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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材——学生”之间情感的桥梁便是老师的情感，教材蕴含的情感靠老师去传递、去触发，从而使学生受到熏陶、感染的。真情交融不仅表现在师与生之间，而且表现在师生情感与作者情感的共鸣。那教师应该如何才能走进文本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呢？了解写作背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
背景就是对人物、事件起作用的历史现实环境，它包括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等。在教学中，适时介绍背景有助于学生打破时空的阻隔，更好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风格，走进作者的心灵，理解作者的感情；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升他们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因此，背景材料是语文教师教学的一大“法宝”，大多数教师会选择在授课初始时，认为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快地走进文本，但笔者却认为长期这样，势必会削弱学生主动探究文本的能力，不利于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那什么时候介绍为宜呢？笔者认为应因文本而异，选好时机，发挥背景资料的最大价值。
一、欲铺垫激趣，选在导入时
有些文本的时代背景如果不在课前介绍，则会使学生理解困难；有些文本的写作背景则包含着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这样的文本都可以选择在课堂导入时介绍背景。前者能为课堂教学作知识性、情感性的铺垫，后者能为整个课堂的教学激趣。如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且牵涉到法国的历史，需要一开始就介绍背景。在课前先介绍一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不仅占据了这两个城市，而且还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改学德语。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学生才能更快地走进文本。再如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官至和州，结果受到和州知县的几番刁难，半年时间令刘禹锡三次搬家，居室越来越小，前两次刘禹锡不以为然，还写下了两副对联表达自己安贫乐道的情怀，最后一次，他愤而写下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千古铭文《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这样的写作背景立刻就能调动起学生学习文本的热情。
二、欲解疑答惑，选在初读时
由于时空的限制和阻隔，有些文本在学生初读时可能会产生诸多疑惑，适时介绍写作背景可令学生豁然开朗。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学生初读时可能会想：康桥是哪里？为什么要“别”康桥？为何是“再别”？第一次“别康桥”是什么时候呢？两次别康桥的原因一样吗？作者再别康桥时流露出怎样的感情呢？这时教师出示背景介绍：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这首诗主要抒发了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解决了这些问题，学生走进文本，体会作品传达的情感也就得心应手了。
三、欲深化中心，选在精读时
有些文本的背景不介绍，似乎也不影响学生的阅读，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肯定比较肤浅，不够深刻。要想让学生对文本的主题、思想有更透彻的了解，可以将背景介绍安排在精读文章时。如鲁迅先生的《社戏》，文章看似写了一些童年趣事，表达了对童年生活、对农村淳朴的人们的怀念，但果真如此吗？在精读文章时，引导学生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文章写于1922年，由于辛亥革命不够彻底，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封建思想仍紧紧地禁锢着大家的头脑，封建礼教仍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一切都没有进步，一切都没有朝气。在这种气氛之下，儿童教育就更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了。枯燥无味的教育内容，僵化呆板的教学方法，学生身心备受摧残。少年儿童渴望自由，追求发展，向往大自然的美好风物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融洽、友爱互助的关系。鲁迅先生的《社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以一个少年儿童观察社会，观察人情的角度，生动真切而又寓意深邃地发出了时代的呐喊：封建教育制度是非推翻不可的了！这样，文章的主题就更鲜明了，学生对文章中心的认识无疑得到了提升！在精读文本时，还可以补充介绍一些名家对作品的评价、感悟，或是作者本人所言，这样的资料补充也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主题。
四、欲拓展延伸，选在总结时
有些文本，言虽尽却意无穷，教师在总结时，可抓住契机适时进行背景的补充介绍，以引导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拓展延伸。如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讲述了菲利普先生一家乘船去英国旅行，巧遇多年未见的他们误以为已成大富翁的叔叔——正在卖牡蛎的于勒，菲利普夫妇看见他穷困潦倒的样子，如见瘟神，只顾寻思脱身之计，哪里还有什么手足之情？文章中的于勒，自始至终都未发现他的亲人就在眼前，是不是菲利普夫妇做人太自私自利呢？这是不是当时社会中的个别现象呢？教师在总结全文时请学生以“假如于勒是个富翁”为情境改写文章，要求作品的主题不变。这时，就要适时地补充背景：文章写于1883年，当时的法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烈。小资产阶级贫困破产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一部分不甘心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纷纷踏上了漂洋过海的险途，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腰缠万贯荣归故里。本篇小说就是以这样的社会背景写出来的。表达出作者对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解说中，学生的改写才不会偏离主题。无论于勒是富裕还是贫穷，他的哥哥嫂子惦记着的不是人，而是钱。
当然，适时介绍文本的写作背景不仅有以上几种情况，如果文本涉及的背景材料比较复杂，而且与理解内容息息相关，可因文而异，根据背景材料与课文内容及教学目标之间的联系，合理地分解，分层次介绍，多层面运用。总而言之，要让背景资料成为师生与文本之间的情感纽带，发挥背景资料的最大价值，使语文课堂教学变得更富魅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
背景就是对人物、事件起作用的历史现实环境，它包括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等。在教学中，适时介绍背景有助于学生打破时空的阻隔，更好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风格，走进作者的心灵，理解作者的感情；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升他们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因此，背景材料是语文教师教学的一大“法宝”，大多数教师会选择在授课初始时，认为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快地走进文本，但笔者却认为长期这样，势必会削弱学生主动探究文本的能力，不利于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那什么时候介绍为宜呢？笔者认为应因文本而异，选好时机，发挥背景资料的最大价值。
一、欲铺垫激趣，选在导入时
有些文本的时代背景如果不在课前介绍，则会使学生理解困难；有些文本的写作背景则包含着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这样的文本都可以选择在课堂导入时介绍背景。前者能为课堂教学作知识性、情感性的铺垫，后者能为整个课堂的教学激趣。如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且牵涉到法国的历史，需要一开始就介绍背景。在课前先介绍一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不仅占据了这两个城市，而且还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改学德语。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学生才能更快地走进文本。再如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官至和州，结果受到和州知县的几番刁难，半年时间令刘禹锡三次搬家，居室越来越小，前两次刘禹锡不以为然，还写下了两副对联表达自己安贫乐道的情怀，最后一次，他愤而写下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千古铭文《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这样的写作背景立刻就能调动起学生学习文本的热情。
二、欲解疑答惑，选在初读时
由于时空的限制和阻隔，有些文本在学生初读时可能会产生诸多疑惑，适时介绍写作背景可令学生豁然开朗。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学生初读时可能会想：康桥是哪里？为什么要“别”康桥？为何是“再别”？第一次“别康桥”是什么时候呢？两次别康桥的原因一样吗？作者再别康桥时流露出怎样的感情呢？这时教师出示背景介绍：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这首诗主要抒发了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解决了这些问题，学生走进文本，体会作品传达的情感也就得心应手了。
三、欲深化中心，选在精读时
有些文本的背景不介绍，似乎也不影响学生的阅读，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肯定比较肤浅，不够深刻。要想让学生对文本的主题、思想有更透彻的了解，可以将背景介绍安排在精读文章时。如鲁迅先生的《社戏》，文章看似写了一些童年趣事，表达了对童年生活、对农村淳朴的人们的怀念，但果真如此吗？在精读文章时，引导学生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文章写于1922年，由于辛亥革命不够彻底，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封建思想仍紧紧地禁锢着大家的头脑，封建礼教仍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一切都没有进步，一切都没有朝气。在这种气氛之下，儿童教育就更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了。枯燥无味的教育内容，僵化呆板的教学方法，学生身心备受摧残。少年儿童渴望自由，追求发展，向往大自然的美好风物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融洽、友爱互助的关系。鲁迅先生的《社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以一个少年儿童观察社会，观察人情的角度，生动真切而又寓意深邃地发出了时代的呐喊：封建教育制度是非推翻不可的了！这样，文章的主题就更鲜明了，学生对文章中心的认识无疑得到了提升！在精读文本时，还可以补充介绍一些名家对作品的评价、感悟，或是作者本人所言，这样的资料补充也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主题。
四、欲拓展延伸，选在总结时
有些文本，言虽尽却意无穷，教师在总结时，可抓住契机适时进行背景的补充介绍，以引导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拓展延伸。如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讲述了菲利普先生一家乘船去英国旅行，巧遇多年未见的他们误以为已成大富翁的叔叔——正在卖牡蛎的于勒，菲利普夫妇看见他穷困潦倒的样子，如见瘟神，只顾寻思脱身之计，哪里还有什么手足之情？文章中的于勒，自始至终都未发现他的亲人就在眼前，是不是菲利普夫妇做人太自私自利呢？这是不是当时社会中的个别现象呢？教师在总结全文时请学生以“假如于勒是个富翁”为情境改写文章，要求作品的主题不变。这时，就要适时地补充背景：文章写于1883年，当时的法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烈。小资产阶级贫困破产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一部分不甘心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纷纷踏上了漂洋过海的险途，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腰缠万贯荣归故里。本篇小说就是以这样的社会背景写出来的。表达出作者对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解说中，学生的改写才不会偏离主题。无论于勒是富裕还是贫穷，他的哥哥嫂子惦记着的不是人，而是钱。
当然，适时介绍文本的写作背景不仅有以上几种情况，如果文本涉及的背景材料比较复杂，而且与理解内容息息相关，可因文而异，根据背景材料与课文内容及教学目标之间的联系，合理地分解，分层次介绍，多层面运用。总而言之，要让背景资料成为师生与文本之间的情感纽带，发挥背景资料的最大价值，使语文课堂教学变得更富魅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陈俊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