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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九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提出，政府应当制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集中精力办好五到十所大学，使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一时之间，国内学者纷纷做出回应，《申报》、《大公报》等主要媒体进行了持续报道，大小期刊相关争论文章不断，形成了“战后学术界之首次大论战”，“情绪之热烈，为近年来所罕见”（《申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时光流转，当年争论的声音早已湮没在泛黄的故纸堆中；旧事重温，民国学人对高等教育的关切，却依旧动人心弦。
事情当从这一年九月八日《大公报》的一篇报道说起。九月初，胡适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返回北平之后，与《大公报》记者谈称：
此行与蒋主席、张群院长谈及希望能定出个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因今年官费留学生有二百名，自费者亦有一千二百人，考官费未取而为许与自费同等者又有六百人。此笔留学费用共计四百万美金，而有五千学生之北大，一年所得只一万五千美金，此浩大支出若给我们学堂，可以做多少事。自己学术上有了地位，又何必一定非要到外国第二、三、四流学校去镀金不可？美国学术地位经三十年努力，已由学术独立做到领导地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有一百四十单位以上，大家都在吃稀饭，一千年也爬不上去。中国应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倾全国之力，只办东京及京都两帝大，到最近十几年才以余力在九州、汉城、台湾添了几个。
我这个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就是第一个五年由政府指定五个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这自然非有一点偏私不可。依我推荐，这五个大学应为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及中大，到第二个五年再培植五个大学，以此达到争取世界学术地位，至少要比外国的二、三等大学有地位。
报道刊出之后，南开大学教务长陈序经率先发难，在九月十一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一文，对胡适的观点提出质疑。陈氏认为，胡适所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然而笔锋一转，又抛出了自己的疑问：“胡先生不知何所根据，而推荐这五个大学？”对于留学问题，陈氏认为，充实国内大学的图书仪器与出洋留学功用不同，不可偏废：“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充实国内大学的设备固是很重要，而出洋留学尤宜注意。我们不要忘记世界学界而尤其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
与此同时，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也致函胡适，一面称胡适的计划“远瞻高瞩，心长语重”，一面则明知故问：“不知所言中大，是指南京中央大学，抑指广州之中山大学？”（《中央日报》，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中山大学也能分一杯羹。
此外，各地学者也陆续表态，意见纷呈。九月十四日，《申报》刊出快讯，称胡适所说的“中大”，乃指中央大学，并预告胡适“对各方反响将做总答复”。九月二十八日，“总答复”姗姗来迟。这篇题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长文在《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上同时刊出。文章一开头，胡适便做出声明，强调自己所说的“学术独立”并非“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因此，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在文章当中，胡适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十年计划”，认为在第一个五年应该着力扶植先前提及的五所大学，在第二个五年则可视各校办学成绩，再添五所大学。此外，胡适特别指出，“大学”的观念应当彻底改变：
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
如果说，陈序经与邹鲁的质疑尚有意气之争的味道，胡适的答复则显然更具学理性，触及了更为本质的问题：留学之后应该怎样？中国的大学应当何去何从？文章发表之后，各类报纸、期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当时影响极广的《观察》周刊，便就此问题先后刊出了季羡林、金克木、陈序经三位学者的文章，以及国立七大学研究所同学会的相关意见。政府要员如教育部长朱家骅、国民政府委员翁文灏，高校校长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武大校长周鲠生、交大校长程孝刚、复旦校长章益，知名学者如朱光潜、李石曾、胡先骕、齐思和、陈旭麓等均就此发表了见解。沉寂已久的学术界，难得迎来了一次热烈的争论。
仔细读下来，各方论战的文章，也不外乎胡适所提及的两个问题：一是留学，二是国内大学的建设。
对于留学问题，学者们或提出加强对留学生素质的考核，或强调充实设备、便利留学生归国服务，或主张延聘外国学者，不一而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的《论现行的留学政策》（《观察》，一九四七年第三卷第七期）与金克木的《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观察》，一九四七年第三卷第十二期）这两篇文章。这两位日后名满天下的学者，一位刚结束十年的留德生涯，在北大担任东方语文学系主任，一位则是从印度学习梵文归来，此时任教于武汉大学。
季羡林的文章从批评留学的动机入手：“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国去，并不是想去念书。他们只是想去混一个资格，回来好做事，就是所谓‘镀金’。”动机既然不纯，留学中的种种“怪现状”也就在所难免了：
他们一下火车或船，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打听，哪一个学校最容易，哪一个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选定了，第一次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张嘴要论文题目。……让外国教授冲过几次锋以后，论文终于进行起来。这时候需要教授帮忙的地方更多了。于是有许多中国学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国人特有的本领：送礼，不客气地说，就是贿赂。……好容易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论文做完，或请求教授认为是做完，他们就开始预备口试。同时心里已经开始做回国的计划了。 这些留学生好歹还是在念书，最让季先生愤懑的还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官二代”们：
但也有许多学生根本一句书也不念，终日游手好闲，坐咖啡馆，找女朋友，甚至贩卖黑货，上法庭，坐牢狱，专门替中国丢脸。在数量上说，这一类的学生非常多。国内达官贵人的孩子几乎全属于这一类。
如果说季先生主要是从消极的一面谈当时留学的弊端，金先生则是从积极的一面着眼，触及到留学政策的整体规划，以及出洋留学与学术独立相配合的问题。其文不唯见解独到，抑且妙喻迭出：
譬如有一个人到少林寺学打拳，他的目的首先是要学得青出于蓝，至少是与老师及师兄弟并驾齐驱，不辱少林派的名目才行。若他仅仅住过少林寺学过拳，即使头上烧九个香疤，也只能算是游方和尚挂了单，也许还不如寺中挑水的凡夫。……进一步说，他精通了拳术，回到故乡，若丢了拳法，或专以打人为业，并不教人，或则也授徒，但一代不如一代；这样，在他个人算是学过拳，但在他故乡说，以后的人仍得跑到嵩山去学，仍和没有这个人一样。必须有一些人都怀着自立拳派的目的去学，回来后确能把少林的一套在本乡传授，使一代胜过一代，甚至别开新派为少林所佩服，这才算建立了少林的一支，或成功了拳术一派。以后也许还有人要到少林去特别学暗箭之类的秘传，但大多数却不必跋涉而能成为技击名家了。
因此作者建议，胡适先生应当另拟一个十年留学计划，一方面延聘外籍名家，充实设备，一方面有计划地派人留学回来传授，自建根据地。与此同时，作者又提出几项原则性建议：首先，有研究经验者应当优先出国；其次，政府应当着重考核此人出国期间的研究成果，而非学位头衔；第三，留学者归国之后应当有施展的空间与继续进修的机会。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让人不得不感叹金先生思想的超前。
相比于留学问题，关于国内大学建设的讨论，由于牵涉到利益的冲突与政见的分歧，显得就不那么纯粹了。
在推荐名单之内的五所大学，自然对胡适的计划深表赞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表示：“对于胡先生的计划，在原则上完全赞成。”（《益世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也认为：“胡适校长是我们的领导者，他的意见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的意见。”（《益世报》，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则为复旦、交大等校鸣不平：“如以历史评定其优良，交通大学立校五十年，为我国大学中之最早者。如以办学努力之成绩言，则‘复旦’、‘南开’两大学，成绩卓著……”（《申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则认为，应当将扶助的重点放在院系而非学校上：“大学包括部门甚广，各校各有其特长，华西大学之牙科，金陵大学之农科，即非北大等五校之长，发展学术，应就其特长部门，协助发展，使臻于国际第一流学术地位。”（《申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这一观点可谓有理有据，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而那些无望上榜的高校，则转而主张平均发展，甚至主张优先扶持弱小学校。如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林一民便认为：“政府对于历史短、设备差之大学，应尽力扶植，使与历史久、设备佳之各大学，并驾齐驱，然后再谋各校之普遍发展。”（《申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
除经费的分配外，尚有不少学者提及学术自由的问题。如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在《世纪评论》（一九四八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标题即为《除非教授治校，学术难望独立》。知名画家、民盟盟员李慕白也强调：“研究学术，发表言论必须有充分自由。”（《世纪评论》，一九四七年第二卷第十八期）学术独立本来便有两重涵义：学术独立于政治；一国的学术不依赖于他国。胡适所指的虽是后者，但教授们感受更强烈的，恐怕还是国民政府对学术自由的干涉。
此外，还有学者谈及思想自由与思想自主，这些意见或明或暗，均直指胡适本人。时任大夏大学教员的陈旭麓即坦率指出：“胡先生也曾为思想自由奋斗过，也曾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出过力；而对面临的重重阴影，连念念符咒的勇气都没有了……胡先生有建立学术独立的雄心，而没有抨击恶势力的勇气，今日之胡先生与五四时代之胡先生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时与文》，一九四七年第二卷第十四期）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则认为，学术独立的前提乃是思想自主，进而批评当时思想界盲目崇洋趋新的风气：“杜威来华，我们的思想界便跟杜威走。罗素来华，我们的思想界又跟罗素走。……思想不自主，胸无定见，内失所持，唯盲目的仇旧，或盲目的趋新……”（《申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如果说陈旭麓的批评多少带有左翼知识分子的激愤之情，谢幼伟的论断则确实直指问题的要害，值得深思。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角，胡适的反应如何呢？从报章杂志的报道来看，胡适虽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基本未对其他学者的看法做正面回应，而只是一再重申之前的观点。翻检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除了日常公务与各类应酬，便是对《水经注》的研究，对于此次论战并未提及。这一年年底，胡适因公赴南京，在返回北平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称：“京中甚忙，故连张院长（指行政院院长张群——笔者注）亦未得见。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尚谈不到。”（《大公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这番谈话仿佛也暗示着这场论战终将无果而终。与此同时，在教师方面，教授们不断抱怨入不敷出；学生方面，抗议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的运动席卷北平，北大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胡适也已无暇顾及这一计划了。
事隔半个多世纪，当今日的读者重温这场论战，难免会想起胡适早年在《非留学篇》当中的热切呼喊：“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而《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的写作时间，恰恰是一九四七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学术独立的愿望，几乎贯穿了胡适的一生。我们或许还会记起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所作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当中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对于那一代学人而言，学术独立有如民族独立，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事有凑巧，在这场论战开展的同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也正在进行。十月十八日，包括胡适、陈寅恪、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竺可桢、李四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者在内的一百五十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公布，等待着半年之后的正式选举。这一个个为今人所羡称的名字，隐隐透露出民国学术独立的一线曙光。
然而，这一线微弱的曙光，也很快被战争的阴云所掩盖。
事情当从这一年九月八日《大公报》的一篇报道说起。九月初，胡适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返回北平之后，与《大公报》记者谈称：
此行与蒋主席、张群院长谈及希望能定出个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因今年官费留学生有二百名，自费者亦有一千二百人，考官费未取而为许与自费同等者又有六百人。此笔留学费用共计四百万美金，而有五千学生之北大，一年所得只一万五千美金，此浩大支出若给我们学堂，可以做多少事。自己学术上有了地位，又何必一定非要到外国第二、三、四流学校去镀金不可？美国学术地位经三十年努力，已由学术独立做到领导地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有一百四十单位以上，大家都在吃稀饭，一千年也爬不上去。中国应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倾全国之力，只办东京及京都两帝大，到最近十几年才以余力在九州、汉城、台湾添了几个。
我这个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就是第一个五年由政府指定五个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这自然非有一点偏私不可。依我推荐，这五个大学应为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及中大，到第二个五年再培植五个大学，以此达到争取世界学术地位，至少要比外国的二、三等大学有地位。
报道刊出之后，南开大学教务长陈序经率先发难，在九月十一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一文，对胡适的观点提出质疑。陈氏认为，胡适所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然而笔锋一转，又抛出了自己的疑问：“胡先生不知何所根据，而推荐这五个大学？”对于留学问题，陈氏认为，充实国内大学的图书仪器与出洋留学功用不同，不可偏废：“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充实国内大学的设备固是很重要，而出洋留学尤宜注意。我们不要忘记世界学界而尤其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
与此同时，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也致函胡适，一面称胡适的计划“远瞻高瞩，心长语重”，一面则明知故问：“不知所言中大，是指南京中央大学，抑指广州之中山大学？”（《中央日报》，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中山大学也能分一杯羹。
此外，各地学者也陆续表态，意见纷呈。九月十四日，《申报》刊出快讯，称胡适所说的“中大”，乃指中央大学，并预告胡适“对各方反响将做总答复”。九月二十八日，“总答复”姗姗来迟。这篇题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长文在《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上同时刊出。文章一开头，胡适便做出声明，强调自己所说的“学术独立”并非“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因此，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在文章当中，胡适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十年计划”，认为在第一个五年应该着力扶植先前提及的五所大学，在第二个五年则可视各校办学成绩，再添五所大学。此外，胡适特别指出，“大学”的观念应当彻底改变：
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
如果说，陈序经与邹鲁的质疑尚有意气之争的味道，胡适的答复则显然更具学理性，触及了更为本质的问题：留学之后应该怎样？中国的大学应当何去何从？文章发表之后，各类报纸、期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当时影响极广的《观察》周刊，便就此问题先后刊出了季羡林、金克木、陈序经三位学者的文章，以及国立七大学研究所同学会的相关意见。政府要员如教育部长朱家骅、国民政府委员翁文灏，高校校长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武大校长周鲠生、交大校长程孝刚、复旦校长章益，知名学者如朱光潜、李石曾、胡先骕、齐思和、陈旭麓等均就此发表了见解。沉寂已久的学术界，难得迎来了一次热烈的争论。
仔细读下来，各方论战的文章，也不外乎胡适所提及的两个问题：一是留学，二是国内大学的建设。
对于留学问题，学者们或提出加强对留学生素质的考核，或强调充实设备、便利留学生归国服务，或主张延聘外国学者，不一而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的《论现行的留学政策》（《观察》，一九四七年第三卷第七期）与金克木的《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观察》，一九四七年第三卷第十二期）这两篇文章。这两位日后名满天下的学者，一位刚结束十年的留德生涯，在北大担任东方语文学系主任，一位则是从印度学习梵文归来，此时任教于武汉大学。
季羡林的文章从批评留学的动机入手：“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国去，并不是想去念书。他们只是想去混一个资格，回来好做事，就是所谓‘镀金’。”动机既然不纯，留学中的种种“怪现状”也就在所难免了：
他们一下火车或船，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打听，哪一个学校最容易，哪一个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选定了，第一次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张嘴要论文题目。……让外国教授冲过几次锋以后，论文终于进行起来。这时候需要教授帮忙的地方更多了。于是有许多中国学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国人特有的本领：送礼，不客气地说，就是贿赂。……好容易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论文做完，或请求教授认为是做完，他们就开始预备口试。同时心里已经开始做回国的计划了。 这些留学生好歹还是在念书，最让季先生愤懑的还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官二代”们：
但也有许多学生根本一句书也不念，终日游手好闲，坐咖啡馆，找女朋友，甚至贩卖黑货，上法庭，坐牢狱，专门替中国丢脸。在数量上说，这一类的学生非常多。国内达官贵人的孩子几乎全属于这一类。
如果说季先生主要是从消极的一面谈当时留学的弊端，金先生则是从积极的一面着眼，触及到留学政策的整体规划，以及出洋留学与学术独立相配合的问题。其文不唯见解独到，抑且妙喻迭出：
譬如有一个人到少林寺学打拳，他的目的首先是要学得青出于蓝，至少是与老师及师兄弟并驾齐驱，不辱少林派的名目才行。若他仅仅住过少林寺学过拳，即使头上烧九个香疤，也只能算是游方和尚挂了单，也许还不如寺中挑水的凡夫。……进一步说，他精通了拳术，回到故乡，若丢了拳法，或专以打人为业，并不教人，或则也授徒，但一代不如一代；这样，在他个人算是学过拳，但在他故乡说，以后的人仍得跑到嵩山去学，仍和没有这个人一样。必须有一些人都怀着自立拳派的目的去学，回来后确能把少林的一套在本乡传授，使一代胜过一代，甚至别开新派为少林所佩服，这才算建立了少林的一支，或成功了拳术一派。以后也许还有人要到少林去特别学暗箭之类的秘传，但大多数却不必跋涉而能成为技击名家了。
因此作者建议，胡适先生应当另拟一个十年留学计划，一方面延聘外籍名家，充实设备，一方面有计划地派人留学回来传授，自建根据地。与此同时，作者又提出几项原则性建议：首先，有研究经验者应当优先出国；其次，政府应当着重考核此人出国期间的研究成果，而非学位头衔；第三，留学者归国之后应当有施展的空间与继续进修的机会。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让人不得不感叹金先生思想的超前。
相比于留学问题，关于国内大学建设的讨论，由于牵涉到利益的冲突与政见的分歧，显得就不那么纯粹了。
在推荐名单之内的五所大学，自然对胡适的计划深表赞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表示：“对于胡先生的计划，在原则上完全赞成。”（《益世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也认为：“胡适校长是我们的领导者，他的意见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的意见。”（《益世报》，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则为复旦、交大等校鸣不平：“如以历史评定其优良，交通大学立校五十年，为我国大学中之最早者。如以办学努力之成绩言，则‘复旦’、‘南开’两大学，成绩卓著……”（《申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则认为，应当将扶助的重点放在院系而非学校上：“大学包括部门甚广，各校各有其特长，华西大学之牙科，金陵大学之农科，即非北大等五校之长，发展学术，应就其特长部门，协助发展，使臻于国际第一流学术地位。”（《申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这一观点可谓有理有据，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而那些无望上榜的高校，则转而主张平均发展，甚至主张优先扶持弱小学校。如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林一民便认为：“政府对于历史短、设备差之大学，应尽力扶植，使与历史久、设备佳之各大学，并驾齐驱，然后再谋各校之普遍发展。”（《申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
除经费的分配外，尚有不少学者提及学术自由的问题。如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在《世纪评论》（一九四八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标题即为《除非教授治校，学术难望独立》。知名画家、民盟盟员李慕白也强调：“研究学术，发表言论必须有充分自由。”（《世纪评论》，一九四七年第二卷第十八期）学术独立本来便有两重涵义：学术独立于政治；一国的学术不依赖于他国。胡适所指的虽是后者，但教授们感受更强烈的，恐怕还是国民政府对学术自由的干涉。
此外，还有学者谈及思想自由与思想自主，这些意见或明或暗，均直指胡适本人。时任大夏大学教员的陈旭麓即坦率指出：“胡先生也曾为思想自由奋斗过，也曾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出过力；而对面临的重重阴影，连念念符咒的勇气都没有了……胡先生有建立学术独立的雄心，而没有抨击恶势力的勇气，今日之胡先生与五四时代之胡先生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时与文》，一九四七年第二卷第十四期）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则认为，学术独立的前提乃是思想自主，进而批评当时思想界盲目崇洋趋新的风气：“杜威来华，我们的思想界便跟杜威走。罗素来华，我们的思想界又跟罗素走。……思想不自主，胸无定见，内失所持，唯盲目的仇旧，或盲目的趋新……”（《申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如果说陈旭麓的批评多少带有左翼知识分子的激愤之情，谢幼伟的论断则确实直指问题的要害，值得深思。
作为此次论战的主角，胡适的反应如何呢？从报章杂志的报道来看，胡适虽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基本未对其他学者的看法做正面回应，而只是一再重申之前的观点。翻检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除了日常公务与各类应酬，便是对《水经注》的研究，对于此次论战并未提及。这一年年底，胡适因公赴南京，在返回北平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称：“京中甚忙，故连张院长（指行政院院长张群——笔者注）亦未得见。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尚谈不到。”（《大公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这番谈话仿佛也暗示着这场论战终将无果而终。与此同时，在教师方面，教授们不断抱怨入不敷出；学生方面，抗议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的运动席卷北平，北大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胡适也已无暇顾及这一计划了。
事隔半个多世纪，当今日的读者重温这场论战，难免会想起胡适早年在《非留学篇》当中的热切呼喊：“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而《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的写作时间，恰恰是一九四七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学术独立的愿望，几乎贯穿了胡适的一生。我们或许还会记起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所作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当中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对于那一代学人而言，学术独立有如民族独立，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事有凑巧，在这场论战开展的同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也正在进行。十月十八日，包括胡适、陈寅恪、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竺可桢、李四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者在内的一百五十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公布，等待着半年之后的正式选举。这一个个为今人所羡称的名字，隐隐透露出民国学术独立的一线曙光。
然而，这一线微弱的曙光，也很快被战争的阴云所掩盖。