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03年荣禄病逝后，奕劻就接替其出任首席军机大臣。他当政期间不问世事、专事货殖、细大不捐、政由贿成、门庭若市。凡是要想谋得一份官职就必须拿钱来，只要有钱就好说话。因此当时的一些蝇营狗苟之士都挤破头往他府上奔，他家买官者络绎不绝、川流不息，被人称为“老庆记公司”。
　　在当时，官职不仅可以用钱买，就算是朝廷给了你一份差事，如果想真正地走马上任，那也还是要在奕劻这里花钱活动一下。有一个叫林开暮的道员获署理江西学政，临行前在拜访奕劻时，就曾因不愿缴纳门包费而被拒之门外。到了江西，在署理学政任上他收到京中来信，明确提出索要白银8000两，帮他打通关节去掉“署理”二字让其转正。书生意气的林大人将此事置之不理，时隔不久他就被免去了学政一职。
　　奕劻虽然腐败透顶，但家中匾额都书作“宜春堂”、“爱日堂”、“静观堂”等名字，并且还恬不知耻地自称“澹如斋主人”，表明自己淡泊名利的心态。
　　奕劻最让人拍案叫绝的一次作为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忠于清廷的锡良为了挽救危局想前往陕西督军，奕劻仍然向他索贿8万金，惹得锡良大怒说：“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由于没掏钱，锡良的愿望也没能实现。大清朝就要亡了还要在这里捞最后一笔油水，这种“敬业精神”不得不让人钦佩！
　　当清帝退位后，奕劻也哭着喊着要殉国，在别人拉扯之下才保住了一条老命。如果当时没有人去拉一把，是不是他也要大喊“不要扯我，让我去死”呢？清廷覆亡后他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还开了一个人力胶皮公司。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慈禧太后就不知道奕劻是个大贪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奕劻能够坐上首席军机之位，那也不是吃素的。虽然他比荣禄要差不少，但是自从荣禄死后环顾满人之中无出其右者，他不行别人比他还差劲儿;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又和李鸿章一起主持过议和（虽然只是挂个衔），在洋人那边颇有影响力，号称有8国朋友，要想除掉他也不是易事。
　　慈禧太后曾经向奕劻的政敌——军机大臣瞿鸿禨透露过要想除掉他的意思，但是由于翟鸿禨行事不周，将消息提前透露，搞得慈禧非常被动，慈禧只好罢了瞿鸿禨的官，奕劻反而得到保全。
　　1907年，谏台名士赵启霖揭露段芝贵献名妓杨翠喜给奕劻儿子载振以及贿赂奕劻本人的事情，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清廷派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彻查此事，但由于奕劻此前已经安排亲信前往天津布置妥当，当载沣他们前来调查时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结果赵启霖被革职回乡。
　　1908年，慈禧临终前为了笼络这位有8国朋友的庆亲王，封他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载沣当政后由于已经除掉了和奕劻一伙的袁世凯，现在如果又除掉他对政局的影响难免过大，再加上当时满族亲贵无人不贪，载沣的兄弟载洵、载涛等人招权纳贿的行为跟奕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保全了他。
　　1910年，“谏台三杰”中的江春霖弹劾奕劻“老奸穷位、多引匪人、植党营私”，结果遭到朝廷严厉申斥，他的待遇要比赵启霖好一点，没有被直接罢官免职，而是受到降职处分，到翰林院做清贫无事的检讨。虽然清廷没有罢免江春霖的官，但最后他还是愤而辞官。
　　挂冠而去的江春霖临行之际，出城相送者达万人之多。他还在北京时，就已收到江浙地区立宪党人首领汤寿潜“为大局痛，为公贺，回署归养，莫非国恩。南下过沪，期一痛饮”的电报。到上海时，他受到了热烈欢迎，10余个民间团体举行了5000人的欢迎大会。
　　1910年，清廷因财政困难发行公债，结果“老庆卖车马，老那买卖房屋，大登广告与报章以炫人耳目”。“老庆”指的是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老那”指的是内阁协办总理大臣那桐。国家社稷危难之际他们还是如此一副丑恶嘴脸，如何不让人愤慨！
　　（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重说晚清七十年》  作者：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