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胡小燕作为第一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很受媒体瞩目。一年后再看到她，她瘦了很多，有些憔悴。2009年“两会”她带了5个建议，很遗憾访问时没有问她，这些建议为何没有成为提案，因为关于农民工社保全国异地转移等问题是相当急迫并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希望不是因为她没有能力集齐足够的代表签名。
　　很多人，包括笔者本人，总是批评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进行调研，或是没有深入基层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胡小燕肯定不在此列，她本来就来自基层，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也没有脱离基层。但由于媒体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的电话号码公开了，结果一年下来电话太多，三个电话打坏了，还有很多人投诉她不接电话，这让她很委屈。
　　公开自己的电话号码，作为人民的代表或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本来是很基本的事情，但现在能找到的代表、委员实在不多，就连记者想采访，也要经过多番查找，然后遞交申请。代表、委员们的个性习惯不同，因此有的成功，有的被谢绝。这时，一个公开的电话，一个公开的办事处，一个助手，对于需要这些代表、委员的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这点可以参考香港。香港大部分立法会议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但通过办事处和助手，还有每周固定或不固定的在议员办事处的工作时间，议员可以接触民情，为民众提供协助，行使民意代表的职责。
　　现在提倡代表和委员的专职化似乎早了些，但或许这是未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不是专职化，对于平时要应付日常工作的代表、委员们，还要花自己的额外时间和金钱去履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虽然很多委员、代表本身就是身家丰厚的人，但这毕竟不是慈善事业。代表和委员应有一个公平的起点和工作环境。
　　而且，如果委员、代表是用自己的钱和时间，这除了能否承担之外，还缺乏对他们的制约。和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聊天，她说，其实每年政协委员都有几次到基层调研的机会，必须参加。我相信有这样的机制，但能产生多大效果，到底有多少人参加或真正用心参加，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连“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委员请假甚至缺席。
　　广东省对省人大代表每年给予1000元的经费。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这1000元做不了什么事，但它毕竟来自公帑，原本有些人只把代表看作荣誉和名声，现在拿了纳税人的钱，责任毕竟不一样了：他们要思考如何回应来自纳税人的期待，如何更好地代表纳税人和所有公民，如何更好地为社会发展进言。如果所有的代表和委员看到的、在乎的不仅仅是头上的光环，还真正体会到肩上的责任，他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意代表。
　　（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