不同的报告都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但是从毛泽东的思路看，政治报告中的提法更能代表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
毛泽东一直忌讳用“执政”和“执政党”来称谓我们党。1957年3月10日，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从语境上“解放”一词应该换成“执政”是最合适的，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说“我们执政七年”。几天之后，即1957年3月18日，他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有的干部争名誉、闹地位的现象提出批评，并且说：“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这是可见文献资料中毛泽东最后一次使用“革命党”的概念。在这以后，毛泽东就不再使用“革命党”概念了，但他直到去世也没有使用八大提出的“执政党”概念。这说明毛泽东是非常慎重地思考和对待“执政党”这个提法的。
上述现象决不能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关于“执政党”的提法来解释，而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他并不赞同急于用“执政党”概念。毛泽东为什么不赞同急于使用“执政党”的概念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毛泽东有强烈的根深蒂固的“革命党”意识，因而对“执政党”这样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概念有本能的排斥和警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他特别强调革命胜利后“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二是在理论上、认识上，革命胜利后，对于共 产党到底是称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还是称为“执政党”，一直是有争议的，至今仍有人认为，把共产党称为执政党是不科学的。“执政”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一个古老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多处使用过“执政”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掌握国家政权，其主体是个人。而“执政党”从本源上说，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他反映的是一个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状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存在概念。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执政党”不是法定不变的，是指两党制、多党制运行中政党竞争的目标和一种结果状态，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只能是“现在时”。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或反对党而言的，按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没有在野党或反对党对执政党地位的竞争，即使多党存在，仍然称为“一党专政”，这个党也不能称为执政党。在这个本意上说，共产党作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与“执政党”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或许，这正是毛泽东从不使用“执政党”来说明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地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是从反对到不反对。这反映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定位的矛盾心态。而在当时社会上和民主党派中，也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是这么一种心态，要么取消民主党派，要么就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后来“反右”中“轮流坐庄”的说法就是表现。因此，毛泽东对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下的“执政党”概念，能不能用来称谓领导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心存疑虑，持保留态度，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当时党内外普遍的一个认识水平，理论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认为，“执政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如1986年4月出版的由熊复主编的《世界政党辞典》就把“执政党”解释为：“指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选举掌握国家权力、负责组阁的政党，也称政府党。主要是内阁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政治概念。”
三是现实政治考虑。在我国政党关系格局中，从明确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关系，到进一步明确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权中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经过几年酝酿才在八大前夕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至于民主党派与政权的关系定位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1949年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制度上的解决。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提出“执政党”概念的周恩来、邓小平，都还没有成熟的答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在概念上怎么定位民主党派在政权中的地位与政权的关系。如果单纯提出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对民主党派与政权的关系没有一个对应的科学概念，就如一幅对联有上联缺下联一样。共产党的“执政党”定位，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的重要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
从八大提出“执政党”概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党内高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作为领导集体核心、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执政党”概念不置可否的态度，使关于“执政党”的声音逐步消失。尽管邓小平、刘少奇偶尔还在强调“执政党”的地位、特点，但由于作为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的态度，而不可能成为主导思想。毛泽东的态度有正确合理的一面，那就是要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和作风，革命在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坚持“两个务必”，当然也有“革命党”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意识惯性的负面影响的一面。毛泽东的“革命党”意识在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极端。1969年党的九大制定的党章总纲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表述正好50个字，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1973年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则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写进了总纲。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革命党”意识的负面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概念的重新提出及执政理论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大觉醒、执政理论的逐步丰富和发展，是从“执政党”概念的重新提出发端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以陈云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会议讲话中率先使用“执政党”概念，紧接着，在党的正式文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公开使用“执政党”概念。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影响很大，并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出现了“执政党”概念。之后，从十二大开始，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都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十二大党章的制定和十二大之后的整党，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叫合格，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特别是他指示并在江泽民主持下，1989年我们党制定和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最终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可以说，“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执政意识”、“执政水平”、“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规律”等一系列概念相继提出，标志着党的执政理论的不断丰富。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一个统一命题提出，可以说是对毛泽东“革命党”思维的科学成分和邓小平“执政党”思维的继承和发展，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革命党”思维的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面。
研究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执政大党，执政理论这棵大树可谓枝繁叶茂、生机昂然。可是，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党”和“执政党”两个概念在理论上的由来沉浮对执政理论发展的特殊作用。终其一生来看，毛泽东都没有使用“执政党”概念，而具体来说，毛泽东对党的称谓上经历了这么一个轨迹：1957年前是“革命党”概念，1957年后“革命党”和“执政党”概念都不使用。这和八大邓小平提出的“执政党”特点和考验的理论看似矛盾，反差很大。而理论界对此并未有人注意并作出合理的解释。理论界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对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的含义、八大后毛泽东对“执政党”概念的态度及原因不作历史的分析，就对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全盘否定，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使我们党迟迟没有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这未免有失公允。研究今天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不能不联系“执政党”概念的变迁，而“执政党”概念的确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和成熟过程，这又是与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相联系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商品”开始的。研究执政党建设和共产党执政理论，不能不对作为共产党定位的“执政党”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考察。
从历史角度看，对1956年八大邓小平提出“执政党”概念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使用“革命党”概念这一矛盾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今天的标准而作出今是昨非、此是彼非、邓是毛非的结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党的理论准备的不足和不成熟的一面。比如，列宁、斯大林在苏联一党制条件下使用“执政党”概念和我国多党长期共存条件下使用“执政党”概念的针对性就有所不同。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八大提出的“执政党”提法不置可否，未必就表明他不赞同这个提法，而是表明他更多考虑的是执政党永葆革命精神和作风，把“执政党”概念和与之联系的我国政党制度联系起来的深层思考。
今天我们研究执政理论，要吸取历史经验，要有世界眼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条件下的执政党、西方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条件下的执政党和原苏联一党制条件下的执政党，这三种政党制度下的执政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是值得加以比较和研究的。本文只是对“执政党”概念的源流作一个大致的文献梳理，兼谈点看法，提出问题，以供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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