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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环境问题亦日益严重。为了考察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污染排放的影响，检验其收入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本文利用2001-2010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参考环境EKC曲线构建模型研究得出：全部工业投资的收入效应并不存在；中国工业投资规模亟待扩大，以争取规模经济效应，减少污染排放。
关键词：污染密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污染排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在其所处经济体之外以获取持久利益的直接投资（FDI）不断扩张。然而，由于产业生命周期在世界范围内所处阶段的差异和国内积极开展环境保护运动等原因，发达国家有意识地通过跨国投资渠道将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政府一般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于环境保护的地位，环境标准和环保法律法规相比较低，而且地方政府存在环境竞次的现实，国民由于生活水平较低，环保意识不强，也为发达国家污染密集产业的进入大开方便之门。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引进外商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而国内学术界分析重点主要集中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上，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福利影响的研究大多基于时间序列、省际面板数据和FDI增量数据，鲜有专门针对PIIs FDI的论述。
二、模型与变量
（一）计量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福利影响存在着收入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因已经选定22个污染密集行业且考虑到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有效制约，所以建立以下模型：
EPit=αi+β1LnGDPit=β2LnGDP2it+β3LnTSit+β4WPCit+β5GPCit+uit
其中，i代表行业，t表示年份，u代表随机扰动项。EP代表污染排放水平，GDP代表收入水平，TS代表全国工业投资规模，WPC代表工业废水环境规制水平，GPC代表工业废气环境规制水平。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污染密集行业的定义及夏友富与赵细康的分类，结合国务院2007年5月17号印发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确定的污染行业，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22个行业定为污染密集行业。
污染排放指标EP首先利用污染排放量除以工业总产值得到污染密度，再作无量纲化处理，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水平指标GDP选用工业增加值（单位：亿元）；投资规模指标采用存量数据，可部分消除FDI的滞后效应，TS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表示（单位：亿元）；环境规制指标WPC和GPC则分别用工业分大类行业废水处理本年度费用占工业总产值之比和工业分大类行业废气处理本年度费用占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对GDP和TS均先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定基指数调整，再取对数处理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STAT对数据进行处理，方程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高，尽管变量系数显著性一般，但系数的符号统一。通过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nGDP2it系数为负，t值不显著，鉴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转折点的估计值只是对一般规律的描述而不应看作是一种具体的预测（胡舜、邓勇，2008），故不另作解释。LnTSit的系数为负，t值显著，说明随着全国工业投资规模每提高1%，中国污染排放水平降低0.7732%。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投资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远未达到产生规模经济的界限。
其他变量检验结果t值不显著且p值过大，可能存在着以下原因：（1）数据时间跨度有限。由于资料收集难度较大，样本T=10，N=22，时间长度过短，明显小于截面数据，会影响模型分析的结果。（2）内生性变量问题。文中并未就工业废水排放对工业增加值及/或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及/或治理设备本年运行费用的反向传导作用进行检验；同时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若符合Classical Error-in-Variables（CEV）假设条件，则不满足外生性条件，会引起内生性问题。（3）控制变量过少。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文中仅添加治理设备本年运行费用两个变量，显然，环境改善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贸易开放度及大众媒介的宣传等。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文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环境问题亦日益严重。本文利用2001-2010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参考环境EKC曲线，构建模型研究得出：（1）中国污染排放密度逐年下降，但全部工业投资的收入效应并不存在，人民群众环保意识较差。（2）中国工业投资规模亟待扩大，以争取规模经济效应，减少污染排放。（3）环境规制能有效的减少污染排放，工业废水排放的规制水平较为严厉，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工业废气排放的规制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能有效的减少污染排放。
（二）政策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污染排放总量逐年增长趋势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压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环境污染抱有任何乐观的估計，反而应更加谨慎地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要充分协调经济结构、体制和技术政策，充分利用现有的污染治理技术，来降低中国的污染排放，切忌以巨大的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第二，逐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特别是工业废气治理，减少污染排放。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同步发展方针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事业指明了方向。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然而环境政策的落实离不开微观企业实体的执行，政府须加大执行力度，循序渐进，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承担社会责任，减少污染排放。（作者单位：丽水学院）
参考文献：
[1] 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3）：109-123.
[2] 杨海生，贾佳，周永章等.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99-103.
[3] 胡舜，邓勇.基于FDI的污染密集产业跨国转移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6-69.
关键词：污染密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污染排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在其所处经济体之外以获取持久利益的直接投资（FDI）不断扩张。然而，由于产业生命周期在世界范围内所处阶段的差异和国内积极开展环境保护运动等原因，发达国家有意识地通过跨国投资渠道将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政府一般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于环境保护的地位，环境标准和环保法律法规相比较低，而且地方政府存在环境竞次的现实，国民由于生活水平较低，环保意识不强，也为发达国家污染密集产业的进入大开方便之门。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引进外商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而国内学术界分析重点主要集中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上，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福利影响的研究大多基于时间序列、省际面板数据和FDI增量数据，鲜有专门针对PIIs FDI的论述。
二、模型与变量
（一）计量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福利影响存在着收入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因已经选定22个污染密集行业且考虑到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有效制约，所以建立以下模型：
EPit=αi+β1LnGDPit=β2LnGDP2it+β3LnTSit+β4WPCit+β5GPCit+uit
其中，i代表行业，t表示年份，u代表随机扰动项。EP代表污染排放水平，GDP代表收入水平，TS代表全国工业投资规模，WPC代表工业废水环境规制水平，GPC代表工业废气环境规制水平。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污染密集行业的定义及夏友富与赵细康的分类，结合国务院2007年5月17号印发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确定的污染行业，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22个行业定为污染密集行业。
污染排放指标EP首先利用污染排放量除以工业总产值得到污染密度，再作无量纲化处理，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水平指标GDP选用工业增加值（单位：亿元）；投资规模指标采用存量数据，可部分消除FDI的滞后效应，TS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表示（单位：亿元）；环境规制指标WPC和GPC则分别用工业分大类行业废水处理本年度费用占工业总产值之比和工业分大类行业废气处理本年度费用占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对GDP和TS均先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定基指数调整，再取对数处理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STAT对数据进行处理，方程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高，尽管变量系数显著性一般，但系数的符号统一。通过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nGDP2it系数为负，t值不显著，鉴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转折点的估计值只是对一般规律的描述而不应看作是一种具体的预测（胡舜、邓勇，2008），故不另作解释。LnTSit的系数为负，t值显著，说明随着全国工业投资规模每提高1%，中国污染排放水平降低0.7732%。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投资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远未达到产生规模经济的界限。
其他变量检验结果t值不显著且p值过大，可能存在着以下原因：（1）数据时间跨度有限。由于资料收集难度较大，样本T=10，N=22，时间长度过短，明显小于截面数据，会影响模型分析的结果。（2）内生性变量问题。文中并未就工业废水排放对工业增加值及/或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及/或治理设备本年运行费用的反向传导作用进行检验；同时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若符合Classical Error-in-Variables（CEV）假设条件，则不满足外生性条件，会引起内生性问题。（3）控制变量过少。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文中仅添加治理设备本年运行费用两个变量，显然，环境改善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贸易开放度及大众媒介的宣传等。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文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环境问题亦日益严重。本文利用2001-2010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参考环境EKC曲线，构建模型研究得出：（1）中国污染排放密度逐年下降，但全部工业投资的收入效应并不存在，人民群众环保意识较差。（2）中国工业投资规模亟待扩大，以争取规模经济效应，减少污染排放。（3）环境规制能有效的减少污染排放，工业废水排放的规制水平较为严厉，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工业废气排放的规制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能有效的减少污染排放。
（二）政策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污染排放总量逐年增长趋势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压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环境污染抱有任何乐观的估計，反而应更加谨慎地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要充分协调经济结构、体制和技术政策，充分利用现有的污染治理技术，来降低中国的污染排放，切忌以巨大的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第二，逐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特别是工业废气治理，减少污染排放。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同步发展方针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事业指明了方向。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然而环境政策的落实离不开微观企业实体的执行，政府须加大执行力度，循序渐进，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承担社会责任，减少污染排放。（作者单位：丽水学院）
参考文献：
[1] 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3）：109-123.
[2] 杨海生，贾佳，周永章等.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99-103.
[3] 胡舜，邓勇.基于FDI的污染密集产业跨国转移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