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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老马
去秋三晋文研会，
一掬笑容拍我肩。
今日蜂拥长送别，
花间安卧默无言。
托猴方寄红年帖，
怎忍即书白挽联。
凛冽风前难止泪，
徘徊相慰友人安。
上中学时就知道了马烽，首先是因为看了《吕梁英雄传》，接着又看了《金宝娘》、《村仇》、《宝葫芦》、《红姑娘》、《解疙瘩》、《一架弹花机》、《结婚》、《韩梅梅》，以及电影《扑不灭的火焰》。那时，马烽在我心目中是继赵树理、孙犁、李季之后又一位最受敬佩的作家。记得他的《结婚》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争论，有的评论家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我看了不服，虽然不能参加辩论，却也在读书笔记上写下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同志对马烽同志作品《结婚》的评论，否定的口气太重了，尤其是对作品的巧合，对春生与小青的性格，几乎完全抱着否定态度。……×××同志没有“从作品的实际所达到的成就来进行分析研究”。事实上，马烽同志的《结婚》在发表以后，不仅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且被搬上舞台，与更多的观众见了面。有不少的观众、不少的青年从《结婚》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育，对他们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所帮助。难道这不是《结婚》的作用吗？
我认为《结婚》也是有它不到之处的。譬如作品的巧合，是不够自然，而显得生硬的。但是这仅是作品的一面，而不是作品的全面，更不是×××同志说的那样糟。
上了大学之后，课程十分紧张，我还是一如既往看杂志，特别是看山西的《火花》。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十来篇作品，就是这样看到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这时看的。但那时我还不认识马烽。
1962年10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山西。我的希望是到文联（那时文联和作协在一起），但却到了山西省教育学院，分配在语文教研组现代文学小组。小组只有3个人，一位是早来几年的丁耀良，另一位是与我同时来的汪远平。教学任务不重，我们就一起写评论文章。1963年7月号《火花》发表了第一篇，10月号又发表了第二篇。11月，我表我们这个三人小集体参加了省文代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认住了赵树理和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以及其他不少名人，当然他们都不认得我。1964年，我和汪远平有幸到文联办的读书会学习，我被指定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样，我不仅熟悉了具体办班的高鲁、袁毓明，而且有机会进文联机关，西、李、马、胡也就认得我了。这一年，我们开始写评论马烽作品的文章，5月号《火花》发表了《〈刘胡兰传〉读后感》，8月《山西日报》发表了《北国风光，红旗如画——评马烽的报告文学〈雁门关外一杆旗〉》。
然而真正熟悉马烽是在“文革”后期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后期，马烽、西戎同志回到了文艺工作室，筹办《汾水》杂志。那时我也从繁峙回来，先在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后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又重操旧业，写起了文艺评论，并且经常参加全省的文学艺术创作会议，讨论一些作品，包括马烽、孙谦合写的几个电影文学剧本，如《高山流水》、《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等。由于比较熟悉了，发言也往往随便起来，对他也称呼起老马。当然，其他几位也是老西、老李、老孙、老胡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竟然成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原因是据说我属于“反大寨”的一类。凭党性和良心说，我哪里反过大寨，紧跟着宣传学大寨的文艺作品，还深恐来不及呢。我只是对学大寨的文艺作品提过一些意见，大寨人也未必知道。况且对学大寨的文艺作品有不同看法，怎么就能和“四人帮”联系起来？其实，不认为我和“四人帮”真的有牵连的领导大有人在，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卢梦都如此。既然成了清查对象，政治待遇自然要有区别，但并没有禁止我写文章，只是不便于明目张胆地发表。卢梦同志便教我在党报上发表时起一个笔名，于是我在《山西日报》、《太原报》上发表时都用了假名。老马、老西更不认为我与“四人帮”有牵连，在《汾水》上照旧发表我的文章，而且不用笔名，全用真名。在《汾水》的影响下，全省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我的文章，也都用真名。
老马不仅对我放心，他对中青年作者都有个基本的看法，特别是对写过有缺点甚至错误的作品的作者，那种宽容大度、与人为善的襟怀是十分感人的。记得是1981年3月，我被省委抽去，为批谢受牵连的几个人平反进行调查。省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决定由朱卫华同志总负责，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我正参加调查组到处跑，一天偶然回到文艺处，三位部长一致要求我回部里，参加文艺党员干部学习会，说是不要误了这个机会，并要求我作个发言。好像山西文艺界出大问题了，我得表态，我有点为难。不回来吧，三位部长说话了；回来吧，怎么向省委说？晚上，我就去看老马，想听听他的意见。他不大赞成把问题说得过分了，说最好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他还说，发点有缺点有错误的作品是难免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他认为侦探小说是一朵花，不应反对。从老马家出来，我又到束为家（他家在老马的对门）。他也说，不能重犯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动不动就停刊，或不让发作品。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一是解放思想，二是深入生活。我心中有了底。我虽然不能不参加学习会，而且也作了发言，但没有唱高调。
被划大线划过去的那几年倒运，却又幸运。老马、老西等文艺圈子里的领导和朋友，以及我的大中小学同学不怕被我牵连，而一贯正确的领导和同志，还是很害怕的。那几年我们文艺处的办公室，除了处里的几位同志互相了解，不避嫌外，来办事的凡是政治敏感者都不到我的办公桌前。家里也是比较清静的。这倒正中下怀，我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可以读书写文章。利用这样的良机，我把山西老、中、青作家的作品大部分看了一遍，除几位当时的青年作家外，都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篇幅最长的是《马烽小说的艺术成就》，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上。为写这篇长文，我到老马家借阅了他仅存的孤本，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反复地询问一些细节，他也毫不厌烦。
在访谈过程中，我也问到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不像赵树理那样写戏？为什么不写散文？为什么在他的作品里描写的语言不多？为什么他的短篇小说不是“横断面”？老马说，他写过戏，但不能像老赵那样能打能唱，唱词写得那么通俗顺当，因此也就不再写了。他说散文不好写，既要散又不能散乱，还得会发挥。散文是老李（束为）写得好，一点点事就能写出一篇优美的文字，《崞县新八景》我写不出来。他说描写的本事数老西大，特别是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说到“横断面”，他认为短篇小说不一定非“横断面”不可，但是“横断面”山西也有，老孙（谦）的短篇就是。过去总以为作家都自以为是，老马却是自以为非，但从他谦虚的评论中，我却抓住了几位“山药蛋派”作家的特点。后来我写关于束为、西戎、孙谦的评论文章，就是按照马烽概括的特点写的。
老马对“山药蛋派”的几位作家的风格如此熟悉，当然也是建立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品德熟悉、尊敬和友谊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最残酷的老同志老战友，他希望尽快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解放出来。1977年底至1978年初，卢梦同志几次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研究恢复省直各文艺单位、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并在1978年1月主持召开了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件大事：文联和各协会的恢复问题；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和创作规划；出版山西30年各类文艺作品选集。三件大事都遇到一个大难题，就是如何对待“文革”中以及“文革”前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中的人和作品，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对待赵树理、李束为、“中间人物”论、《三上桃峰》、贾克、赵云龙等问题。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怕否定“文革”，采取了“等等形势，看看形势”，“不要急，也不要抢先”的态度，虽然同意召开一个文联委员扩大会（扩大些新的，过半数），恢复省文联和协会，挂个牌子，起个联络站的作用，但并不敢有大的举动，认为召开文代会的时机还不成熟，有些作家艺术家不要急于收回来。下一步主要还是抓创作，组织推动作者下乡下厂。三年中有许多重大节日，我们要拿东西。这样，献礼演出可以全要新创作的剧、节目，可以暂时把问题绕过去，另外两件大事却是无论如何绕不过这几个问题的。而另外两件大事却偏偏都是老马主管的，他该怎么办呢？
他还是有他的总主意。他认为：“‘四人帮’糟害文艺，我省是严重的，连拆庙带搬神，把我们打散了，但没有打垮。跟上‘四人帮’搞阴谋的并不多。”“咱们要不要专业作者？我觉得应该要。”“创作问题，有缺点错误，是改的问题，不能一下子就否了。”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老马让文艺处尽可能地把文联委员、各协会理事都找到下落。我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人物，如唱二人台的吕补莲、原平凤秧歌的代表人物李二俊、大同耍孩儿戏的“飞罗面”辛致极的名字，就是这样知道的。对编辑出版山西30年作品选，老马专门召集各方面代表人物开会，明确提出：“关于作品范围：题材广泛，质量第一，照顾到作者，也要照顾地区，特别是新地区。”“赵树理、李束为、高礼双（他被打成反革命）等的作品，先选上。”多年来老马的主要精力在创作上，但是在恢复文联协会的过程中，在卢梦同志调走后，他耗费的精力也不少。由此，我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也更加尊敬他。
老马兼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除了部长们开会外并不到宣传部坐班，也不管部里的具体事，但是对我却是关心的。文联要筹办一个文艺理论研究室，老马、老西希望我去，但部里却不放，他很遗憾，说再瞅机会做做工作。不料两年以后我被抬举到省文化厅，主要接触的是艺术，几乎与文学绝缘，再没有写过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评论文章。除了春节去老马家里拜年，我很难再有时间听老马谈论文学创作了。1989年冬，老马调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1990年9月，我调到文化部艺术局。虽然同在北京，却更难见面，只有回到太原才能偶尔一见。我真怀念当时那段“最好的时期”！
2003年8月，三晋文化研究会开会，我从北京前来祝贺。我正在和熟人们相互问候时，忽然肩膀上被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老马。他笑容可掬，握手问好。看他面容，不似冬天气喘难受，想是保养得好，平安无事，大可放心。今年过年天太冷，我没有回太原。不料，手机上忽然收到一条不知名的人发来的短信，说作家马烽1月31日去世，享年82岁。我不敢相信，当即给山西省作协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果然是真。我痴呆了。女儿电话问我，要不要写一副挽联？我说要。但我怎么也写不成，因为年前我刚给老马寄了一条贺年词，是用红宣纸写的，现在怎么又写白挽联。我还是回去吧。
老马长眠了，安静地卧在花丛中。老马走了，走得很远很远。老马还在我们中间，他还在拍我的肩膀哩！
2004年2月10日夜
（责编 东曙）
去秋三晋文研会，
一掬笑容拍我肩。
今日蜂拥长送别，
花间安卧默无言。
托猴方寄红年帖，
怎忍即书白挽联。
凛冽风前难止泪，
徘徊相慰友人安。
上中学时就知道了马烽，首先是因为看了《吕梁英雄传》，接着又看了《金宝娘》、《村仇》、《宝葫芦》、《红姑娘》、《解疙瘩》、《一架弹花机》、《结婚》、《韩梅梅》，以及电影《扑不灭的火焰》。那时，马烽在我心目中是继赵树理、孙犁、李季之后又一位最受敬佩的作家。记得他的《结婚》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争论，有的评论家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我看了不服，虽然不能参加辩论，却也在读书笔记上写下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同志对马烽同志作品《结婚》的评论，否定的口气太重了，尤其是对作品的巧合，对春生与小青的性格，几乎完全抱着否定态度。……×××同志没有“从作品的实际所达到的成就来进行分析研究”。事实上，马烽同志的《结婚》在发表以后，不仅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且被搬上舞台，与更多的观众见了面。有不少的观众、不少的青年从《结婚》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育，对他们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所帮助。难道这不是《结婚》的作用吗？
我认为《结婚》也是有它不到之处的。譬如作品的巧合，是不够自然，而显得生硬的。但是这仅是作品的一面，而不是作品的全面，更不是×××同志说的那样糟。
上了大学之后，课程十分紧张，我还是一如既往看杂志，特别是看山西的《火花》。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十来篇作品，就是这样看到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这时看的。但那时我还不认识马烽。
1962年10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山西。我的希望是到文联（那时文联和作协在一起），但却到了山西省教育学院，分配在语文教研组现代文学小组。小组只有3个人，一位是早来几年的丁耀良，另一位是与我同时来的汪远平。教学任务不重，我们就一起写评论文章。1963年7月号《火花》发表了第一篇，10月号又发表了第二篇。11月，我表我们这个三人小集体参加了省文代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认住了赵树理和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以及其他不少名人，当然他们都不认得我。1964年，我和汪远平有幸到文联办的读书会学习，我被指定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样，我不仅熟悉了具体办班的高鲁、袁毓明，而且有机会进文联机关，西、李、马、胡也就认得我了。这一年，我们开始写评论马烽作品的文章，5月号《火花》发表了《〈刘胡兰传〉读后感》，8月《山西日报》发表了《北国风光，红旗如画——评马烽的报告文学〈雁门关外一杆旗〉》。
然而真正熟悉马烽是在“文革”后期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后期，马烽、西戎同志回到了文艺工作室，筹办《汾水》杂志。那时我也从繁峙回来，先在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后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又重操旧业，写起了文艺评论，并且经常参加全省的文学艺术创作会议，讨论一些作品，包括马烽、孙谦合写的几个电影文学剧本，如《高山流水》、《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等。由于比较熟悉了，发言也往往随便起来，对他也称呼起老马。当然，其他几位也是老西、老李、老孙、老胡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竟然成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原因是据说我属于“反大寨”的一类。凭党性和良心说，我哪里反过大寨，紧跟着宣传学大寨的文艺作品，还深恐来不及呢。我只是对学大寨的文艺作品提过一些意见，大寨人也未必知道。况且对学大寨的文艺作品有不同看法，怎么就能和“四人帮”联系起来？其实，不认为我和“四人帮”真的有牵连的领导大有人在，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卢梦都如此。既然成了清查对象，政治待遇自然要有区别，但并没有禁止我写文章，只是不便于明目张胆地发表。卢梦同志便教我在党报上发表时起一个笔名，于是我在《山西日报》、《太原报》上发表时都用了假名。老马、老西更不认为我与“四人帮”有牵连，在《汾水》上照旧发表我的文章，而且不用笔名，全用真名。在《汾水》的影响下，全省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我的文章，也都用真名。
老马不仅对我放心，他对中青年作者都有个基本的看法，特别是对写过有缺点甚至错误的作品的作者，那种宽容大度、与人为善的襟怀是十分感人的。记得是1981年3月，我被省委抽去，为批谢受牵连的几个人平反进行调查。省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决定由朱卫华同志总负责，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我正参加调查组到处跑，一天偶然回到文艺处，三位部长一致要求我回部里，参加文艺党员干部学习会，说是不要误了这个机会，并要求我作个发言。好像山西文艺界出大问题了，我得表态，我有点为难。不回来吧，三位部长说话了；回来吧，怎么向省委说？晚上，我就去看老马，想听听他的意见。他不大赞成把问题说得过分了，说最好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他还说，发点有缺点有错误的作品是难免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他认为侦探小说是一朵花，不应反对。从老马家出来，我又到束为家（他家在老马的对门）。他也说，不能重犯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动不动就停刊，或不让发作品。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一是解放思想，二是深入生活。我心中有了底。我虽然不能不参加学习会，而且也作了发言，但没有唱高调。
被划大线划过去的那几年倒运，却又幸运。老马、老西等文艺圈子里的领导和朋友，以及我的大中小学同学不怕被我牵连，而一贯正确的领导和同志，还是很害怕的。那几年我们文艺处的办公室，除了处里的几位同志互相了解，不避嫌外，来办事的凡是政治敏感者都不到我的办公桌前。家里也是比较清静的。这倒正中下怀，我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可以读书写文章。利用这样的良机，我把山西老、中、青作家的作品大部分看了一遍，除几位当时的青年作家外，都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篇幅最长的是《马烽小说的艺术成就》，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上。为写这篇长文，我到老马家借阅了他仅存的孤本，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反复地询问一些细节，他也毫不厌烦。
在访谈过程中，我也问到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不像赵树理那样写戏？为什么不写散文？为什么在他的作品里描写的语言不多？为什么他的短篇小说不是“横断面”？老马说，他写过戏，但不能像老赵那样能打能唱，唱词写得那么通俗顺当，因此也就不再写了。他说散文不好写，既要散又不能散乱，还得会发挥。散文是老李（束为）写得好，一点点事就能写出一篇优美的文字，《崞县新八景》我写不出来。他说描写的本事数老西大，特别是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说到“横断面”，他认为短篇小说不一定非“横断面”不可，但是“横断面”山西也有，老孙（谦）的短篇就是。过去总以为作家都自以为是，老马却是自以为非，但从他谦虚的评论中，我却抓住了几位“山药蛋派”作家的特点。后来我写关于束为、西戎、孙谦的评论文章，就是按照马烽概括的特点写的。
老马对“山药蛋派”的几位作家的风格如此熟悉，当然也是建立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品德熟悉、尊敬和友谊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最残酷的老同志老战友，他希望尽快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解放出来。1977年底至1978年初，卢梦同志几次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研究恢复省直各文艺单位、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并在1978年1月主持召开了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件大事：文联和各协会的恢复问题；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和创作规划；出版山西30年各类文艺作品选集。三件大事都遇到一个大难题，就是如何对待“文革”中以及“文革”前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中的人和作品，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对待赵树理、李束为、“中间人物”论、《三上桃峰》、贾克、赵云龙等问题。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怕否定“文革”，采取了“等等形势，看看形势”，“不要急，也不要抢先”的态度，虽然同意召开一个文联委员扩大会（扩大些新的，过半数），恢复省文联和协会，挂个牌子，起个联络站的作用，但并不敢有大的举动，认为召开文代会的时机还不成熟，有些作家艺术家不要急于收回来。下一步主要还是抓创作，组织推动作者下乡下厂。三年中有许多重大节日，我们要拿东西。这样，献礼演出可以全要新创作的剧、节目，可以暂时把问题绕过去，另外两件大事却是无论如何绕不过这几个问题的。而另外两件大事却偏偏都是老马主管的，他该怎么办呢？
他还是有他的总主意。他认为：“‘四人帮’糟害文艺，我省是严重的，连拆庙带搬神，把我们打散了，但没有打垮。跟上‘四人帮’搞阴谋的并不多。”“咱们要不要专业作者？我觉得应该要。”“创作问题，有缺点错误，是改的问题，不能一下子就否了。”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老马让文艺处尽可能地把文联委员、各协会理事都找到下落。我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人物，如唱二人台的吕补莲、原平凤秧歌的代表人物李二俊、大同耍孩儿戏的“飞罗面”辛致极的名字，就是这样知道的。对编辑出版山西30年作品选，老马专门召集各方面代表人物开会，明确提出：“关于作品范围：题材广泛，质量第一，照顾到作者，也要照顾地区，特别是新地区。”“赵树理、李束为、高礼双（他被打成反革命）等的作品，先选上。”多年来老马的主要精力在创作上，但是在恢复文联协会的过程中，在卢梦同志调走后，他耗费的精力也不少。由此，我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也更加尊敬他。
老马兼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除了部长们开会外并不到宣传部坐班，也不管部里的具体事，但是对我却是关心的。文联要筹办一个文艺理论研究室，老马、老西希望我去，但部里却不放，他很遗憾，说再瞅机会做做工作。不料两年以后我被抬举到省文化厅，主要接触的是艺术，几乎与文学绝缘，再没有写过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评论文章。除了春节去老马家里拜年，我很难再有时间听老马谈论文学创作了。1989年冬，老马调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1990年9月，我调到文化部艺术局。虽然同在北京，却更难见面，只有回到太原才能偶尔一见。我真怀念当时那段“最好的时期”！
2003年8月，三晋文化研究会开会，我从北京前来祝贺。我正在和熟人们相互问候时，忽然肩膀上被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老马。他笑容可掬，握手问好。看他面容，不似冬天气喘难受，想是保养得好，平安无事，大可放心。今年过年天太冷，我没有回太原。不料，手机上忽然收到一条不知名的人发来的短信，说作家马烽1月31日去世，享年82岁。我不敢相信，当即给山西省作协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果然是真。我痴呆了。女儿电话问我，要不要写一副挽联？我说要。但我怎么也写不成，因为年前我刚给老马寄了一条贺年词，是用红宣纸写的，现在怎么又写白挽联。我还是回去吧。
老马长眠了，安静地卧在花丛中。老马走了，走得很远很远。老马还在我们中间，他还在拍我的肩膀哩！
2004年2月10日夜
（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