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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大义，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曾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执行向延安空运经费的任务，同时兼顾中共领导人的交通联络之责。也正是那段进出延安的经历，让他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蓬勃生气与民族气节。这位飞行员名叫李学炎，抗战期间服役于陈纳德将军旗下中美混合团，曾领军摧毁42架敌机。1949年后随国民党空军撤退台湾，2014年去世，享年102岁。这位老人长期把这段经历深埋心底，直到临终前才公布出来。我的一位台湾朋友长期致力于国民党空军史料的搜集工作，与李学炎等先生私交甚笃，因此我有机会了解到这位飞虎将军与延安的不解之缘。
红军地上走，他们天上炸
李学炎，广东梅县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三期，高级飞行训练时被分配到轰炸专业，相继飞过道格拉斯O-2MC（时称“大达机”）、可塞式（Corsair）以及诺斯罗普（时称“诺斯洛普”，Notthrop Gamma 2E）飞机。
航校三期原计划于1934年底结业，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进入高潮，前线的国民党军急需飞行员驾机轰炸苏区纵深，因此把航校教员都征调走了，甚至连三期准毕业生里也被挑走六名飞行尖子，去为第五期新生带飞舰队式（时称“弗力提”，Fleet）初级教练机。而等到10月，航校又收到支援前线的命令，不得不安排更多的三期生驾驶教练机去参加内战。
对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来说，对地攻击的最佳型号当属新到货的诺斯罗普单翼飞机，但考虑到国共交战的江西山区地形复杂，单翼机的转弯半径远大于双翼机，所以最后决定安排9架可塞式（V-91C Corsair）教练机上场，它们被分配到中央空军第2队，队长是王勋（即王叔铭），副队长王伯岳，三名分队长则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归来的原东北空军老将孙仲华、李世珍、王星垣。
当时第2队的驻地是江西南昌，机场就在鄱阳湖畔，这批稚嫩的航校三期生先坐在可塞机后座熟悉当地环境，飞两趟后再被放单飞。其实，当1934年10月李学炎去第2队报到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已经决定放弃苏区向西突围，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国民党空军则一路尾随，追炸不止。当红军进入四川后，国民党空军为支援负责围堵的胡宗南部队，多次派机轰炸中共首脑机关驻扎地松潘。1935年7月17日，云南航空学校毕业的国民党空军第3队副队长朱嘉鸿带着广东航空学校毕业的队员郭诗东，共同驾驶编号为“305”的道格拉斯飞机前往松潘西北方向袭击红军，结果在名为“色耳古”的地方被红军击落毙命。事情仅过了半个月，8月3日，已调入第6队的李学炎也奉命空袭松潘，当天领队长机由已升任第6队队长的王伯岳驾驶，其后座上端坐李学炎的同期同学、准尉见习官谢集泰，没想到这架长机也步了305号机的后尘，在低空扫射时被红军机枪击落，两人当场殒命。此战之后，李学炎又多次驾机经过现场，还能发现那架飞机的残骸仍留在山头上。
当中央航校四期结业后，又有四名新队员来第6队报到，其中杨国健和俞荫椿两名少尉在1936年1月1日共同驾驶“605”号机空袭四川金鸡关的红军阵地时，因导航失误撞到荒山上，无一幸存。
从长沙到广州
1936年注定是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一年，尽管付出巨大牺牲，工农红军依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结束了长征，在陕甘宁交界处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快，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全国民众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实力派的强烈反对，随之发生一连串“政治地震”。
1936年6月至9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与广西桂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联合举兵反蒋，由于广东空军实力不俗，蒋介石特命中央空军将配备新式诺斯罗普轰炸机的第2、9队转调湖南长沙，不时前往广东与广西边界侦察，监视两广部队是否有北上迹象，其间也曾遭遇对方飞机拦截，但大家似乎有所默契，一经接触就各自回避，避免擦枪走火。
两广事变最终以广东空军被蒋介石重金策反，陈济棠下野流亡而告终，中央空军则全盘接收原广东空军的人员和物资，其中李学炎随第6队进驻广州天河机场，对他来说，这可是回到了广东老家，母亲特意从梅县赶来与他相会，而李学炎的同学更是在当地完成终身大事。
到了12月间，李学炎因患上伤寒住院，没想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安强逼东北军、西北军“剿共”的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扣押，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打谈并举”的路线，命令中央空军第6队急调洛阳，摆出轰炸西安的架势。这次调动中，只有李学炎一人没法前往，等到他出院后，就直接调到新成立的中央航校广州分校（即之前的广东空军航校），担任第八期飞行生的教官。
为延安运送军饷
1937年初，李学炎再度回到第6队，当时西安事变已经政治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已全面接管整个陕西的防务，空军第6队和第4队也驻扎在西安机场，而他们担负的任务已不再是去轰炸陕甘宁边区的红军，而是专门负责与边区的中共政权进行联络。
原来，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就与中共开始合作，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愿意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部队改编，将红军重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于事涉重大，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必须经常往来于延安和西安进行会商，国民党空军奉命为他提供交通用机服务。到了1937年2月后，国民政府必须为新改编红军提供军饷，大批现金都从南京国库先运到西安，再由当地驻防部队负责转送延安。
然而，首次担负解饷任务的国民党空军第4队专机出发后，却在黄土高原上找不到领航参照坐标，导致无功而返。由于这是国共双方二度合作的开始，出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引起误解，国民政府遂将任务转交第6队执行，上峰还交代要选最好的飞行员，最终队长金雯挑中刚刚归队的李学炎。
李学炎自己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先找来当时唯一由《申报》发行的1∶20万比例地图进行研究，可是等到自己真的驾驶“602”号可塞式飞机升空，才发现地图上标注的许多河流都已干涸，“靠河找路”显然行不通，于是他只能跟踪地面上唯一比较清晰的痕迹——马车路，一段一段地向延安推进，最终抵达目的地。
与毛泽东、朱德等
零距离交流
边区非常欢迎李学炎的到来，而他也对这群山沟里的共产主义者充满了好奇。负责接收军饷的是当时主管边区财政的林伯渠，李学炎发现这位“财政一把手”居然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这与中国传统上管钱的人颇不相称，显示共产党有着清廉的一面，而林伯渠告诉这位国民党飞行员，红军每人每月都是领一块钱，其他物资都是真正的“共产”。
由于是首位送礼物而非扔炸弹来的国民党飞行员，李学炎还得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接见，直接进到毛居住的窑洞里。只见这位曾被国民党宣传机器形容为“青面獠牙”的领袖，却是一副教书先生模样，蓄着长发，面色泛黄，他的窑洞里只有板凳和土炕，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捏陶烧制的，但洞内却到处摆满了哲学和历史书籍，若是不知天下大事的人，恐怕会以为毛泽东是在修身养性而非指挥军事。毛泽东对李学炎不断强调“民主、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非常肯定地强调：“将来抗战，就要靠你们飞将军。”
当原定20分钟的见面到点时，毛泽东看出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对共产党人仍然充满好奇，索性问他还想见哪位名人，李学炎第一时间想起早年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这一赏格与毛泽东相同，既然价钱一样，自然朱毛的地位也是相当了。得知李学炎的想法后，毛泽东笑着说：“总司令每天下午要打40分钟篮球。”接着，亲自摇电话去确认，再叫人带李学炎去球场。
到了球场，李学炎却没有见到任何“大人物”，而他只记得国民党宣传中的朱德是个“伙夫模样”，“其貌不扬”，却不清楚其真实长相。过了一会，一名勤务兵模样的人坐到李学炎身边，李学炎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但对方似乎没听清楚，于是李学炎想他可能是一名副官而不只是个兵，所以再问他：“您贵姓？”不料那人回答：“小名朱德！”真是人不可貌相。
李学炎想把握机会和朱德多聊几句，没想到朱德非常认真地谈论起国民党空军的实力，表示从纯粹技术角度观察，无论侦察还是轰炸，现在的国民党空军都比早年在江西“围剿”苏区时强大多了，这让李学炎有些五味杂陈。
有了第一次通关的经验，李学炎之后再去延安更是有备而来，他不仅随身带着笔记本请求中共领袖们签名留念，甚至还带着照相机去为他们拍照，然后剪辑成册，留下今天后人所看见的题词。再过了十余年后，国共再度分道扬镳，随国民党逃台的李学炎仍然带着这些珍贵纪念，直到去世前夕才披露了“只言片语”，让后人回味那段特殊的历史。
（作者为《新民晚报》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红军地上走，他们天上炸
李学炎，广东梅县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三期，高级飞行训练时被分配到轰炸专业，相继飞过道格拉斯O-2MC（时称“大达机”）、可塞式（Corsair）以及诺斯罗普（时称“诺斯洛普”，Notthrop Gamma 2E）飞机。
航校三期原计划于1934年底结业，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进入高潮，前线的国民党军急需飞行员驾机轰炸苏区纵深，因此把航校教员都征调走了，甚至连三期准毕业生里也被挑走六名飞行尖子，去为第五期新生带飞舰队式（时称“弗力提”，Fleet）初级教练机。而等到10月，航校又收到支援前线的命令，不得不安排更多的三期生驾驶教练机去参加内战。
对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来说，对地攻击的最佳型号当属新到货的诺斯罗普单翼飞机，但考虑到国共交战的江西山区地形复杂，单翼机的转弯半径远大于双翼机，所以最后决定安排9架可塞式（V-91C Corsair）教练机上场，它们被分配到中央空军第2队，队长是王勋（即王叔铭），副队长王伯岳，三名分队长则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归来的原东北空军老将孙仲华、李世珍、王星垣。
当时第2队的驻地是江西南昌，机场就在鄱阳湖畔，这批稚嫩的航校三期生先坐在可塞机后座熟悉当地环境，飞两趟后再被放单飞。其实，当1934年10月李学炎去第2队报到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已经决定放弃苏区向西突围，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国民党空军则一路尾随，追炸不止。当红军进入四川后，国民党空军为支援负责围堵的胡宗南部队，多次派机轰炸中共首脑机关驻扎地松潘。1935年7月17日，云南航空学校毕业的国民党空军第3队副队长朱嘉鸿带着广东航空学校毕业的队员郭诗东，共同驾驶编号为“305”的道格拉斯飞机前往松潘西北方向袭击红军，结果在名为“色耳古”的地方被红军击落毙命。事情仅过了半个月，8月3日，已调入第6队的李学炎也奉命空袭松潘，当天领队长机由已升任第6队队长的王伯岳驾驶，其后座上端坐李学炎的同期同学、准尉见习官谢集泰，没想到这架长机也步了305号机的后尘，在低空扫射时被红军机枪击落，两人当场殒命。此战之后，李学炎又多次驾机经过现场，还能发现那架飞机的残骸仍留在山头上。
当中央航校四期结业后，又有四名新队员来第6队报到，其中杨国健和俞荫椿两名少尉在1936年1月1日共同驾驶“605”号机空袭四川金鸡关的红军阵地时，因导航失误撞到荒山上，无一幸存。
从长沙到广州
1936年注定是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一年，尽管付出巨大牺牲，工农红军依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结束了长征，在陕甘宁交界处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快，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全国民众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实力派的强烈反对，随之发生一连串“政治地震”。
1936年6月至9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与广西桂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联合举兵反蒋，由于广东空军实力不俗，蒋介石特命中央空军将配备新式诺斯罗普轰炸机的第2、9队转调湖南长沙，不时前往广东与广西边界侦察，监视两广部队是否有北上迹象，其间也曾遭遇对方飞机拦截，但大家似乎有所默契，一经接触就各自回避，避免擦枪走火。
两广事变最终以广东空军被蒋介石重金策反，陈济棠下野流亡而告终，中央空军则全盘接收原广东空军的人员和物资，其中李学炎随第6队进驻广州天河机场，对他来说，这可是回到了广东老家，母亲特意从梅县赶来与他相会，而李学炎的同学更是在当地完成终身大事。
到了12月间，李学炎因患上伤寒住院，没想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安强逼东北军、西北军“剿共”的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扣押，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打谈并举”的路线，命令中央空军第6队急调洛阳，摆出轰炸西安的架势。这次调动中，只有李学炎一人没法前往，等到他出院后，就直接调到新成立的中央航校广州分校（即之前的广东空军航校），担任第八期飞行生的教官。
为延安运送军饷
1937年初，李学炎再度回到第6队，当时西安事变已经政治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已全面接管整个陕西的防务，空军第6队和第4队也驻扎在西安机场，而他们担负的任务已不再是去轰炸陕甘宁边区的红军，而是专门负责与边区的中共政权进行联络。
原来，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就与中共开始合作，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愿意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部队改编，将红军重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于事涉重大，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必须经常往来于延安和西安进行会商，国民党空军奉命为他提供交通用机服务。到了1937年2月后，国民政府必须为新改编红军提供军饷，大批现金都从南京国库先运到西安，再由当地驻防部队负责转送延安。
然而，首次担负解饷任务的国民党空军第4队专机出发后，却在黄土高原上找不到领航参照坐标，导致无功而返。由于这是国共双方二度合作的开始，出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引起误解，国民政府遂将任务转交第6队执行，上峰还交代要选最好的飞行员，最终队长金雯挑中刚刚归队的李学炎。
李学炎自己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先找来当时唯一由《申报》发行的1∶20万比例地图进行研究，可是等到自己真的驾驶“602”号可塞式飞机升空，才发现地图上标注的许多河流都已干涸，“靠河找路”显然行不通，于是他只能跟踪地面上唯一比较清晰的痕迹——马车路，一段一段地向延安推进，最终抵达目的地。
与毛泽东、朱德等
零距离交流
边区非常欢迎李学炎的到来，而他也对这群山沟里的共产主义者充满了好奇。负责接收军饷的是当时主管边区财政的林伯渠，李学炎发现这位“财政一把手”居然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这与中国传统上管钱的人颇不相称，显示共产党有着清廉的一面，而林伯渠告诉这位国民党飞行员，红军每人每月都是领一块钱，其他物资都是真正的“共产”。
由于是首位送礼物而非扔炸弹来的国民党飞行员，李学炎还得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接见，直接进到毛居住的窑洞里。只见这位曾被国民党宣传机器形容为“青面獠牙”的领袖，却是一副教书先生模样，蓄着长发，面色泛黄，他的窑洞里只有板凳和土炕，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捏陶烧制的，但洞内却到处摆满了哲学和历史书籍，若是不知天下大事的人，恐怕会以为毛泽东是在修身养性而非指挥军事。毛泽东对李学炎不断强调“民主、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非常肯定地强调：“将来抗战，就要靠你们飞将军。”
当原定20分钟的见面到点时，毛泽东看出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对共产党人仍然充满好奇，索性问他还想见哪位名人，李学炎第一时间想起早年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这一赏格与毛泽东相同，既然价钱一样，自然朱毛的地位也是相当了。得知李学炎的想法后，毛泽东笑着说：“总司令每天下午要打40分钟篮球。”接着，亲自摇电话去确认，再叫人带李学炎去球场。
到了球场，李学炎却没有见到任何“大人物”，而他只记得国民党宣传中的朱德是个“伙夫模样”，“其貌不扬”，却不清楚其真实长相。过了一会，一名勤务兵模样的人坐到李学炎身边，李学炎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但对方似乎没听清楚，于是李学炎想他可能是一名副官而不只是个兵，所以再问他：“您贵姓？”不料那人回答：“小名朱德！”真是人不可貌相。
李学炎想把握机会和朱德多聊几句，没想到朱德非常认真地谈论起国民党空军的实力，表示从纯粹技术角度观察，无论侦察还是轰炸，现在的国民党空军都比早年在江西“围剿”苏区时强大多了，这让李学炎有些五味杂陈。
有了第一次通关的经验，李学炎之后再去延安更是有备而来，他不仅随身带着笔记本请求中共领袖们签名留念，甚至还带着照相机去为他们拍照，然后剪辑成册，留下今天后人所看见的题词。再过了十余年后，国共再度分道扬镳，随国民党逃台的李学炎仍然带着这些珍贵纪念，直到去世前夕才披露了“只言片语”，让后人回味那段特殊的历史。
（作者为《新民晚报》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